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王朝建立以后，汉高祖、汉惠帝、吕后都致力于发展农业生产，稳定封建统治秩序，收到了显著的成效。文景两帝在位的一个时期，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轻徭薄赋，这便是历史上所称的“文景之治”。“文景之治”四十年，国内政治安定，只要不遇水旱之灾，百姓总是人给家足，国家的仓库里堆满了粮食，京师的钱财有千百万，连串钱的绳子都烂了，这是对“文景之治”十分形象的描述。然而与此同时，一批豪强地主势力也开始膨胀起来。他们凭借强大的宗族势力，勾结官府和贵族，横行霸道，大量吞并农民土地。景帝三年(前154年)，吴楚七国合谋叛乱，就是豪强与诸侯势力恶性膨胀的结果。汉武帝继位以后，对此深感忧虑。为了打击豪强地主势力，汉武帝一改文景帝时的怀柔政策，重用一大批酷吏，对豪强地主大加挞伐。这些酷吏以皇权做后盾，以酷杀而著称。他们的活动，对于抑制豪强地主的气焰，加强专制皇权起到了显著的作用。但是必须指出，有些酷吏决非清官廉吏。他们往往以酷行贪，以酷掩贪，这既是他们聚敛财富的主要方式，也是这一时期贪官的主要特点。因此，一批毫强地主被打去了，一批酷吏贪官却滋生起来。王温舒就是这批人的一个典型。
王温舒，生年不祥，卒于公元前103年，阳陵(今陕西咸阳东)人。年轻时的王温舒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并且性格暴虐，常常干些杀人越货的勾当：在月黑风高之夜，拦路抢劫，抢了东西，再把人杀了埋掉。就是这样一个人，地方长官竟让他试做亭长。亭长是一个乡村基层的官，管理一亭(汉制，十里为一亭)的治安，兼理民事。但亭长试做了好几次，他都没有能力干好体职工作，最后还是丢了这份差使。此后，他又在县衙里当过小吏，小吏干了几年，拙见升为廷尉史。在此期间，王温舒投靠了张汤。张汤是当时著名的酷吏，看中了王温舒暴虐的性格，用他做廷尉史，负责督察盗贼。王温舒担当这个个角色以后，其暴虐性格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为虎作伥，让虎狼都自愧弗如。
当时汉武帝主张全面加强中央集权，严厉打击危害专制统治的行为，在这种形势下，以严酷的杀伐和刑罚著称的官吏，往往能很快得到提拔。所以王温舒不久就升迁为广平都(今河北曲周县北)都尉，辅佐郡的军事和治安，成了一郡的主要长官之一。为了管好这一带的治安，他从广平郡中仔细挑选了十几个所谓果敢能任事，一无所顾的亡命徒充当郡吏，作为自己的爪牙，去督捕郡您“盗贼“。王温舒之所以重用这批人，实际上有他自己的想法。他了解到在和批热闹以往都犯过重罪，只不过是没有暴露，仍然逍遥法外而已。王温舒把它作为控制他们的重要手段，如果这些人督捕”盗贼“有功，能够史王温舒满意，无论以前有多么严重的罪行，他都不加追究;如果谁督捕“盗贼”不力，甚至有意回避或者加以庇护的话，那就不但杀了谁，还要杀尽他的全家。这样一来，这批人没有不竭尽权力的。至于，这些人是否滥杀无辜，王温舒不管那么多，甚至想都没想去管。这种严酷的手段十分奏效，广平周围，齐、赵之郊的“盗贼”都不敢接近广平了。广平郡竟因此落了个“道不拾遗”的“美名”。
实际上，封建统治者所指的“盗贼”，主要是指那些走投无路，被迫起来进行反抗斗争的农民群众。汉武帝后期，由于四处开边、挥霍无度，文景之治时期积累的财富已经消耗殆金，一遇天灾，各地便流民遍地，先是乞讨，后是聚集抢劫，天下于是“盗贼”滋生。这些团伙大的数千人，自立旗号，功城掠地，抢夺兵器，释放罪人俘获、杀害地方长官;少的几百人，掳掠乡里，这样的团伙多到不可胜数。他们的斗争威胁到了汉王朝的封建统治，所以封建统治者必须用最严酷的手段将他们镇压下去。