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司整体利益之下，不同层级的领导各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在“公司大账”和“老板小账”之间，往往存在一定差异。如何将擅长做“公司大账”和擅长做“老板小账”的两类不同人才安置在合适位置、且保持利益平衡，这是考验老板察人、用人之道的关键所在。

　　孙权重用吕范、弃用周谷

　　三国东吴的开国皇帝孙权，在哥哥孙策当家时，不过是个小小的宜兴县长(阳羡长)。做了县长不免要搞点计划外项目，从公款里拆借些资金。他的两位“会计”———主簿吕范和功曹周谷，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吕范把每笔小账都做成大账，规规矩矩向孙策汇报，弄得好多计划外项目不得不关停并转，孙权的小金库也险象环生;周谷则明里暗里，帮孙权做足假账功夫，让孙权私房钱花得很爽，老哥兼领导孙策也被蒙在鼓里。

　　等到孙权自己当家，吕范立即得到重用，后来成为东吴的股肱名臣，而做账高手周谷则“终身不用”，理由是此人既然能帮着当县长的自己欺瞒当领导的老哥，就能帮着当下属的别人欺瞒当领导的自己，能力越强，账做得越巧，危害性也就越大。

　　后人大多称赞孙权在这件事上做得不错，很能理解汉光武帝刘秀那句“天子不与布衣同”的道理，知道一旦当家，“小家”就成了“大家”，自己就从“做小账的”转换为“查小账的”，从欺瞒别人的小领导，变成最怕别人欺瞒的“大老板”，以前不讨小县长欢喜的呆板会计吕范成了最值得信任的好管家，昔日让自己舒坦轻松的理财高手周谷，则成了大皇帝必须打足精神防范的财政蠹虫，一进一退，貌似实在允当得很。

　　但孙权在“用会计”这件事上，充其量只能算“及格分”而已：在重用吕范这个问题上，他的思路十分精辟，从方面之任转换到全局主宰，抛弃此前“小我”的本位主义，为“大家”财政安全的需要提拔吕范这种讲原则、守法度的“会计”，自然是令人钦佩的选择;但对周谷的处置却只对了一半———对这种人抱有戒心，让他远离财务关键部门，这完全正确;但就此不予重用，却未必是一个决策者最好的选择。

　　周谷的“可用之处”

　　唐太宗时的名臣岑文本曾经有一段话，说“使智使勇，使贪使愚，故智者乐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贪者邀趋其利，愚者不计其死。是以前圣使人，必收所长而弃所短”，意思是人无完人，即便愚蠢或贪婪的人，如果使用得当，也一样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并避免不良影响。一个明智的领导者，应该用人之长，弃人之短，而不是求全责备，把人一棍子打死。

　　具体到周谷这件事，他做假账动机不纯，对“大领导”不负责任，对顶头上司意在溜须逢迎，这些都是比较严重的缺点。但他头脑灵活，对财务规则娴熟，敢于灵活处置问题，这些其实都是可取的。三国时代，州郡的独立性很强，以东吴为例，直到孙权晚年，仍然实行较为原始、落后和分权的部曲制和采地制，每个地方官和将领都领有数量不等的“配兵”，这些“配兵”的开支，则由分配给他的采地财政来承担，将领死后，这些“配兵”和采地一部分由国家收回重新分配，另一部分则由其一个或几个儿子继承。而在孙策时代，这种分权制和财政分散状态更加突出，可以说，当宜兴县长的孙权要求更多财政自主权，在他那个时代其实是常态的、合理的，周谷的做法虽有取巧之嫌，但说不上有多出格，充其量算个“合法避税”;而吕范事事汇报的做法，在那个时代反倒是有些奇怪的———因为即便汇报了，在当时那个松散体制下，孙策也不会对连军费、办公费都要自筹的地方官作多少苛责(就更不用说孙权和孙策是啥关系了)。

　　孙权重用吕范、抛弃周谷，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他对集权的一种憧憬，此后直到去世，他一直试图改变这种落后的分权制、采地制和兵权世袭制，但收效却是有限的。应该说，孙权的愿望是好的，也符合公司发展大计和他本人的利益，但即便如此，周谷仍然是个可以“收所长而弃所短”的“会计”人才———

　　从史料上看，吕范是“移民”身份，原籍汝南细阳(今安徽太和)，在孙策手下不仅是“异地做官”，而且弄不好还在试用期内，事事小心既是品德和个性的表现，也多少有自保痕迹，不得不时刻担心被砸饭碗，如果在其家乡汝南当“会计”，会否仍这样规矩，恐怕也不好说;周谷却是周氏子弟，而周家的郡望正是阳羡，也就是说，他是土著做官，出身不俗，胆子更大、点子也更多，实际上有些“地头蛇”的有恃无恐成分。

