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朝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唐高宗李治常被贴上“仁懦”“傀儡”的标签，甚至因妻子武则天称帝而长期被忽视。然而，当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会发现这位看似温和的帝王实则深谙权谋之道，以“扮猪吃老虎”的策略在储位争夺、朝堂制衡与疆域扩张中屡出奇招，最终将唐朝推向巅峰。
一、储位之争：以“不争”破局
贞观年间的太子之争堪称唐代最激烈的权力修罗场。嫡长子李承乾因谋反被废，四子李泰野心勃勃，甚至抛出“杀子立弟”的狠话以表忠心。在这场兄弟阋墙的斗争中，排行第九的李治却以“仁孝”为盾牌，始终扮演着温顺的闲散王爷。
他每日晨昏定省，侍奉病中的唐太宗，甚至亲自为父亲吮吸毒疮；当李承乾与李泰双双被贬时，他上书请求父皇“念及父子之情，厚待兄长”。这种表面上的“不争不抢”，实则是精心设计的政治表演。唐太宗晚年曾忧心忡忡地对长孙无忌说：“雉奴仁懦，得无为宗社忧？”但正是这份“仁懦”，让李治在兄弟两败俱伤后，成为唯一符合“长幼有序”与“仁孝治国”理念的继承人。
更关键的是，李治深谙“示弱以蓄势”的权谋精髓。继位前，他先将名将李绩贬为叠州都督，继位后又迅速提拔其为宰相，通过“先贬后升”的恩威并施，彻底收服这位手握重兵的元勋。这种手段比唐太宗的直接敲打更显城府，也为他日后独掌朝政埋下伏笔。
二、朝堂制衡：借力打力的政治棋局
李治即位初期，长孙无忌与褚遂良等元老重臣把持朝政，形成强大的关陇集团。面对这些“父皇留下的辅政大臣”，李治并未直接对抗，而是以“生病”为借口，逐步将权力过渡给武则天。这一招实为“借刀杀人”——通过扶持武则天对抗关陇集团，自己则隐于幕后操控全局。
永徽六年（655年），李治力排众议废黜王皇后，改立武则天为后。此举看似是“宠妻灭嫡”的昏招，实则是打破门阀垄断的关键一步。武则天出身寒门，其母族杨氏与关陇集团毫无瓜葛，她的上位标志着唐朝从“关陇本位”向“科举取士”的转型。李治甚至默许武则天重用许敬宗、李义府等寒门官员，通过制度性改革削弱世家大族的势力。
当武则天逐渐掌权后，李治又以《大帝遗诏》进行制衡，规定“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处分”。一个“兼取”二字，既承认武后的权力，又防止其独断，尽显帝王心术。这种“利用—制衡”的循环策略，让李治在病榻之上仍能牢牢掌控朝局。
三、疆域扩张：隐忍后的雷霆一击
如果说朝堂制衡是李治的“文治”，那么疆域扩张则是他的“武功”。显庆五年（660年）后，李治因风眩症频繁头晕，看似无力理政，实则将精力转向军事战略。他亲自部署对西突厥、百济、高句丽的征伐，通过“以战养战”的策略，将唐朝版图推向极盛。
灭西突厥（657年）：李治任命苏定方为伊丽道行军大总管，率军穿越沙漠，在金沙山之战中全歼西突厥主力，俘获可汗阿史那贺鲁，将安西都护府迁至碎叶城，控制中亚咽喉。
灭百济（660年）：苏定方率十万大军横渡黄海，在熊津江口大破百济军，俘获国王扶余义慈，设立熊津都督府，打通朝鲜半岛战略通道。
灭高句丽（668年）：李治调集契苾何力、薛仁贵等名将，历时七年攻破平壤，设立安东都护府，将辽东纳入版图。
这三场战争使唐朝疆域东至朝鲜半岛，西达中亚咸海，北抵贝加尔湖，南越越南横山，面积达1237万平方公里，创下历代之最。欧洲史书甚至将李治的西征称为“黄祸”，足见其军事威慑力。
四、历史误读：被标签掩盖的权谋真相
后世对李治的误解，源于他刻意营造的“仁懦”形象。但细观其生平，会发现处处是权谋的痕迹：
性格伪装：他表面孝顺友爱，实则对权力极度渴望。当李泰威胁储位时，他暗中联络李绩等元勋，通过“清君侧”的舆论造势，最终让李泰因“谋储”罪名被贬。
用人之道：他重用许敬宗、李义府等“奸佞”，实则利用其贪欲牵制关陇集团；晚年提拔王方翼等武将家族，平衡寒门与世族的矛盾。
制度创新：他修订《永徽律疏》，完善科举制度，为寒门子弟开辟上升通道，从根本上动摇门阀政治的基础。
正如《述圣记碑》所载，李治虽未直言功绩，却以疆域版图与制度革新默默书写着“大智若愚”的帝王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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