汉武帝派高级秘书外出督察剿灭事务，没有什么效果;于是再派高级干部持节、虎符等发兵攻击，成千上万“盗贼”被砍去了头颅，尸横神州大地;汉武帝再制定有关法律，诛杀向盗贼提供粮食、消息的人，有的地方甚至杀到几千人，总是把主要的大头领捉拿归案。但是盗贼不可能完全消平，那些小喽盘们散后复聚，群集山川，遍地皆是，弄的官方无可奈何。汉武帝于是制定一部新的《沉命法》，规定凡是有盗贼而没有发现，或是发现了没有全部捕获的，从小守到小吏，负责的人都得杀头，可以说严厉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王温舒正是一个将汉武帝政策推倒到极致的人。广平郡内道不拾遗，使王温舒名声大噪。汉武帝知道后极为赞赏，立刻提拔他为河内郡(今河南武陟 县西难)太守。他成为一郡之内最高的行政长官。
广平、河内两郡相隔不远，王温舒在广平就知道河内的一些豪强地主不守法度，称霸地方。他们不仅宗族势力强大，而且往往连成一体，沆瀣一气，官府对他们毫无办法。豪强地址势力强大当然对加强中央集权不利。汉武帝这次把王温舒派到这样的地方正是要他严厉的手段惩治这些豪强地主。
王温舒的确没有辜负汉武帝的期望。这年九月，王温舒到河内上任，他立刻做了一系列的部署。他敏锐地意识到当时官府的驿站传送文书速度太慢，就另外准备五十匹私马，部署在河内至京师的沿途上，作为另一套驿站。他命令凡有河内、京师的往返文书，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查。同时，他又仿照在广平的办法挑选若干曾犯有重罪而又果敢任事的亡命徒充当郡吏，让他们到第一线去逮捕那些郡中豪强。没有多少时间，王温舒就以各种理由将郡中豪强大族基本上全部捕获。然后他穷加审问，案情迅速确定下来，被案子株连的也有千余家。首战告捷以后，王温舒立刻上书汉武帝，提出对这批人的惩罚方案：案子犯得重的满门抄斩，案子犯的轻的本人也要杀掉，而且无论案情大小，其家产统统由官府没收。如果在过去，这种文书通过官府驿站马传递，往反时间很长。那些豪族自以为有足够的时间运用在京城的靠山和关系，有恃无恐，没想到在和次王温舒使用事先设置的私人驿马传递，不到两天，汉武帝的允诏已经到达了。河内的官民对他如此迅速无不感到惊讶。诏书一到，豪强地主措手不及，一场大规模的屠杀就开始了，上万人成了刀下之鬼，“流血十余里”，真是尸积如山，血流成河。这对那些横行乡里的豪强地主来说，是咎由自取，但岁大多数无辜被牵连的平民而言，却是血海齐冤。
经过这番刑杀，王温舒受到了与广平郡同样的效果。从九月上任到十二月底，短短三个多月，河内郡安宁了，连犬吠之盗都没有了。人们侧目而视重足而立，全部都沉侵在一片恐怖之中。当时有个别人闻风逃到其他郡内，王温舒也不放过，派人前往追捕，等捕获他们回到河内郡，已是来年春天了。按汉朝法律规定，秋冬行刑，春夏不准杀戮。眼看逮到的人非要等到秋后处决，王温舒急得搓手顿足：“哎呀，假使冬季再延长一个月，我就可以彻底地完成这个任务了。”
杀人，对王温舒来说，已成为一种嗜好;人命，全被他视为草芥。
有人凭阿谀奉承晋级，有人靠贿赂升迁，有人靠投长官所好发达，真所谓狗有狗道，猫有猫路。而王温舒起家却是靠杀人，是无辜平民和豪强地主的白骨为他垒就了向上爬的阶梯。
在封建专制社会，皇权至上，“朕即国家”，帝王必须要使用酷吏来控制国家机器。张汤善于迎合汉武帝所好，他发明了一个“腹诽罪”：如果在朝廷争议中，有大臣嘴唇微动，表情有异，就断定此人对皇上心怀不满，即可以判处死刑。于是张汤深得皇上赏识，官职做到御史大夫，即处理大臣奏章，监督地方刺史，考课、监察、弹劾百官，相当欲副丞相的一个夹职。王温舒在河内的“治绩”，很快传到朝廷，汉武帝把他视为十分能干的人，准备予以重用。当时京师治安很成问题。汉初以来，由于政府、私人铸钱并行，从而使币十分混乱。汉武帝决定由国家收回铸币权，并以严刑竣法禁止民间自由铸钱。但利之所在，人不畏死，民间私自仍不乏其人，京师一带尤其严重。为了严惩私铸钱币者。