公元263年冬，曹魏征西将军邓艾的铁骑踏破剑门关，蜀汉政权在绵竹之战后彻底崩塌。当后主刘禅捧着降表走出成都城门时，随行队伍中一位身着素服的青年官员格外引人注目——他便是邓良，蜀汉车骑将军邓芝之子，东汉开国名将邓禹的六世孙。这位承载着三代功勋的贵族后裔，其人生轨迹恰似一部微缩的蜀汉兴亡史。
一、名门血脉：邓氏家族的百年传承
邓良的家族谱系堪称一部活态的东汉至三国政治史。其始祖邓禹为光武帝刘秀的"云台二十八将"之首，助刘秀平定河北、定鼎洛阳，被封为高密侯。至邓良父亲邓芝时，家族已历五世显宦。邓芝在蜀汉政权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他于建安十九年（214年）入蜀，先后担任广汉太守、尚书，刘备白帝城托孤后，他以车骑将军身份出使东吴，成功修复因夷陵之战破裂的吴蜀联盟。孙权曾盛赞其"当与孔明共事耳"，足见其在三国外交舞台上的分量。
作为邓芝独子，邓良自幼接受严格的士族教育。延熙十四年（251年）邓芝病逝后，他承袭阳武亭侯爵位，正式踏入政坛。这种世袭制度在魏晋时期极为普遍，据《晋书·职官志》记载，当时"公侯之子，未达二十而嗣爵者，得服父之服"，邓良的仕途起点远高于普通士族。
二、蜀汉末路：降表背后的政治抉择
景耀六年（263年）秋，邓艾偷渡阴平的奇袭彻底打乱蜀汉防御体系。当诸葛瞻父子战死绵竹的消息传来，成都朝廷陷入恐慌。此时邓良正担任尚书左选郎，这个从五品的中央官职虽不算显要，却掌握着官员选拔的关键权力。据《三国志·后主传》记载，刘禅在谯周"全师保境"的劝说下，最终决定向邓艾投降。
11月，邓良以驸马都尉的身份，与侍中张绍、光禄大夫谯周组成使团，携带着蜀汉印绶和降表前往雒县（今四川广汉）拜见邓艾。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会面充满戏剧性：当邓艾展开降表时，发现这位年轻使者的父亲正是三十年前与自己祖父邓禹齐名的名将邓芝。据《华阳国志》记载，邓艾"得书大喜，表良为奉车都尉"，但这个封赏尚未落实，成都便已发生剧变。
三、西晋新局：广汉太守的仕途终章
蜀汉灭亡后，邓良的命运与西晋政权紧密相连。咸熙元年（264年）司马炎代魏称帝，立即对蜀汉旧臣进行重新安置。最初，晋武帝任命邓良为某州郡守，但因其母年迈不愿远行，邓良毅然辞官归家。这种"侍母至孝"的行为符合魏晋时期"以孝治天下"的伦理标准，反而赢得司马炎的赞赏。
最终，邓良被改任为广汉太守。这个选择颇具深意：广汉郡（治今四川广汉北）地处成都平原东北，既是邓氏家族的发迹之地（邓芝曾任广汉太守），又位于连接中原与南中的战略要道。据《益州记》记载，邓良在任期间"政尚宽简，民安其业"，其治理风格明显继承了父亲邓芝"清廉不治私产"的家风。
然而，这位名门之后的历史记载在此戛然而止。关于他的卒年，史书仅留下"后卒于官"的模糊记载。结合西晋初期对蜀汉旧臣的防范政策，可以推测邓良的仕途可能受到一定限制。但与其他蜀汉遗臣相比（如关羽家族被庞会灭门、姜维全家被杀），他能够保全性命并官至太守，已属难得。
四、历史回响：士族政治的微观样本
邓良的人生轨迹，折射出魏晋时期士族政治的复杂面貌。作为功臣之后，他既享受着世袭爵位带来的特权，又必须在新旧政权交替中谨慎抉择。当蜀汉灭亡时，他没有像姜维那样试图复国，也没有如谯周般积极劝降，而是选择以使节身份完成政权交接，这种"中庸之道"恰恰体现了士族阶层在乱世中的生存智慧。
从更宏观的历史视角看，邓氏家族的兴衰与三国至西晋的政治变迁同步。邓禹开创的高密侯国历经东汉百年，至邓芝时转型为蜀汉重臣，最终在邓良手中完成向西晋官僚体系的过渡。这种家族命运的沉浮，正是中国历史上"门阀政治"演变的生动注脚。
当今天我们站在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土台上，或许能想象一千七百多年前，那位身着朝服的广汉太守如何在这片土地上治理一方。邓良的故事早已湮没在历史长河中，但他作为士族政治的活化石，依然为后人理解那个时代提供了珍贵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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