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是新武侠作家中的集大成者。丁国旗曾说：“他（金庸）的小说显然已经超越了武侠本身，其作品在打打杀杀的背后并不是‘鼓吹仇杀’，而是‘主张和平’。他的小说真正突破了那种狭隘的、僵化的历史真实观，而写出了历史的本质真实，即艺术的真实来，这与那些高雅的‘纯文学’在思想追求上并无二致。”（丁国旗：《读孔庆东<金庸评传>》）
金庸先生是一位以严肃认真的态度进行武侠创作的人。他在1972年封笔之后，还对其作品进行了长达十年的修订。他自言，他的小说“所想描述的，是当时人的观念和心态，不能用后世或现代人的观念去衡量。”它们“旨在刻画个性，抒写人性中的喜愁悲欢。小说并不影射什么，如果有所斥责，那是人性中卑污阴暗的品质。政治观点、社会上的流行理念时时变迁，人性却变动极少。”(金庸：《金庸作品集（三联版）序》) 的确，金庸先生正是抓住了“人性”这一不易变动的主题进行创作并取得了成功；可是，即使是他自己也没想到，他的小说早已超越了故事本身，富含现代精神。
一、民族观
传统的武侠小说，包括有些“新武侠”小说，都涉及了一个问题，即“夷夏之防”。即使在金庸的早期作品中，也有这方面的烙印。“只要是满族人（异族），就是敌人”，《书剑恩仇录》中就有这样不成熟的表达。随着视野的开阔和历史观的成熟，金庸的民族观不断发展，这些变化也就自然地体现在他以后的创作中。如金庸笔下第一英雄萧峰是契丹人，第一明君康熙是满族人，而能够在官场上和江湖中游刃有余、呼风唤雨的第一小滑头韦小宝，已经没有“父亲”这一本体意识，更没有民族意识，已经分不清究竟是汉、满、蒙、藏和回中的哪一族。“夷夏之防”在中华民族这一民族共同体内被彻底打破，“异族”和“汉族”，几乎已经没有了界限。
《天龙八部》中，汉族社会中成长的契丹人萧峰，在经历了艰苦的磨难后，最终完成了民族认同，归属于自己敌视了大半生的大辽国。可是他无法把汉人当作敌人，而是认识到汉人、辽人中，都有好人，也都有坏人，根本不能把汉族和契丹族说成是哪一方好，哪一方坏。他认为宋辽之争错不在一方，而在于战争本身；战争使辽宋两国边境的百姓蒙受苦难，使辽宋两国的将士惨遭屠戮。于是他渴望和平，渴望停止战争，所以他虽贵为南院大王却只求保土安民，绝无南犯之意。他这种思想已经超越了那个时代的武林同辈。
萧峰是契丹人，他的父母在雁门关外不幸为中原武士杀死（父亲没有真死），这既可以说是“家仇”，也可以说是“国恨”。后来，他被汉人养大，受汉族文化的熏染，在思想与气质上更接近于汉族文化的要求，形成了对汉族的认同。事实上种族没有贵贱之分，民族性格没有高下之别。萧峰作为汉人也好，契丹人也罢，他的行为践行的正是一条大丈夫、大英雄、大豪杰之路，但特殊的身世，使他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如果走不出来，他的结局就必定是悲剧，那就是死亡。
萧峰悲剧的焦点集中在民族使命及他与丐帮兄弟结义之情的冲突上，或者说集中在民族利益（契丹与宋的矛盾）与文化认同（虽然萧峰在血缘上是契丹人，而文化气质上则与汉人中的英雄无异）的冲突上。萧峰的生命的崩溃，始于他知道自己的身份之时。此后，他努力地确定自己的契丹民族身份，实现自我的民族认同。但当他无意中救了耶律洪基，既而为耶律洪基平叛而成为南院大王，辽君派他南下攻宋时，他内心无法挥去对大宋的认同与“仁”、“情”“义”等儒家也是江湖武林人物所奉行的道德标准，于是“他只能消极地告诉自己，他会坚决保卫辽国不让大宋入侵及制止大辽攻宋，但叫他忘却对大宋之情，就如叫他的左手忘却右手。”
