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1914年6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是一场漫长而痛苦的折磨，每3名军人中，只有一人能全身而退。1914-1918这4年仿佛分隔开了新旧两个时代，给这个世界留下了深刻印记。

　　1992年6月28日，事先并未公开，时任法国总统密特朗突然在萨拉热窝现身。彼时彼地，正是波黑战争的核心地带。年事已高的密特朗为什么选在这一天造访此地?因为78年之前，也是在6月28日，也是在萨拉热窝，奥匈帝国王储斐迪南大公被刺杀。而暗杀事件随后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巴尔干再一次面临危机之时，这位老政治家似乎想以一个耐人寻味的举动提醒世人波黑战争的可能意义。

　　令人遗憾的是，密特朗强烈的暗示几乎没有被世人注意。到当年年底，这场战争已经导致15万人丧生。

　　密特朗的同时代人、英国史学家霍布斯鲍姆黯然兴叹道：历史的记忆已经死去。“过去的一切，或者说那种将一个人的当代经验与前代人的经验承传相连的社会机制，如今已经完全毁灭不存。这种与过去割裂断绝的现象，可说是20世纪末最大也最怪的特色之一。许许多多身处世纪末的青年男女，他们的成长背景，似乎是一种永远的现在，与这个时代的众生的共同过去，缺乏任何有机的联系。”

　　导火索：一幕充满荒谬意味的悲剧

　　在基辛格看来，最有政治理由走上战场的国家(奥匈帝国)，没有严谨的动员计划;而有严谨动员计划的国家(例如德国、俄国)，欠缺作战的政治理由;最有可能阻止事件恶化的国家(英国)，一直犹豫不决

　　对于“一战”的爆发，现在历史学家们多半倾向于区分以下两层不同因素：一是数十年来一直在起作用的时代背景，包括交战双方在经济上的竞争、对殖民地的争夺、相互冲突的军事联盟、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及不可逆转的军事时间表。二是弗兰茨·斐迪南大公被刺杀后数周之内才开始发酵的直接原因。

　　1914年那个意味深长的6月28日，奥匈帝国王储斐迪南被杀的经过很像是一幕充满荒谬意味的悲剧。那天，他和妻子造访帝国新近吞并的波斯尼亚省首府萨拉热窝。一位塞尔维亚族青年学生向斐迪南行刺，结果误中副车，只打伤他的司机。大公先前往总督官邸斥责当地官员的安保措施做得太糟，而后在夫人的陪同下去医院探视受伤的司机。为他们开车的新司机不知为何转错了一个弯，在一家马路咖啡馆旁边倒车转向。孰料前一次行动没有得手的刺客恰好正在这里借酒浇愁。天赐良机，他没有再次失手。

　　刺客的背后，是塞尔维亚秘密组织“不统一毋宁死”。他们公开宣称的目标是实现其“民族理想——团结所有塞尔维亚人”。塞尔维亚政府对这个组织并不支持，认为它太危险、激进、好战，但这丝毫没有妨碍后者进行有效的恐怖活动。据说，当时在斐迪南的访问路线上，他们至少安排了6名携带炸弹和左轮手枪的杀手。

　　在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看来，最令人惊奇的不是这桩原本比较单纯的意外引发了全球性的灾难，而是一开始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用他的话说，当时有个矛盾现象：最有政治理由走上战场的国家(奥匈帝国)，没有严谨的动员计划;而有严谨动员计划的国家(例如德国、俄国)，欠缺作战的政治理由;最有可能阻止事件恶化的国家(英国)，一直犹豫不决。

　　即使王储被杀，也没能改变奥匈帝国反应迟钝的一贯作风。4周之后的7月23日，帝国才向塞尔维亚发出了最后通牒，开出自以为很难接受的严苛条件，而后便在国内开始了战争动员。这一动员几乎威胁不到任何国家，因为大约要到半个月后才能完成。

　　两天后，塞尔维亚几乎通盘接受了提出的条件。但奥匈帝国还是在7月28日向其宣战。尽管其军队要到8月中旬才能采取实际行动。讽刺的是，当时欧洲列强中，只有奥匈帝国保持着不讲求速度的旧时形态。然而，正是其宣战触发了连锁反应，使得各国不得不为此一战。

