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朱可夫置于二战期间崭露头角的伟大将领之列，这么做仍然是一个颇为棘手的任务。觊觎这个位子的人不计其数，而且各自所处的军事体系也截然不同。从1939年到1945年，朱可夫担任过形形色色的职务，如军长、方面军司令员和方面军集群司令员，期间还担任过总参谋长，别忘了还担任过只有在红军内部才会共存的职务，即副最高统帅和最高统帅部代表。级别不同，所要求的素质并不总会一样。比较之前，必须注意的是他的军事生涯极为与众不同。他是自学成才。如果将他和对手及盟军那些学历辉煌的将领相比的话，就会发现小学三年和经过确证的军事学校几个月肤浅的培训倒是不会对他构成沉重的包袱。将军之子曼施坦因与兴登堡一家是近亲，拥有古老的贵族血统，作为普鲁士军官学校的学生，其所受的教育自不待言。麦克阿瑟也是将军之子，在西点军校担任校监，完全属于军事机构的一员。蒙哥马利就更别提了，父亲是殖民地高官，他在家中排行老幺，就读圣保罗学校和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简而言之，这三位和其他几位都出身于高级行伍之家。不过，朱可夫这个鞋匠的儿子也有机会钻研当时最原创的著作，并接触到那些作者，如斯维岑、特里安达菲洛夫、伊塞尔松、图哈切夫斯基。他的军事经历也颇为独特。一战时，他在东线打仗，战线变幻不定，大规模调兵时常发生，这与西线面对面固定不动的堑壕战相去甚远。俄国内战又打了四年，骑兵部队南征北战，再加上长途奔袭和镇压暴动，使之与古德里安、蒙哥马利或麦克阿瑟的经验相差十万八千里。尽管理由各异，但他和德国国防军的军官有一点却是共通的，即他也已准备好投入一场新型的战争，而非重复1914—1918年一战的经验。

朱可夫所在的军队与其他部队毫无共同之处。这支军队的优缺点都特别明显，它规模庞大、武力强盛，但参差不齐、适应性差。红军是极为早熟的工业化时代的军队，有大量人力储备，先锋的军事理论，自1942年起，还拥有了一位光芒四射的参谋长。它的缺点也同样触目惊心。过度的政治化及各类警察部门使得监控盛行，军队必须听命于铁面无情的主人，将领们的举手投足都要受到它的掌控。这既是优势：怎样才能将犹豫不决的士兵更好地玩弄于股掌之间？但也是缺陷：怎样才能使军官职业化？红军刚开始战斗的时候，一片混乱，尤其是干部阶层。无论从社会还是政治层面上来看，全国各地处处断层，而部队就正好处在那些断层线上，这在其他交战的大国身上根本就看不见。美国和英国的军队，士兵-公民同质化，根本没有这种情况，德国国防军（迄止1943年）洋溢着普鲁士-德国古老的职业精神，而且受希特勒的必胜信心蛊惑，所以也没有这种情况。而朱可夫所在的这支军队却是五洋杂处，士兵来自五湖四海，没受过什么训练，军纪涣散。它是第三世界穷国的军队，有能力的人少之又少，士兵大多是农民，自由散漫惯了，不像工业世界国家的军队那样受过良好的训练。面对这样的“人力材料”，在领兵的风格上，朱可夫是否还有选择的余地呢？除了靠恐吓手段来带军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办法呢？我们并不这样认为，虽然也可以说他的性格就摆在那儿，而且对斯大林体制的适应性也不错，所以使得他预先就倾向于这种类型的管理风格。

这位20世纪伟大的军事统帅应该还有三张王牌可用：身为统帅所具备的传统素质；对现代战争的本质有精确的认识；享有进入政治决策核心层的特权。

我们所认为的传统素质可以说众所周知。判断力、清晰的视野、严肃备战的能力、组织能力、进攻性、勇气、意志力、独特的魅力、钢铁般的神经，清单可以列很长，每个列清单的人所列出的标准都会不同。朱可夫具备所有这些素质。有些素质甚至非比寻常：誓要战胜敌人的意志力，极端重视备战工作，不受任何人的影响，从不怀疑自己，甚至达到了刚愎自用的地步。他掌控所有的领域，战术的，作战的，战略的，后勤的。决断力，集中资源的能力，对目标具有清醒的认识，深思熟虑之后勇于冒险（极大的风险）的能力，也都是他的重要素质。最后还有，他精通作战技艺中各项实操的要素：在战术层级和作战层级上分梯次部署军队，各军种之间的协调，突破敌军战术体系，引入机动部队，突入纵深扩大战果。有时，会有人指责他“行动迟缓”，但除了他坚持使用“炮兵战”并采用坦克将敌军的部署层层截断，而非有条不紊地将其合围之外，这种说法可以说毫无根据。自1942年起，朱可夫即在150—200公里的范围内采取扩大战果的行动，1944年是400公里，1945年超过了500公里。我们在他身上没发现曼施坦因那种花哨的战术。他的手段很粗糙，与其麾下的军队毫无二致，但大多数情况下也最为有效。不过，有一点倒是确实的，即他并不总是懂得如何利用自己创造的机会去扩大战果。我们可以退一步，承认他并不具备曼施坦因所具备的那种高屋建瓴般的视野。