　　鉴于此，把周谷从“老窝”阳羡弄出来，平调到远离家乡、宗党的外地任职，并配上合适的副手，辅以完善的审计监督机制，他善用规则、敢于任事和精通理财的优点便可以充分发挥，而喜欢耍手段、钻空子的人格缺陷，也可以得到有效约束。

　　不仅如此，在一些特殊岗位，敢花钱、敢负责任、不计较小账，反倒比循规蹈矩的“会计”更能派上用场。

　　中国古代买卖人和“会计”们共同尊奉的偶像和祖师爷，是曾经帮助越王勾践报仇成功，后来功成身退、弃官经商，并成为著名富翁的陶朱公范蠡。范蠡晚年住在陶(今定陶)，二儿子因杀人被楚国关押，要花钱打点，范蠡本想让刚成年的小儿子去，当了他多年助手、精明能干的大儿子觉得自尊心受伤害，坚决要去，还抬出老娘当说客，范蠡迫不得已只得放行，却立即着手给二儿子准备后事。结果二儿子果然没能救出。当范夫人问他“怎么知道大儿子不行小儿子行”时，范蠡解释说，大儿子曾跟他历尽坎坷，懂得钱财来之不易，花钱时势必精打细算，可二儿子的确犯了死罪，如此吝啬自然打动不了楚国那些贪官;相反，小儿子生下来就享尽荣华富贵，认为钱来得容易，到了楚国必定出手大方不计较小账，这样反倒能把老二救出来。

　　“小家”如此，“大家”也一样。楚汉对峙时出名人品不好、手脚不干净的陈平，在项羽手底下搁哪儿都不放心，到了“善将将”的刘邦手下，给安排做敌工、策反和情报工作，经费包干，细账不管，结果这位“不合格会计”如鱼得水，为刘邦的最终胜利立下了不可替代的丰功伟绩。由此可知，没有不能用好的会计，只有不会用人的主官。

　　“大账”与“小账”的平衡

　　王朝也好，企业也好，都会遇到“大小账”的问题，也就是怎样兼顾“公司大账”和“老板小账”。

　　有些人能力超群，可以“大小兼顾”，比如汉高祖刘邦手下的萧何管后勤和财政，既能确保汉国财政不因连年战事而崩溃，保证几十万远征军的军需，又能让讲究生活品质的刘邦喝得起酒，泡得起妞。

　　但绝大多数“会计”，却只是个“专才”：要么善于管“大账”，财政收支可以搞得得心应手、收支平衡，“大老板”的“小金库”却打理得一塌糊涂，比如唐代中期的名相李泌，能让被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搞到支离破碎的国家经济恢复稳定，却总也管不住唐德宗李适追求私房钱的小心思;要么善于管“小账”，能把“老板”伺候得舒舒服服，小金库运转得风生水起，可绝不适合管理“公司大账”，比如那个臭名昭著的杨国忠，算小账是绝对的一把好手，陪着唐玄宗李隆基赌钱，输赢多少，随口就能报出个准数，管理宫中小账，也弄得井井有条，被李隆基亲口封为“好度支郎”，意思是“模范会计”，可这位“模范会计”被提拔掌管全国财政，却既鼠目寸光，又贪得无厌，最终把好端端的“开元盛世”，给败成个一塌糊涂的“安史之乱”，“老板”给他连累得抛家舍业，做了七八年“游客”，他自己更落得个全家遭难、尸骨无存的凄惨结局，真个是害人害己。

　　作为“大老板”，自己头脑里要把握好“两本账”：把“管国”的“大会计”弄来管家，最多是添堵;可要把只能管管小金库的“管家型会计”给弄去管了“大账”，那可就不只是自寻烦恼那么简单了。倘若“模范会计”杨国忠凭着过人的心算技巧、细致周到的管家技能，和特殊的外戚裙带关系，继续从事他管赌账、管小金库等琐屑而重要的“家政会计工作”，只怕到死也是个被同僚羡慕嫉妒恨、被领导赞赏有加的“好度支郎”，又何至于误国误家、害人害己的地步?

　　至于孙权当上“大老板”之后的用人思路固然无可指摘，但毕竟造成了令人惋惜的人才浪费。三国的形势是“天下九州，魏占其七”，孙权当政之初北方尚未统一，还是袁绍和曹操对峙的阶段，但孙氏只占“一州之地”、地盘少、人才缺的态势却一目了然。如果说袁绍、曹操是“大企业”，孙氏只不过是“小公司”，用好手里几张牌，让他们各尽其用，扬长避短，是“企业”发展之必须，也是领导者的责任和本分，从这个角度看，周谷的悲剧既有他自己的因素，孙权自己不会“打牌”，也要负一定责任。

　　用好你的“会计”，把一些可能有的缺陷、可能不总是讨人喜欢的牌用到最合适的地方，而不是一看牌点不大、花色不喜就弃若敝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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