　　1892年之前，欧洲各国缔结军事同盟，主要议程之一是商谈“开战原因”，就是当敌对国出现什么样的行为时，结盟国有义务投入战争。最为常见的“原因”是对方先开第一枪。但在1892年俄国和法国谈判时，俄国谈判代表却提出：应该将原因改为谁先对军队作动员。因为现代科技的发展会使后动员的一方处于极大劣势，存在被各个击破的可能。

　　于是，盟国的同时动员成为各国重大外交活动的第一要务和惟一重心。结盟不仅是为开战后获得援助，而且要保证己方的动员速度不能输给敌方。外交运作一向旷日持久，如此一来，几乎必然是外交上尚未取得成果，战争动员却早已完成。1894年1月初，法国和俄国签署了基于新定义“原因”的军事协定。1904年、1907年，英国分别同法国和俄国签订协议，三国协约成立。而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早在1882年就已经结成了军事联盟。

　　法俄谈判的重点是在什么情况下必须动员。与此同时，德国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实际作动员。参谋总长施里芬制定作战计划：德国在东、西两边都有敌人，应该速战速决先打赢一边的战斗，再倾全力对付另一边。他认为俄国幅员辽阔，动员起来也不会太快，所以应在俄军完成动员前先摧毁法军。因为法国已经在边境建起了强大的防御工事，他又构想出忽略比利时中立、穿越其境直指巴黎的方式。东边的德军则先对俄国采取守势。施里芬当然不可能不考虑到英国。制定计划后的20年里，德国不断向英国提出：若欧陆发生了战事，希望英国能给予支持或至少是保持中立。

　　令德国意外的是，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的同一天，后者的盟友俄国就开始了局部的战争动员。而令沙皇意外的是，他这时才发现，尽管过去半个世纪，阻遏俄国对巴尔干之野心的一直是奥地利，参谋学校也以局部俄奥战争为指向，军方参谋人员所拟就的惟一计划却是对德、奥同时作全面动员。一位将领如此断言：“战争就在眼前，若不及早行动，只怕来不及拔剑出鞘就已被击败。”所以俄国军事领袖都要求全面动员，以便与当时尚未有军事行动的德国交战。

　　在他们看来，沙皇太优柔寡断了;对德国而言，俄国的反应却太迅速了。

　　7月29日，德国要求俄国终止动员，否则本国也将采取行动。沙皇以下令全面动员作回复。7月31日，德国再次要求俄国终止动员，得不到回应后便向俄国宣战。结果，根本没有任何具体争端的两个国家，从未就危机的实质作任何慎重的政治探讨，就此准备开打了。

　　对德国来说，眼下的处境很有些尴尬。惟一的作战计划要求先攻法国再打俄国，如今还没对法国下手，俄国反倒已经行动起来了。德皇试图将动员的对象由法国转变为俄国。德国的参谋人员舍不得20年的大计划付诸东流。

　　8月1日，德国试探一直保持观望的法国：是否打算保持中立?法国人含糊其词地说：将以国家利益作为准则。急不可待的德国只好捏造借口说法国侵犯边界，于8月3日向法国宣战，并按施里芬事先制定的计划，入侵比利时。次日，英国对德国宣战。讽刺的是，直到这时，奥匈帝国军队还没来得及进攻塞尔维亚。

　　“一战”：一场漫长而痛苦的折磨

　　这场大战使法国失去了20%在兵役年龄的男子;每3名军人中，只有一人能全身而退：未曾阵亡，未曾残疾，未曾毁容，未曾受伤。英国则有50万30岁以下的男子阵亡。1914年入伍的剑桥、牛津学生，25岁以下者有半数为国捐躯了

　　战争开始时，几乎所有国家都以为自己这一方将很快赢得胜利。但不用多久他们就会发现这只是个美好的错觉。出乎各国总参谋部的意料，阵地战和消耗战占据了主导地位，“一战”成为了一场漫长而痛苦的折磨。

　　原因之一是当时的防御性武器优于进攻性武器。传统的进攻方式是这样的：先是几个昼夜甚至几个星期的炮火轰击——日后有一位德国作家以这个比喻来形容：一阵阵钢铁狂风。“刮风”的目的是削弱敌人，迫使其转入地下。等时机一到，己方便可发起冲锋，如潮水般涌入“无主之地”。但是深长的壕沟、密实的铁网、巧布的地雷，再加上机枪掩体形成的防御设施，使这种战斗方式几乎失去意义。