朱可夫很清楚现代化战争既需将全国各民族之力充分调动起来，也需要在漫长的过程中，采取一系列行动来侵蚀敌军的战略空间。他认为后勤工作具有一等一的重要性，其程度远超德军，但举例来说，他的这个观点又和瓦图京的看法相同，后者经常将这种认识推进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最后，他可以直达斯大林，知道如何使后者听他说话。他的直言不讳、严肃认真、秉公办事的管理方法，绝不饮酒甚至抽烟的习惯让克里姆林宫的斯大林大为放心，斯大林对俄国人自由散漫的风气深恶痛绝，所以也就大为欣赏元帅对军纪毫不含糊的作派。自1941年7月起，朱可夫就将重要的信息传给了最高统帅：优先防御通往莫斯科的道路，全面整编部队，减轻战斗部队的负荷，简化其构成。1942年，他花了很长时间来备战天王星行动，准备反攻斯大林格勒。次年，他让迟疑不决的斯大林同意了先保卫库尔斯克，再于1944年主攻明斯克-华沙-柏林一线的提议。必须注意的是自1942年起，他并非是这么想的唯一一个人：华西列夫斯基完全赞同他的主张，这等于是在悄无声息地持续给斯大林施加压力。他们两人在军事史上堪称独一无二的一对，唯一的例外就是马歇尔和艾森豪威尔结成的对子，不过，所处的层面与之相异。最后，从1941年到1944年，除了斯大林之外，担任参谋长和副最高统帅、又是华西列夫斯基亲家的朱可夫在苏联后备部队的兵力及物资储备方面的了解算不上错得离谱。比方说，像曼施坦因那样的人就对第三帝国的整体布局了解得并不多，很有可能正是这种不了解再加上其他因素使他在面对红军的优势兵力时，才显得很盲目。

我们再回到盟军将领身上，来看看是否有谁能超越朱可夫？可以说，他远超那些盟军。蒙哥马利只是从阿拉曼战役起才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就是说要到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前不久的时候：朱可夫此时已经打了三年仗，最多的时候同时指挥11个集团军。和朱可夫一样，“蒙蒂”也很擅长细致入微地制订计划，详实周密地进行备战工作，极其耐心地积累资源。和朱可夫一样，他也完全不懂得该如何与合作者及同事们共事，结果同所有人都合不来。他也具备战略视野，但由于缺乏大胆果敢的精神，所以浪费了很多机会。他是阵地战的行家里手，但不懂得扩大战果，无法临阵发挥，所以，可以说他对运动战一窍不通。巴顿是直到1943年才在西西里以集团军司令员的身份崭露头角的，只是到了诺曼底战役及之后的摩泽尔河战役与攻入德国时才起到了重要作用。从对战争进程的影响力这个视角来看，他和朱可夫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不过，他和这位苏联人也有共同点，他们同样粗暴、勇敢，同样具备必胜的意志力，同样对纪律差或能力差的下属毫不手软。艾森豪威尔作为盟军最高司令，的确表现优秀，朱可夫可不用从事他这样的工作，而且艾森豪威尔的政治才能也无人能比，而这位苏联元帅缺的也恰恰就是这一点。但他只了解参谋事务，从未在地面上指挥过战斗。从他能焕发盟军的士气这个角度来判断的话，可以说他既是外交官，也是战争统帅。在二战中，也只有他留下的烙印才能和朱可夫的贡献相提并论。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也没法相比。他领兵打仗只在亚洲。不过，他和朱可夫有一个地方是相同的：即战争刚开始时，他也被打得落花流水，也是在经过一系列运筹帷幄的行动之后很久，才成功地击败敌军。

德军方面，所有的高级将领在东线的表现都可圈可点，除了隆美尔。隆美尔是个令人畏惧的兵法家，但他对作战的目标经常看不准，因为他对作战的概念并不了解——作战有自己的节奏，停顿之处，转捩点，衔接处。战略层面，他毫无想法。他的眼光虽敏锐，但短浅。他打起仗来经常很莽撞，不懂得节制，对自己是否能打赢也没什么把握。朱可夫可不会如此不切实际，作战胜利就是为了要在战术上发挥巨大的作用。古德里安和朱可夫颇为相像，不过程度更重。他能部分预测即将到来的战斗具有何种性质，在部署坦克师团方面也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尽管1940年他在法国的战场因违抗军令——这是德军的另一个特点，放在红军身上，那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而取得了胜利，但他只指挥过一个集团军的规模，而且为时也仅数月。他的领兵风格是纯粹的德式风格：勇敢是他的口头禅，但这样也会冒很大的风险，正如斯大林后来在说到曼施坦因时所说的话，说这是“冒险主义”。1944年7月至1945年3月，在战争即将结束之时，作为地面部队（OKH）的参谋长，他没打过胜仗，看法也很不实际，可以说打得很盲目。

