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长期实行“海禁”，从制度层面打压和抑制对外贸易的发展。但到明朝中后期，随着政策的调整和产品价格方面的优势，瓷器、纺织品、茶叶等商品源源不断地走向世界，使明朝成为“出口大国”，带来了巨大的贸易顺差，但这却没有使其真正富强起来，也没能改变其国运。

出口大国

明朝的开创者朱元璋来自社会最底层，他没有多少文化，却是个很有本事的人，不仅建立了一个朝代，而且有一套自己的治国方略，把一片废墟上建立的这个王朝治理得很不错，经济得到了恢复，人口大量增加，社会趋于稳定，史称“洪武之治”。他的继任者们延续了这些主要经济政策，先后开创了永乐盛世、仁宣之治和弘治中兴等所谓“盛世”。

朱元璋是贫民出身，自祖辈起就过着拖欠官府税款、四处躲债的生活，能踏踏实实当一名佃户都算是梦想，所以对土地有着深深的敬畏，在他看来只要能顺利收上来税，让农民承担一定徭役，对一个朝廷来说也就足够了。所以朱元璋的经济政策很保守，特别强调重农抑商，发展小自耕农，打击工商业者，不允许发展对外贸易，规定“尺板不得出海”。

同时期的欧洲正经历着一场巨变，资本主义开始萌发，新航路开辟后，美洲的白银大量流向欧洲，造成了物价迅速上涨，货币贬值，投机活跃，发生了所谓的价格革命。而另一边，在自给自足式的小农经济和实物征税的经济格局下，明朝拥有大量劳动力资源和低廉的物价，所盛产的茶叶、纺织品、瓷器等在国际市场上有极强的竞争力，世界各地都迫切需要中国商品。这时，小农经济的局限性也让明朝的财政出现了困难，朝廷迫切需要开辟新财源。在这种情况下，隆庆元年（1567年）明穆宗下令开关，允许民间“远贩东西二洋”。

明朝的这次“对外开放”迅速带来了对外贸易的繁荣，中国商品不仅实用而且价格很低，具有很强的市场竞争力。以丝绸为例，在欧洲，中国同类商品的价格仅是本地产品的50%甚至1/3，在北美洲的墨西哥，中国产品的价格仅是西班牙产品的1/3，在南美洲的秘鲁，这比价甚至达到了令人惊讶的1/9。一时间，世界各地的商人纷纷涌向中国，疯狂采购中国商品，据史料记载，1621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曾以4盾/磅的价格在中国采购生丝，运到欧洲就卖到了16.8盾/磅，毛利率高达320%。中国商品在国际贸易市场上一时间所向无敌，尽管缺少这方面的准确统计数据，但从随后白银向中国净流入的速度和数量判断，明朝已毫无争议地是当时世界上第一大出口国。

白银帝国

对于一个小自耕农为主体的农业帝国而言，进口需求远不如出口那么强劲，这样就产生了巨大的贸易顺差。放到现在，贸易顺差可以换来外汇，比如美元，而在那时贸易顺差换来的是当时国际流行的硬通货——白银。

白银作为货币在中国也有一定历史，汉武帝曾发行过“银币”，但在明代中期以前白银一直都不是主要流通货币，顶多是一种辅币，更多是作为储备之用，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并不盛产白银。现在中国虽然是世界八大产银国之一，但近代之前中国勘探出的银矿资源一直稀缺，且矿石品位不高，含银量多在1%以下，与秘鲁波托西银矿的50%、西班牙银矿的25%无法同日而语。据有关资料显示，到明清之际中国年产白银仅10万-20万两，在世界白银总产量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秦代以后“铜钱”一直是主要流通货币，宋代出现了纸质货币“交子”，明代也有类似的纸币，称为“宝钞”，但由于管理不严、发行混乱，“宝钞”贬值很快，被百姓弃用。在这种情况下，白银在货币体系中的地位迅速提高，张居正改革推行“一条鞭法”，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改实物税为货币税，结算的货币不是“宝钞”也不是铜钱，而是白银，白银这种中国无法大量出产的贵金属成为明朝的主要货币。

大量商品出口换回来的是大批白银，明朝成为当时世界上白银最大的流入地。面对疯狂涌入的白银，明朝政府的货币管理也十分滞后，当时世界各国的金银比价都在1∶10以上，而明朝由民间自发形成的比价约在1∶5.5－7之间，存在着投机的空间，许多外国商人于是把白银运往中国换购黄金，经过这种“套汇”手段轻易赚取了超额利润。

据《剑桥中国明代史》，当时美洲白银总产量的1/2－1/3输向了中国，1571－1821年间美洲有4亿比索的白银输入马尼拉，其中大部分最终转到了中国。据何芳川《澳门与葡萄牙大商帆》，仅1631年经菲律宾输往澳门的白银就在1400万两，这个数字已经相当惊人了，因为明朝鼎盛时一年的财政收入还不到500万两。德国著名学者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提出，当时全世界白银产量中的1/2流向了中国，总数多达数亿两，明朝成了名副其实的“白银帝国”。