　　德军最初表现出了非常强的战斗力，只用了几个星期，便经由比利时，长驱直入法国境内，直至被阻遏在离巴黎只有几十里路的马恩河。法国东部和比利时的一大块地方落入德国人手中。法国方面得到了两股力量的援助，一是比利时剩余地区，更重要的是英国部队。德军被迫撤退一段距离，交战双方各自建造起防御工事。两道相互平行的防线就这样从佛兰德斯地区一直延伸到了瑞士边境。

　　这就是著名的“西线”——人类战争史上屈指可数的杀戮之地。双方在这里对峙3年半之久，始终不曾改变僵持的局面。前4个月里，这里的伤亡人数为：德国70万，法国85万，英国9万。

　　东部战线的情况与西部迥异。由于彼此相隔很遥远，又缺乏运输工具，双方必须打运动战。俄国人一开始以惊人速度强有力地攻入了东普鲁士，使德国人不得不调集4个师去支援东线。德国指挥官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利用本国优良的铁路系统，集中兵力先行进攻一支俄国军队，胜利之后再进攻另一支。9月中旬，东普鲁士境内的俄军被驱逐出境。

　　至于巴尔干战线，奥匈帝国遭遇到屈辱的挫折。那年12月底，塞尔维亚指挥官不无自得地宣布：在塞尔维亚的领土上，一个自由的敌军士兵都没有。

　　战事进入1915年，鉴于西线已陷入僵持，德军将一部分兵力转移到东线。5月，德奥联军向俄国发动进攻。到这一年夏末，联军平均向前推进了200英里。俄国一下丢失了15%领土、30%工业、20%平民人口，战场上的伤亡更高达250万人。

　　随着战局的演变，土耳其和保加利亚分别在1914年11月和1915年10月加入了同盟国阵营。为迫使土耳其退出战争，同盟国积极支持土耳其境内的阿拉伯人独立，帮助阿拉伯人起义的领袖人物正是因此闻名的英国上校T·E·劳伦斯。至于原属同盟国却一直保持中立的意大利，为协约国在领土方面许诺的回报诱惑而投诚。

　　到1916年，同盟国在军事上可说是占尽优势。2月，德军向法国的要塞凡尔登发起了全面进攻。英军实施“围魏救赵”，也向索姆河西北地区发动了强大攻势。而事实再次证明，防守比进攻更占优势。两次战役中，进攻一方连向前推进超过7英里都做不到。凡尔登一役大约持续了半年，双方总共投入200万兵力，死伤达到了半数。索姆河一役，英军伤亡42万人，其中有6万人没有活过第一天。两次战役中，德军共伤亡85万人，英法联军还要多出10万人。

　　1917年，协约国与同盟国攻守易位，德国开始在西线采取守势，结果以伤亡25万人的代价，换来协约国40万人的伤亡。与此同时，尽管存在触发美国参战的风险，德军还是在海上展开了所谓“无限制潜艇战”。英国的补给很依赖海运。心存侥幸的德国人，奢望能在美国参战前，迫使英国因绝粮投降。这一冒险举动几乎成功。

　　结果，1917成为决定战局的最关键年份。这年有两起重大事件发生。第一起是俄国的两次革命。3月爆发的第一次革命结束了沙皇的统治，成立了临时政府。11月，第二次革命又推翻了合法的临时政府，建立起了苏维埃政权。1918年3月，俄国与德国签署《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约》，以高昂代价——割让125万平方英里土地、6200万人口换取和平，退出了“一战”。

　　第二起重大事件是美国于1917年4月加入协约国一方，“一战”从欧洲阶段进入到真正意义上的全球阶段。同时，协约国在物资和人力两方面都取得决定性优势。1918年末，历时4年零3个月、波及30个主权国的“一战”以协约国获胜告终。

　　这场大战使法国失去了20%在兵役年龄的男子;每3名军人中，只有一人能全身而退：未曾阵亡，未曾残疾，未曾毁容，未曾受伤。英国则有50万30岁以下的男子阵亡。其中精英阶层尤其损失惨重。这一阶层的青年，平日担当绅士，战时出任军官，身先士卒，堪称表率，自然也就更容易倒在枪炮下。1914年入伍的剑桥、牛津学生，25岁以下者有半数为国捐躯了。所以在两国人民的记忆中，这次大战比二次大战更惨烈，堪称真正的“大战”。