汉武帝于是起用酷吏治理京师。先是任命义纵为内史，作为京师一地最高行政长官，这对王温舒来说，是一个质的飞跃，过去他一直是地方官，如今却一跃成为京官了。在京师，王温舒仍然故技重施，像在河内一样，以酷杀行威。他专门选用那些专好猜疑，心狠手毒，敢于祸及别人的奸毒之徒，作为自己的鹰犬。当时自己的鹰犬。当时义纵早以酷吏著称。义纵本来是一名强盗，靠皇太后的帮忙进入仕途，但他一上台就遇上皇太后的外孙之子犯法，义纵不念旧情，不怕得罪皇太后，依法办事，让皇帝对他刮目相看。义纵任定襄太守时，把狱中犯罪的二百余人和私下探望的二百余人一网打尽，同时捕杀，四处鲜血淋漓，令人不寒而栗。现在义纵官位在王温舒之上，王温舒想干的一些事情如果事先没有向他请示，他就对王温舒加以凌辱，并从中掣肘，败坏其功。然而过了不久，义纵因反对杨可告缗而以“废格诅事”被杀，王温舒接着被提拔为廷尉，成了掌管刑狱的全国最高司法长官，位列九卿之一。然而王温舒此人在本质上是个匪徒，酷暴少文，嗜杀成性，对于国家法律一是不知，二是不用，对一些大案、疑案更是没法分辨。现任这种人实在不适合担任最高司法长官。所以时隔不久，当接替王温舒为中尉的尹齐被免官后，汉武帝就把王温舒廷尉一职免去，让他仍担任中尉，负责京师治安。然而这却正合王温舒的心意。
上次任中尉时，因为有义纵掣肘，王温舒不能不有所顾忌。现在义纵已死，没有人对他刁难，更没有谁敢和他作对，王温舒又可以肆无忌惮了。他对京师风俗人情十分熟悉，对一些豪恶势力也很了解。他就重用这些豪恶之吏。这些人善于深文周纳，巧诋人罪，他们要想惩治谁，就千方百计地给他罗织罪名，谁也休想逃脱。汉武帝对秦代以来来的刑法作了重大改革，明令废除秦代制定的“连坐”制度，废除黥、劓、刖、宫四种肉刑。然而到了王温舒这儿，“连坐”不仅没有停止，而且扩大化了，肉刑也愈演愈烈，一旦落入他们之手，无不惨遭严刑拷打，到头来，“大抵尽靡狱中”，极少能够生还。他们常常对下户中的奸猾之人采取这样暴虐的方法，使其身死、家亡、族破，意在警告那些豪强大户，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刑杀，在短时间里收到了成效。京师，似乎安宁了。
王温舒不仅仅是一个以杀立威的酷吏，他还是个贪官。与其他贪官相比，虽然王温舒与他们在本质上并无二致，但其贪的手段确有不同。以酷行贪，以酷掩贪，这是表现在王温舒身上比较突出的特点。
王温舒有两副面孔，一副是“酷”。在无权无势者面前，他如狼似虎，酷虐非常。被他豪不留情地杀死的都是那些无权无势的人，当然其中还有不少平民百姓。即或是身为贵族及外威，如果不是身处权要之位，他也要掠夺他们、侮辱他们。但在有权有势者面前，王温舒又换了一副面孔，这就是“谄”。史书记载：“温舒多谄，善事有势者。”(《史记 列传》)他之所以能从一个小吏爬到九卿之一的高位，与他的善事权贵是分不开的。在有权有势者面前，以酷虐著称的王温舒边成了俯首帖耳的小绵羊。尽管他的职责是察奸惩恶，但那些有权有势者即使“有奸如山”，他也不敢动他们一根汗毛，而且千方百计地庇护他们。正因为如此，作为回报，有权有势者们通过各种渠道，向各种人士为王温舒游说，使他声名鹊起。王温舒官运亨通，与这些权贵们为他造的这些舆论大有关系。
王温舒摆出这两副面孔，其实都是为了一个目的：贪。在无权无势者面前，他以酷行贪;在权贵面前，他以谄行贪。其手段不外是贪污和纳贿两种。就其贪污而言，主要是贪污被籍没财产。在广平，在河内，在京师，他杀几万人，被籍没财产的人家恐，陷也有数百上千家。对这些籍没人官的财产，他当然不敢全部鲸吞，但完全可能从中染指一部分。就其纳贿而言，情况就多了。正因为他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以权换钱也就有了雄厚的资本，加上他以暴虐酷杀著称，更使他在这场权钱交易中处于优势地位。一些豪强地主虽无权无势，却有的是钱。更何况杂生死紧要关头花钱买命，即使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于是他们大行其贿，以求脱祸，这是可想而知的事。一些无辜百姓为求免遭株连，被迫破产行贿者也不在少数。更有那些“有奸如山”的权贵，因为受到王温舒的包庇回护而逍遥法外，他们当然愿意拿出大量钱财进行贿赂，作为对王温舒的报答。
