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坛群星璀璨，杜甫以“诗圣”之名独树一帜。他的一生如波澜壮阔的长卷，既有壮游山河的豪情，也有困守长安的落魄；既有战乱流离的悲怆，也有草堂安居的片刻宁静。这位现实主义诗人用1500余首诗作，将个人命运与时代洪流紧密交织，为中国文学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一、家世与早年：诗书传家的起点
杜甫（712—770）出生于河南巩县（今巩义市）的士族家庭，祖籍襄阳（今湖北）。其祖父杜审言是初唐著名诗人，曾任文馆直学士，父亲杜闲官至朝议大夫、兖州司马。杜甫自幼接受严格的诗书教育，七岁能作诗，九岁习书法，十四岁便以“文采动京师”。
开元二十三年（735年），二十四岁的杜甫赴洛阳参加进士考试落第，却未因此消沉。他开启“裘马清狂”的漫游生涯，北游齐鲁，南至吴越，在泰山脚下写下早期代表作《望岳》：“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首诗以雄浑笔触勾勒泰山壮景，既展现青年杜甫的壮志豪情，也暗含对“兼济天下”政治理想的追求。
二、长安十年：困顿中的现实觉醒
天宝六载（747年），杜甫再次赴长安应试，却因权臣李林甫“野无遗贤”的闹剧落选。此后十年，他困守长安，生活潦倒，甚至“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这段经历让他深刻目睹社会矛盾：权贵奢靡无度，百姓流离失所。
天宝十载（751年），杜甫献《三大礼赋》得唐玄宗赏识，获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然而，微薄的俸禄难以维系生计，他不得不写下《秋兴八首》等诗，以“香稻啄馀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的隐晦笔法，暗讽权贵盘剥。而《兵车行》则直指唐玄宗穷兵黩武：“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诗中百姓的哭声与征夫的绝望，成为安史之乱前夕最尖锐的预警。
三、安史之乱：家国破碎中的悲歌
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杜甫被俘囚于长安，目睹“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荒凉，写下《春望》：“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以拟人手法将自然景物化为亡国之痛。至德二载（757年），他冒死逃至凤翔，被唐肃宗授为左拾遗，却因直言进谏触怒皇帝，旋即被贬华州司功参军。
流亡途中，杜甫以“三吏”“三别”（《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系列诗，揭露战乱对底层百姓的摧残。在《石壕吏》中，老妇“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的泣诉，与“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的寂静形成强烈反差，将战争的残酷推向极致。
四、草堂岁月：短暂安宁中的忧思
乾元二年（759年），杜甫弃官入蜀，在成都浣花溪畔筑草堂。这段时期，他写下大量描绘自然与田园生活的诗作，如《江畔独步寻花》中“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的明快，与《客至》中“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的质朴，展现了对平凡生活的珍视。
然而，草堂的安宁并未持续太久。上元二年（761年）八月，秋风卷走茅屋三重茅，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呐喊。这首诗从个人苦难升华为对天下苍生的悲悯，将“诗史”精神推向巅峰。
五、夔州与晚年：漂泊中的史诗绝唱
大历元年（766年），杜甫漂泊至夔州（今重庆奉节）。此时他生活困顿，却迎来创作高峰。在《登高》中，“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以壮阔意象浓缩生命沧桑；而“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则将个人漂泊与时代动荡融为一体。
大历三年（768年），杜甫离夔州东下，途经岳阳楼时写下《登岳阳楼》：“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诗中既有对个人孤寂的抒写，更有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忧虑。次年，他在湘江孤舟上病逝，临终前仍心系北方战事。
六、诗作遗产：不朽的“诗史”价值
杜甫的诗作题材广泛，涵盖社会政治、自然风光、亲友深情、历史古迹等。他继承《诗经》现实主义传统，以“沉郁顿挫”的风格，将个人命运与时代紧密结合。其作品不仅具有文学价值，更成为研究唐代社会的“活化石”。
后世对杜甫的评价极高：苏轼称其“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鲁迅赞其“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他的诗作被译为多国语言，对日本、韩国等东亚文学产生深远影响。从《春望》的亡国之痛，到《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的狂喜，再到《江南逢李龟年》的沧桑，杜甫用一生书写了一部“诗中圣哲”的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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