　　和约：为日后的争端埋下了引信

　　在新国家内部，民族成分紊乱复杂，不亚于它们从中脱离的母国。而后来的南斯拉夫内战、斯洛伐克分离运动引起的骚动、波罗的海诸国脱离苏联、匈牙利与罗马尼亚领土争端等等，尽皆渊源于此

　　1914年秋，英德正式开战那晚，英国外相爱德华·格雷，望着伦敦行政区的点点灯火慨叹：“全欧洲的灯火都在熄灭。我们这一辈子是看不到它再亮起来了。”在与英国为敌的奥匈帝国，戏剧大师卡尔·克劳斯，则正着手创作一部近八百页的反战剧，命名为《人类文明末日》。

　　人类文明固然并未就此终结，格雷和克劳斯所熟悉的欧洲文明却的确消逝而去。战争给这个世界留下了深刻印记。1914-1918这4年仿佛分隔开了新旧两个时代。对成长于1914年之前的人来说，从1871到1914，欧洲已经几十年没有大战事，当得起“太平年月”这美好的词。然而，1914年改变了一切。

　　“一战”裹挟了全世界所有强国，除了少数几个国家，整个欧洲都陷入了争斗，有大约850万战斗人员和1000万非战斗人员丧生，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分别约为1700亿和1500亿美元。已经存在几个世纪之久的哈布斯堡、霍亨索伦、罗曼诺夫以及奥斯曼王朝毁于一旦，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芬兰、拉托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波兰等则在战火之后独立建国。

　　人们常抱有如下观念：现代战争一向都影响参战国每一位国民的生活，绝大多数国民都会被动员起来;现代战争一向都使用极大数量武器，必须将整个经济投入其中;现代战争一向都造成难以估量的伤亡，往往彻底改变参战国的命运。然而，事实是这些现象很大程度上是从“一战”开始出现的。

　　“总体战”这个怪物，正是从1914年开始成形的。“一战”之际，英国已动员了全国八分之一的男子入伍，法国更高达六分之一。谁还能说自己是身处战争之外的“一般人”呢?如此长时间大规模的动员，必须依靠两种力量：一是现代化的工业经济，二是大量的生产活动要由非战斗人口来担当。

　　于是，战争竟使大规模生产的组织、管理方式日益受到重视;有组织的劳工力量得到加强;家庭妇女开始获得更多机会进入社会;军工更是成为一宗庞大产业。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作为盟国兵工厂获益良多，尤其“二战”，使其年增长率高达10%，成为唯一的大赢家。

　　在霍布斯鲍姆看来，对巨大灾难的不再敏感，某种意义上正是人们为“大战”付出的代价之一。世界越来越残酷并不是因为人类潜在的兽性被战争所激发，而是因为出现了战争“人民化”的现象。过去的战争在“专业人士”之间进行，彼此多少存有一份敬意，同时比较遵守游戏规则。而到了“总体战”时代，鼓动举国同仇敌忾的需求使丑化和耻笑对手成为必须。另一个令战争变得更加残酷的原因是战争本身的非人化。当只需要控制一个按钮或者开关，死亡不再直接刺激眼球，战争似乎就不那么“血淋淋”了。身处高空中的轰炸机俯视地面，活生生的人和物，便转化成了静止不动的投弹目标。而这一切，包括很可能是人类史上第一个有计划实施种族屠杀的案例——“一战”时土耳其杀害大约150万亚美尼亚人，都是从100年之前的一次大战开始的。

　　即便终结“一战”的5份和约，其实也为日后的争端埋下了引信。除了对德国的处置失当，以“民族自决”原则鼓励按语言、族系建立不同民族国家，导致语言民族混杂的是非之地，被划分为一个个表面看来整整齐齐的区域。在这些新国家内部，民族成分紊乱复杂，不亚于它们从中脱离的母国。而后来的南斯拉夫内战、斯洛伐克分离运动引起的骚动、波罗的海诸国脱离苏联、匈牙利与罗马尼亚领土争端等等，尽皆渊源于此。

　　此外，为了赢得犹太人的支持，英国在战时轻率许诺犹太人可以建立一个“家园”，也成为“一战”留下的一项令人难忘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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