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7年，德皇威廉二世借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巨野县被杀事件电告远东舰队：“中国人终于给了我们期待已久的理由。舰队立即驶往胶州湾，占领该处村镇，并采取严厉报复手段。”次年，德国迫使清政府签署《胶澳租借条约》，从而占据了胶州湾，并获得在山东的开矿和铁路铺设特权。

“庚子之乱”时，德国派出的侵华远征军人数前后总计达到2万，形成了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最大规模的海外军事行动。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来自柏林的统帅瓦德西发动了46次对中国抵抗力量的讨伐行动，其中有德军参加的行动达35次。在中国根据《辛丑条约》必须赔偿的4亿5千万两白银中，德国获得了其中的五分之一。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和德国都分处对立的国际阵营。

中、德之间之间似乎又存在着某种缘分。

从19世纪下半叶起，积贫积弱的中国把欧洲的后起之秀德国视作富国强兵的榜样。洋务运动的风云人物张之洞率先借用德国建制和德国教官来组建新式军队，李鸿章也曾选择德国的克虏伯大炮来加强中国的海防，并完全采用德国战舰来装备中国的北洋水师。

1876年，清政府派遣淮军的军官到德国留学，卞长胜等7个年轻人成了中国最早的陆军留洋学生。

在一次次探寻民族振兴的出路而又一次次遭受挫折的情况下，中国的一代知识精英在20世纪20年代接受了诞生于德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民众的命运从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很少有人知道，在抗日战争的初期，对中国最大的境外援助竟是来自德国。

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和战争的初期，世界列强对日本的侵华计划大多持观望态度。美国乐观日本与中、苏两国为敌，对中国政府提出的军援请求置之不理。苏联为免遭日、德两国东西夹击的威胁，也曾经希望日本把侵略矛头指向中国。苏联不仅拒绝了中国提出的对日出兵请求，还和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同时宣告：“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并就此停止了对中国抗战的援助。

留德学者陈仁霞曾在研读大量历史档案的基础上完成了一篇题为《中德日三角关系研究》的博士论文。她在这篇论文中揭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在抗日战争的前夕和爆发后的初期，德国曾是支持中国抗日的第一国际力量。

为了避免中苏两国出现结盟，促使日本在远东地区对苏联形成有效钳制，主导纳粹德国外交部、国防部和经济部的德国传统精英派分子曾旗帜鲜明地反对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七七事变”爆发3星期后，德国外交部在一则工作训令中指出：“因为日本阻碍中国之团结统一，导致了共产主义在中国之成长与蔓延，而其最后结果将驱使中国投入苏联怀抱。日本因此不能期望获得德国的支持。”

“九一八事变”爆发5年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的战争已迫在眉睫。1936年，德国曾协助中国的国民政府制定了一个在华南和华中建立新经济中心的《中国工业发展三年计划》，以应付日本可能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根据双方秘密签署的信用借款合同，德国应在随后5年中每年向中国提供价值2000万马克的军火和机器，中国则在10年内每年向德国提供价值1000万马克的农业、矿业产品用于还贷。

1936年，中国从德国订购军火的数量占据中国进口军火总额的80%以上。在“七七事变”爆发的1937年，由德国军事顾问团培训的30万中央军成了在正面战场抗击日寇的绝对主力，而在这一年里由德国输入中国的军火数量在全世界占据第一位。面对头戴德制M35钢盔，手持德国武器，以德国顾问传授的战术与之作战的大批中国军队，日军恍惚感到正在进行的是一场对德国人的战争。在日本的一再抗议和退出《反共产国际协定》的威胁下，德国在1938年决定停止对中国的军火供应，同时撤回了德国军事顾问……

在改革开放，建设现代化强国成为中国发展的主旋律之后，人们渐渐发现，德国又一次成为了中国在欧洲的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而中国则成为了德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最大投资市场。