这方面的具体细节，虽然史料语焉不祥，但也透露了一些信息。史载，王温舒任中尉后，“数岁，其吏多以权贵富”。王温舒的爪牙都因权贵的贿赂二暴富，他本人就更不用说了。赖苇子向王温舒行贿一万两黄金，王温舒答应帮他弄一个番禺海务司的官做。赖苇子到了长安，又花了一万两黄金，还把长安的青楼妓院包下来供王温舒享用。王温舒已经办好了官文，就是不发给赖苇子可悲又可怜，只好求助于强盗，向王温舒取官文。向赖苇子这样的官员尚且如此，老百姓在这样的贪官酷吏的治理下就更没法活了，卖儿鬻女，得钱上供，犹不能安居乐业，比起文景之治时期给人足，栗红贯朽的情景，真是天上地下了。
王温舒在几年后曾被人告发，其中的重要罪状就是“受员骑钱”及其他“奸利事”。所谓“受员骑钱”，显然是接受部下贿赂。部下贿赂，他都敢接受，其他人的贿赂更是来者不拒了。至于“奸利事”，当然是枉法卖狱、贪污受贿之类的丑行。
王温舒死后，史载其“家累千金”。这在当时可谓“暴发户”了。先他几年而死的张汤，也是个酷吏，官至御史大夫，贵为三公，遭人陷害而自杀。据记载，其家产不过五百金，而且这都是得自平时皇帝的赏赐和自己积攒的俸禄，其他什么产业也没有。比王温舒后死几年的尹齐，也曾以酷吏闻名，也曾官至中尉，后在淮阳都尉任上病死，其家产所值不满五十金。由此可知，王温舒在短短十几年的官场生涯中聚敛了这么多的财富，确实是个以酷行贪的典型。
以杀立威，其威风只能奏效一时;以酷行贪，其贪迹也不能隐藏长久。一旦威势不再，贪迹败露，就绝对逃不脱可悲的下场。
大初元年(前104年)，西汉王朝派兵征大宛。汉武帝下诏征发豪吏从军，而王温舒却隐匿他的官吏华成。对他不满的官吏向汉武帝告发了此事。接着又有人控告他企图谋反，而他“受员骑钱”及其他“奸利事”也相继被揭露。按照汉朝法律，王温舒的罪行应当诛灭九族。王温舒知道末日来临，于是自杀身亡。他的两个弟弟和他们的岳丈家也各以其他罪名而全族被杀。难怪当时曾有人感慨道：“真可悲啊，古代有诛灭三族之行，而王温舒竟然被诛了五族。”
王温舒以杀立威、以酷行贪的劣迹，在当时产生了恶劣的影响。由于他屡次得到汉武帝重用，所以当时那些“郡守、都尉、诸侯二千石欲为治者，其治大抵尽放(仿效)温舒”史记. 列传》)。他们在境内大开杀戒，滥杀无辜，造成白色恐怖，企图也能像王温舒那样青云直上。主管官员法外造法，恣意用刑，豪恶属吏望风而动，变本加厉，这是对法律制度本身的破坏，从根本上动摇了法律的威严。他们对国家法制的破坏程度，绝非普通人的违法行为所能相比。司马迁在《史记》中写到：“其好杀伐行威，不爱人如此!”并且在写这群酷吏时，每每指出“上以为能”，用意显然表示对汉武帝的讽刺和愤慨。
压迫越深，反抗越烈;蓄之越久，其发越速。越是严刑竣法，越是达不到大治的局面。相反，“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这些人的暴行，激起了人民的强烈反抗。南阳以梅免、白政为首，南方楚地以殷中、杜少为首，东方齐地以徐勃为首，北方燕赵之间以坚庐、犯生为首纷纷举行起义。他们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西汉王朝的统治，使西汉政府元气大伤。这无情地宣告了王温舒以杀立威道路的破产，也是对汉武帝酷吏政治的莫大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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