二、侠义观
武侠小说离不开“侠”，也就离不开了“侠义”。“侠义”是“侠”立身于江湖的道德，是“侠”称之为“侠”的责任。“侠义”大体包括“仁”、“信”和“义”三个方面。
段誉出身于帝王之家，所受的教育丰富而又系统，因此他的身上集儒家思想、佛教教义和道教文化于一体，于是“仁义”和“慈悲为怀”在其身上体现尤为明显。起始他毫无武功，甚至没有一点防身之术，只是满口“之乎者也”、“佛曰佛云”和“乾卦震卦”而行走江湖、履历风波，显出了十足的酸腐和书呆子气。然而正是这种傻里傻气，更另类地体现了他的“侠义意识”，在他的身上甚至可以看到隐约的古游侠精神。段誉挺身制止神农帮和无量剑的冲突，虽说他自不量力、见识浅薄，可这里面已经有了“仁”的关爱和“慈悲为怀”的虔诚。再如，三十六洞洞主和七十二岛岛主为反叛灵鹫宫而杀女童为盟时，触发了他的怜悯，为其求情。虽然，“人微言轻”而致使效果不佳，但“侠”的形象却显而易见。灵鹫宫上，段誉代虚竹惩罚那些反叛的部属，其实每一条都是象征性的赎罪而已，这也正体现了“侠”的宽容。
虚竹的迂腐不次于段誉，他内心的侠意识几乎就是“和”字和“生”字。“仇，而言和；敌，而生之”即是他的宗旨。巧破玲珑棋局，是为了救人于困难；误救天山童姥，岂不是在刀下救人而生之？如果说段誉和虚竹的侠义意识过于牵强，那么我们就来看看萧峰的侠义意识吧。
杏子林义释包、风二人，源于对其人的惺惺相惜，和与慕容复所谓的“神交”。聚贤庄里的一场恶战的直接原因是为了救与自己不相干的少女阿朱。游坦之为复家仇而行刺于他，他不仅饶恕了游坦之，而且赠银遣回，此非大侠不能为也。从这三件事上来看，英雄相惜（虽然慕容复不能称之为英雄或侠士，但其手下四贤可算得上是侠义之士了），到舍身取义，及义释仇敌，哪一件不是大丈夫所为？这些姑且不表，且看雁门关外，杀宋兵而救辽民；南京城郊，释放宋民，不正是其除强救弱的侠义表现吗？
复仇是武侠小说所共有的模式。《天龙八部》中也有一条复仇线索，即萧峰的复仇。萧峰的复仇带有悲剧性和荒诞性，因为他本人的身世就是一个谜，更不用说他怎会知道自己的仇敌是谁。在寻访仇人的过程中义士的被杀，更使他陷入了线索中断的焦虑和欲洗脱冤屈而不能的状态。到最后，他却发现自己千方百计要寻找的“大恶人”竟是自己的父亲，而自己竭力开脱的“罪责”竟都与自己有关。命运的荒诞性给他开了一个多大的玩笑！而“复仇”这一个侠义中的基本主题却被颠覆了。“复仇”真的正确吗，真的重要吗？
“侠义”与“仇恨”和“复仇”分不开，然而“反侠义”与“复仇”似乎有更密切的联系。“四大恶人”中的叶二娘因为遭弃与失子而形成了阴骘而残忍好杀的性格；段誉的生母刀白凤，为了对丈夫在外沾花惹草的多情进行“复仇”而糟践自己的身体与一个乞丐私通，这些畸形的性格和不正常的行为都是“复仇”中的“反侠义”形式。可是这些还不是最为典型的，丐帮马副帮主的娇妻康敏，则显得更为阴骘和狠毒。