诚然，国际关系的构成从根本上说是以利益需求为基础的，刻板而务实的德国从来都不会致力于和世界上哪一个国家谋求“万古长青”的友谊，或者希望“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中德两国透过一个多世纪的往来获得了一个共同的经验：长期以来在中德之间总是利益的互补明显大于利益上的冲突。也许正是因为这样，中国人特别瞩目德国。而要认识今天的德国，就离不开了解那两次震惊世界的大战，因为那段历史卷入了所有的德国人。当代德国人几乎毫无例外的都是“二战”老兵的后代。

在柏林，我接触过很多对德国充满兴趣的国内来客。但说起德国，他们全部的历史知识似乎只有一个“二战”。一位工程师出身的国内处长甚至可以津津有味地说出古德里安、隆美尔、凯瑟林等一连串德军名将的名字，还能对德军抢在英军之前登陆挪威、在进攻荷兰时首次动用伞兵占领要地、绕过马奇诺防线以装甲部队突袭法国、在东线一次俘获苏军60万人的大包围战等等德军经典战例如数家珍。很明显，他对欧洲这场浩劫的解读更多的还属于一种基于个人爱好的战史和战例欣赏。

的确，波澜壮阔的战争在旁观者的眼中不乏娱乐性，对热衷军事，崇拜强人和喜欢刺激的人来说尤其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之所以能打得如此激烈、残酷和持久，德国军队的素质、装备和耐力无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轴心国军队的最高作战能力是由意大利军队来代表的，那么这场战争极有可能在爆发一、两个月后就彻底结束了。

战争的延长，换来的是资源和生命的持久而巨大的消耗，在近六年的战争中，欧洲死掉了近4000万人，被摧毁的城市和村庄不计其数。无论是走向胜利还是走向失败，在这场大厮杀中扮演主角的各国军队走过的都是一条血路。也只有对这些惨痛代价毫无体验的人才有可能成为“二战迷”，“德军迷”，“希特勒迷”，甚至是新纳粹分子。

从上世纪70年代起，僵死的纳粹主义以一种新的形式，并在更大的范围内悄悄复苏。目前，新纳粹组织如雨后毒菌一样在美国、俄罗斯以及众多的欧洲国家大片滋生。当传统的强势国家开始面临发展的瓶颈时，其内部的右翼势力总会在外部寻找责任人，矛头所向或是其他国家，或是内部“异类”。前者导致国际霸权主义的不断强化，后者导致国内极右势力的沉渣泛起。一旦大众的排外意识转变为极端分子的行动，纳粹的种族主义纲领、宣传口径和组织形式就很容易成为现成的武器，新纳粹组织也就应运而生了。

在互联网的虚拟空间里，活跃着一大批酷爱德国国防军和党卫军的形象、装备、战术素质和作战业绩的“二战迷”，这一点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战争带给人们的刺激、对历史的误读、对德军之“酷”之“帅”的欣赏、在各种玩具、电影、读物、杀人游戏的影响下逐渐生成的崇尚暴力的心理……合在一起就造成了一些年轻人不加掩饰地赏识纳粹的意识形态和侵略行径。在网上以“党卫队”为自己冠名，用纳粹礼的那声“万岁”和网友打招呼，把纳粹的万字符甚至希特勒头像用作个人的形象图标……。

一个在德国商会驻华办事处工作的德国人曾对我说，他有一次在北京乘坐出租车，司机师傅一听说他是德国人，又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马上就和他大谈希特勒，还竖起大拇指说：“人家是这个，厉害。”好像不这样就难以表达对德国哥们儿的敬意。最让他难以忍受的是一些年轻人为了和他表示亲近，会开玩笑地把右臂斜举起来向他行纳粹礼。他说，每到这时他就为自己国家的历史脸红，也为这些人的无知而气愤。他苦着脸问我：“如果我对你们竖起大拇指说：你们的‘四人帮’是这个，了不起！你们会怎么想？”