曼施坦因是个堪称拥有“鬼才”的将领。他是个极其优秀的兵法家，法国战场及之后1941年夏攻打列宁格勒一役上都证明了这一点。他在参谋部任上的表现也颇为优异。他在这方面的杰作就是1940年将法国打败的黄色计划。1941年9月至1942年9月，他担任集团军司令，在克里米亚赢得辉煌战绩。后来，他指挥南方集团军群达18个月。虽然他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没有救下第6集团军，但也成功地将陷在高加索地区的A集团军群撤离了出来。1943年2月—3月，他在哈尔科夫实施的反攻被评价过高。苏军受损轻微，但他的兵力却要大大优于苏军。在库尔斯克，尽管事后吹得如何天花乱坠，但未能击败瓦图京却是不争的事实。从精神层面来看，曼施坦因是个一反常规的人。朱可夫在其《回忆录》里用了一个词描述他：“勇于进取。”出其不意地打击别人料想不到的地方，悖逆显而易见的逻辑，这就是他的风格，也是他的强项。制订计划方面，他设想了黄色计划；地面作战方面，1942年5月进攻克里米亚（成功），1942年12月取道最长的路线前往解救被围的保卢斯的军队（失败），最后是德涅斯特河战役，愚弄了朱可夫一把，第1装甲集团军没向西撤退，而是向南撤离。曼施坦因和朱可夫一样也极具进攻性，但胆子更大，更精妙，谋略也更过人。我们可以将他比作李，将朱可夫比作格兰特。一个是剑术师，一个是拳击手。不过，曼施坦因也继承了过时的战争理论，他一刻不停地想要打一场决定性战役，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如此强大的头脑却无法真正地理解苏联的军事技艺。正如他自己所说，1943年7月至1944年3月，他在乌克兰“作战”，但他最终也只是杀了个回马枪而已，还撤退了500公里，但他对希特勒的解释是，来一场“决定性打击”就能赢回全局。后来，他也从没承认过对手整体实力更强，而且还让希特勒担了全责。与朱可夫不同的是，他从没承认自己犯过哪怕一次错误。骄傲、自大、优越感、对对手的轻视，这些缺点最终也就将他的部分优势抵消掉了。

还剩下瓦尔特•莫德尔。他的军事生涯与朱可夫没法相提并论，因为他是到1944年才指挥集团军群的。但他或许可以算是最优秀的德军将领。强硬，甚至无情，和军官相处不好，充满想象力，防御极其灵活，对作战任务有着清晰的认识。与朱可夫一样，哪怕局势再不利，他也会战斗到底，根本不会考虑投降，也不会返身去推翻现行的政权。他是纳粹，对希特勒绝对服从，朱可夫是共产党员，对领袖也是无条件地服从，在这点上两人颇为相似。尽管库尔斯克一役，他被罗科索夫斯基打败，但在勒热夫两次战败朱可夫的也正是他，奥廖尔战役（1943年）之后，也是他使一个集团军避免了彻底的土崩瓦解，后来在巴格拉季昂惨败之后，又使波罗的海及中部的一个集团军群得以站稳脚跟。每一次，他都能使战败的部队恢复士气，并东山再起，发动反攻，稳住战局。英国的奥康纳将军有一句话对他和朱可夫同样适用：“除非能将因惨败和大撤退而致不利的战局扭转过来，否则，我不会认为这样的军队将领有多够格。”从来没有一支军队能像红军那样，经受了如此巨大的失败，然后又赢得如此彻底的胜利。而朱可夫正是二战中唯一一位经历了这般冰火两重天的将领。

我们的结论要直截了当得多。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舞台上出现了两位伟大的统帅，他们就是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和格奥尔基•朱可夫。他们两人不可思议地结合在了一起，德国国防军的战败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毫无疑问，正是意识到彼此的差异性，才使得这两个截然相异的人建立了很好的友谊。我们以艾森豪威尔的话来作结语。德怀特老爹后来是这么说朱可夫的：“比起我们时代的其他任何人，他在各大战役中领兵打仗的经验都要丰富得多。”还说：“欧洲的战争胜利了，联合国欠朱可夫元帅的账比欠我们任何一个人的都要多。”1945年8月访问苏联时，他儿子约翰和父亲在一起，约翰时年23岁，是个普通的中尉。列宁格勒市长举办的晚宴行将结束时，朱可夫提议由约翰来祝酒。年轻人并未推辞，遂起身，亮声说道：“我听见你们对盟军的每一位将领都赞扬备至，举杯致敬。那我也想向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重要的国家俄国祝酒。先生们，就请为伟大红军的这位普通的战士举杯致敬吧。”朱可夫的（《回忆录》）里也有与之相呼应的文字。他们的祝酒辞朴实无华，要致以敬意的并非是列宁创建的党，亦非苏维埃国，而是“这位苏联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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