康敏这一人物是金庸先生运用现代心理学和美学塑造的典型人物，因此具有超时空的永恒意义与价值。这位马夫人的占有欲异常强烈，她那“天生的脾气”更让人毛骨悚然：决心占有一切想要得到的好东西；得不到的，就千方百计把它毁掉。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现实人类心理性格，直可以与《雷雨》中的繁漪一拼。她小时候，渴望得到过年的花衣裳而不能，于是邻居家的小女孩的花衣裳就显得异常艳丽而扎眼，嫉妒、艳羡与愤恨使她将那件花衣裳剪得稀烂。洛阳百花会上，她陶醉于自己的艳丽，自以为足可以使众人倾倒，可偏偏萧峰对她少看了几眼，她就以为萧峰有意对她蔑视，决心报仇雪耻，要将萧峰从丐帮帮主的位置上赶下来。她怂恿马大元反叛萧峰，而马大元未允可，于是就勾结情人杀死了马大元，酝酿了杏子林的叛乱。
本来杏子林叛乱已经由萧峰平息，可康敏的聪敏和优秀的表演才能又让所有矛头齐指萧峰。当阿朱刺探杀害萧峰父母的带头大哥时，她却巧妙地移祸段正淳以报私人的“情仇”。后来康敏用毒药麻翻了段正淳后，鲜血淋淋地一口一口将肉从段正淳身上咬下来，咬一口还叫一声“段郎”。叫得那样甜蜜销魂，叫得那么心惊肉跳！她这样做仅仅是为了没有做上镇南王妃而已。康敏外表的美丽、聪慧和内心的残忍、狠毒的极大反差，具有强烈的美学效果和现代意义。康敏是“反侠义”的典型个案，可以成为变态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三、爱情观
金庸不仅在他的小说里为我们描绘了曲折感人的故事和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而且为我们描绘了各种各样真挚的爱情。人们对自由恋爱的追求，就包含了一种现代精神。在爱情面前，男女双方可以抛弃地位、权力、金钱和家庭，可以置世俗观念于不顾。例如，郭靖为了和黄蓉在一起可以完全不考虑华筝的公主地位；赵敏爱上了张无忌，可以抛弃郡主的身份，背叛自己的家庭和民族；杨过和小龙女相爱，可以顶住理学中“师徒”名分上的压力；胡一刀找到了意中人而置大笔的财富于不顾，他说：“世上最宝贵之物，乃是两心相悦的真正情爱，决非价值连城的宝藏。”
同样，金庸在《天龙八部》中也为我们塑造了许多执着追求爱情的人物形象和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
段誉貌似花心，实则专情；他对王语嫣的爱，纯净无瑕，始终如一，不求回报，不强占有。为了成全她的幸福，阻止慕容复娶西夏公主，他竟答应自己去抢这个驸马来做。这种爱实在太上境界了吧！与他的爱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天山童姥和李秋水对无崖子的爱。她们为爱而相互戕害：天山童姥被李秋水害得终身畸形，而李秋水又被天山童姥毁去了容貌，最后两人还火拼而同归于尽。当天山童姥临死时发现师弟无崖子所爱的不是李秋水时，难以抑制内心的惊奇和欢喜，大声呼叫：“不是她！不是她！”，然后大笑而死。天山童姥的死，成就了李秋水的胜利，可是她发现画中的人不是自己而是自己的小妹时，成功的喜悦荡然无存，留下的只是茫然和失落，于是她连声惊呼：“是她！是她！”最后她叫道：“师姊，你我两个都是可怜虫，都……都……教这没良心的给骗了……”她们为爱而仇恨了一生，最后却发现两人根本就算不上情敌。她们爱得太自以为是，太狭隘了。