但明朝的其他经济政策未能及时跟进，“重农抑商”仍是国本，明朝此时仍然是一个农业占绝对统治的国家，没能实现经济转型。在对外贸易方面，主导权其实也不在朝廷，而在外商以及本地的“买办”商人那里，大量廉价商品换回的白银也多积攒在商人们的手中。

通货紧缩

伴随着大量商品和劳动成果的输出，白银这种货币迅速涌入，对市场来说接下来要发生的事似乎很容易判断，那就是通货膨胀。

但奇怪的是，通货膨胀并未发生。明朝“对外开放”后的“CPI”不仅长期不高，甚至有些低迷。据彭信威《中国货币史》，十五世纪初期明朝的米价为2－3钱/石，十五世纪后半期有所上涨，达到5钱/石左右，此后一直到十七世纪的100多年里米价一直维持在这种超稳定状态。

物价不涨对百姓来说当然是好事，但100多年不涨似乎也有问题。从很多记载可以看出，物价没涨的原因主要是百姓收入水平不高，内需不足。明人靳学颜在《讲求财用疏》中说：“司计者日夜忧烦，遑遑以匮乏为虑者，岂布帛五谷不足之谓哉？谓银两不足耳。”明人王锡爵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今日所以年荒而米贱者，由于银贵。”

白银不是越来越多吗？为什么会出现“银贵”的怪事？这正是上面说的，白银虽然不少，但掌握在少数富商的手中，由于贸易结构单一，生产丝绸、茶叶、瓷器这些商品不需要拿出大量资金扩大再生产，所以商人们喜欢把手中的银子囤积起来，形成了巨大的“白银储备”，由于没进入消费领域，所以没有引发通货膨胀。

内需严重不足，物价长期低迷，反而促成了通货紧缩。明朝后期，菲律宾和日本两个重要白银输出地因为各自原因突然大幅减少了流出，造成明朝这个“白银帝国”出现了“钱荒”，就连朝廷的军费和日常支出也遇到了困难，此时崇祯皇帝已经继位，他是个充满忧患、试图发愤革新的皇帝，但管理经济是个外行，面对严重的通货紧缩，他给出了两剂猛药——开源、节流，正是这两招，把摇摇欲坠的明朝彻底推向了覆灭。

在“开源”方面，崇祯提出加大税收，与本来就贫苦不堪的普通百姓争利；在“节流”方面，他带头提倡节约，穿缝补过的衣服，吃粗茶淡饭，裁撤冗员，压缩朝廷经费。这些措施表面看多少缓解了一些财政困难，但由此产生了更大的负面作用，税收增加后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而非常时期的撤员、降薪，又进一步动摇了统治的根基。

崇祯元年（1628年），远在大西北的一个朝廷最基层的驿站里一名驿卒接到通知，他被裁员了，原因是朝廷财政困难，到处在压缩编制。这个驿卒就此失了业，开始在社会上闯荡，经过多次碰壁后他参加了农民起义军，16年后他成为最大一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首领，率部攻入北京，结束了明朝的统治，他就是李自成。

面对起义军围城，崇祯皇帝还想放手一搏，但他面临着一个最棘手的问题——国库里没钱了。为了筹钱，崇祯下令变卖了很多御用之物，包括自己吃的人参；他还放下天子的尊严向大臣们借钱，但除了几个太监慷慨“捐款”外大部分官员都表示自己很穷，没钱。城破，崇祯上吊自杀，李自成率部进入北京，通过“酷索”的办法向侯门、宦官、百官、商贾搜钱，短时间里居然得到白银7000万两，相当于朝廷20年的财政收入！

纵观明朝灭亡的过程，说它亡于通货紧缩可能有些偏颇，但严重的经济问题确实是导致其灭亡的根本原因。它虽然是世界头号“出口大国”，但大量廉价商品换回的只是一些貌似“值钱”的白银，这些白银被少数人囤积起来，既没有转化为投资也没有转化为内需，反而成为包袱和累赘。李自成得到了7000万两白银，面对这么多“钱”他大概也想不出来如何花，能做的只是化成银板往老家运而已，而这些“钱”也没能帮助他坐住江山。

崇祯原本还有别的办法挽救危局。三国鼎立时蜀汉、孙吴都很弱小，经济更加脆弱，但诸葛亮、孙权很“聪明”，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个办法：货币贬值。当时用的是铜钱，也照样能贬，一个办法是减轻铜的重量，他们最后铸的铜钱像纸一样薄；另一个办法是干脆指定铜钱的面值，所谓“大泉五百”、“大泉当千”，就是一枚铜钱指定其当作500枚、1000枚去花。

对崇祯来说，这个办法未必能解决根本问题，但至少可以为内部革新和军事斗争赢得时间，比“开源节流”显然更高明，但他却没有这么做。不是他不够聪明，而是明朝政府默认了银本位制，论斤称两的白银是主要流通货币，明朝政府等于丧失了货币发行权，或许可以在最后关头拿来拯救这个王朝的一条路也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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