这些奇怪的表现折射出的是隔膜，是前人和后人，历史和现代，无知和理性，亲历者和旁观者之间的隔膜。战争对于人类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从本质上说战争是野蛮的，因为它是人类的同种彼此杀戮。纵观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我们不难归纳出以下规律：

除自然灾害之外，人类所承受的最大损失和痛苦从来都是来自彼此之间的战争；

战争的根本起因总是源于不同族群、集团或国家间的利益争夺；

物质文明的每一步显著进展，都不可避免地要导致战争手段，即杀人武器和技术的更新；

战争在物资消耗和环境破坏的效率上超过了人类任何其它的活动；

为准备应付战争而持久投入的军费，是人类对地球资源造成的最大浪费；

敌对国家之间武力对比的失衡状态并不能遏制战争，反而会促成战争手段的多样化；

……

读懂战争的最好方法就是从战争的历史中悟透战争，但我们通常是怎样对待历史的呢？法国学者福柯说：“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话语的年代。”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也说过：“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二者发出的暗示可谓异曲同工：历史永远是为现代人的需要服务的。既然如此，战争于人类的意义也就很难从其历史中被悟透。

德国哲人黑格尔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人类唯一能从历史中吸取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都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历史上无数次惨烈战争的教训原本足以让现代人变得更加理性睿智，但遗憾的是，人类对历史教训的记忆力总是很差，或者说根本就不愿去面对历史这面镜子。因此，他们记住的往往是战争的功效，而不是战争的代价。于是，这个世界会不断出现任意打击或占领其它主权国家的军事计划和行动；会发生花样不断翻新的以平民生命为代价的各种恐怖袭击；会上演以武力作为遏制竞争对手的最高手段的大国间博弈。激光武器、生化武器、钻地高爆弹、遥控杀人飞机、洲际导弹、太空武器以及足以让地球生物毁灭上百次的核武库，人类的最高智慧不断结晶于能够高效杀戮同类的各种新型武器……如果这一切并非源于人类的集体愚蠢或健忘，而是出自少数人在控制世界财富的动机下的周密计划，事情就变得尤为可悲。

纵观世界各国，德意志人对战争的记忆和理解无疑最为客观和深刻。在世人心目中，这个民族的个性闪光点在于它严谨和求精的行事作风。但在我看来，德国人认识和思考历史的态度和能力才是最为可贵的。他们制造过最深重的罪恶，经历过最沉痛的教训，也完成了最彻底的历史反思。

德国人把前辈打过的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常规战争，其特征是以争夺利益为目标，在作战手段中基本遵循国际通行的行为准则；另一类是灭绝战争（Vernichtungskrieg），其特征是以屠杀生命作为征服敌手并获取利益的重要手段。在阅读德国的战争史时我发现，德国的历史学家们只把其前辈进行的两场战争冠以了“灭绝战争”称号，其中一次是“二战”时期德国在东欧战场上进行的战争，另一次是20世纪元年德国远征军在中国镇压义和团的战争。为此我专门查阅了一批德国历史学和汉学的专家撰写的关于义和团战争的书籍和资料，其中有一本书的标题很能代表德国知识分子对前辈镇压中国义和团的认识，书名叫作《我为来到中国而羞愧》。作为德国远征军的后代能以这样的立场书写先人经历的历史，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德国在“二战”后重新融入世界的一个根本性条件，那就是在德国的大众诚信基础上，德国的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独立和深刻的历史反思精神。在我看来，这种精神具有四大特征，其一是对历史的反思超越了民族意识、自身利益和政治时尚，其二是在对历史的反思中把普世价值观作为了评判历史是非的尺度，其三是对战争历史的反思并不受战争的胜负结果和历史定论的影响，其四是对历史的反思具有足够的时代纵深。一个社会的思想精英群体能够以这样的姿态去引导人们读史，这个社会的当代行为就不大容易陷入愚昧和迷茫，从这一点出发，人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二战”后的德国人和日本人的国际处境会如此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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