天山童姥和李秋水并不是“侠”，她们的爱也非“侠之爱”，然而她们的结局却说明了“爱”的方式不应该是怨毒和仇恨，而应是包容与成全。生命短暂，爱情却给这短暂的生命赋予了意义。爱情对人们来说既可能意味着幸福，也可能意味着痛苦和悔恨，而真正的大爱则是面对痛苦与悔恨时的责任与担当，是失去爱人之后仍然对爱情本身的执着。萧峰的爱情就是这种，是典型的“侠之爱”。
金庸的小说，有四个场面最令我感动，我为此多次流下过眼泪。其一和其二分别是《天龙八部》中的“阿朱之死”和“萧峰之死”，其三是《倚天屠龙记》中的“张翠山夫妇自刎”，其四是《飞狐外传》中的“程灵素之死”。四个场景中尤以“阿朱之死”为最，这不是因为萧峰是大英雄和阿朱的美丽可爱，而是因为他们之间的真情。金庸将阿朱的死安排在雷电交加的夜晚，类似于《雷雨》的场景，很有情感的冲击力。当萧峰亲手打死阿朱时，“只觉自己四肢百骸再无半点力气，不由自主跪了下来，抱着阿朱的双腿。”萧峰听到阿朱问自己是否恼她，他大声道：“我不恼你，我恼我自己，恨我自己。”说着举起手来，猛击自己脑袋。这是极度悔恨下很自然的反映。当阿朱请求他“不可损伤自己”时，爱情显得如此纯洁、伟大。那么爱情究竟是什么呢？阿朱代段正淳受了萧峰一掌，其实不完全是因为父女之情，还在于她想告诉萧峰：“一个人失手害死了别人，可以全非出于本心。”这爱情可说是颇有深意。
萧峰抱着阿朱，根本无法接受她已经永远不会再活过来的事实。他内心是绝望的，痛苦的，渴望以死来得到解脱。萧峰抱着阿朱，“浑不知身在何处，脑海中一片混沌，竟似是成了一片空白。”他四处狂奔，嘶声哀号；还无数次往阿朱体内输入真气，渴求奇迹的出现。然而，“阿朱总是一动也不动”。他接受了阿朱已死的事实，要把自己和阿朱葬了。当知道仇人不是段正淳时，终于抛却了死亡的念头，然而悔恨之情仍然强烈。金庸写道：
他抱起阿朱的尸身，走到土坑旁将她放了下去，两只大手抓起泥土，慢慢撒在她身上，但在她脸上却始终不撒泥土。他双眼一瞬不瞬的瞧着阿朱，只要几把泥土一撒下去，那便是从此不能再见到她了。萧峰跪在坑边，良久良久，仍是不肯将泥土撒到阿朱脸上。突然之间，他站起身来，一声长啸，再也不看阿朱，双手齐推，将坑旁的泥土都堆在她身上脸上。阿朱的死，是因为她对萧峰的深沉的爱；同时，她的死又映衬了萧峰的痴情。正是萧峰的痴情，才使他成为有血有肉的真的英雄。
萧峰对阿紫的纵容和迁就是因为他内心对阿朱深深的内疚。即使阿紫不把阿朱的名字挂在嘴边，进行所谓的感情勒索，没有阿朱临死时的委托，萧峰也会那样做。他只有通过努力地付出，来弥补自己的过失，使自己内心得到安慰。对他来说，付出越大，他内心的安慰也就越大，内心也就越平衡。萧峰对阿紫最好的时候，是阿紫想留他在身边、暗算萧峰而受重伤的时候。对萧峰来说，几乎是阿朱悲剧的重演，于是爱和内疚，使他竭力做出补偿。
阿朱在萧峰心中的地位是神圣的，这并不只是因为阿朱的好和萧峰的痴情，而且还因为萧峰负了阿朱，对不起阿朱，于是阿朱永远活在萧峰心中。阿紫的身上承受着萧峰双重的爱——对她的关爱和对阿朱的爱，因为萧峰看到了阿紫，就等于是看到了阿朱。也可以说是阿朱活在萧峰心中，但是阿紫的存在使阿朱的形象在萧峰那里具体化了。只要阿紫在他身边，就好像是阿朱在他身边。这怎能不使萧峰对阿紫纵容、迁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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