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红色高棉兴亡史的讨论在国际上早已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但如何讨论和由哪些人来讨论仍然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拿美国来说，尽管“区域研究”是学术界的热门，但这个在冷战时期兴起并以和那个时代的国际政治结合得很紧密的学术领域在冷战后发生了一个重大转变，非政治性的课题占据了主导地位，二十世纪形形色色的革命和激进社会政治运动很大程度上被边缘化。东南亚本来是一个在这个时期充满了天翻地覆的政治变化的区域，但相对来说，以这种政治变化为对象的研究和它的重要性在后冷战和后革命时代不成比例，比比皆是的是充满了“后现代”和“后殖民”趣味的课题，一个对当代东南亚的社会有着最直接影响的社会政治运动反而成了少人问津的老古董。

在这个大背景下，虽然红色高棉在短短几年间对柬埔寨社会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法国对柬埔寨大半个世纪的统治(值得指出的是，红色高棉给自己的国家带来的只有毁灭，而法国殖民统治除了在经济上殖民掠夺的一面，毕竟对柬埔寨的文化和宗教没有带来重大的破坏，而且还给这个传统社会增添了欧洲文化的成分，例如金边作为一个融合了传统柬埔寨文化和欧洲文化的现代城市就是一个事例)，但在新一代的东南亚学者中，很少有人愿意接触这个课题，对红色高棉所作的基本研究还是由在冷战时期成名的学者来完成的。

而在中国学术界，对红色高棉的研究一直受到政治因素的限制，更谈不上有什么进展和成就。这个政治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是红色高棉是一个以在柬埔寨实现共产主义为使命的政治运动，它所造成的民族灾难自然会使人们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评价产生影响;第二，红色高棉不但是在思想上是毛主义的产儿，而且在实际发展中和文革前后中共的对外政策有直接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除了个别网站和媒体偶尔“越轨”外，长期以来对红色高棉的介绍始终局限在官方所允许的所谓“极左”的框架内，在历史事实和理论探讨两个方面人们对当年柬埔寨究竟发生了什么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当年的中共应该对红色高棉负有历史责任始终没有清楚而全面的了解。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对红色高棉的探讨，在中国也是对中共自己历史的探讨和对毛泽东时代的评价的一个重要部分。

在海外的中文出版界，最近对红色高棉的历史、尤其是它和中共联系的意义上出现了一些新材料和讨论，反映在铁戈的《逐浪湄河——红色高棉实录》(香港明报出版社2006年，以下简称《逐浪湄河》)和周德高口述，朱学渊撰写的《我与中共和柬共》(香港田园书屋2007年)两本书中。这两本书都加深了我们对红色高棉的历史和它与中共的关系的了解，但比较而言，无论在材料和观点方面，《我与中共和柬共》都更值得向读者推荐。

这两本书都是自传，前者的传主是常修文，后者是周德高，他们都是中共从50到70年代在柬埔寨(也曾经在和柬埔寨比邻的南越)的地下情报人员，公开身份是经营有道的商人。作为中共的情报人员，他们原来都和柬埔寨共产党没有联系，只是到了后期，迫于形势的重大变化才不得不对柬共公开自己的身份。常修文在1970年朗诺政变推翻西哈努克之前主要从事对南越的情报工作，政变后转为对柬埔寨，他最惊险的经历是自60年代中期就在柬埔寨设立和北京直接联系的地下电台，一直到红色高棉上台。周德高从事情报工作的主要特点是他和柬埔寨方方面面人士都有密切关系，从西哈努克政权下的贵族官僚到朗诺政权下的军人政客和红色高棉的各级领导人，利用这种广泛的社会关系他直接参与或经历了60和70年代柬埔寨的一些尤其是和中共有关的重大事件。

这种以切身经历为基础的历史作品给读者带来的问题首先是在多大程度上他们的叙述可以拿来作为可信的历史材料。一般来说，对于这些作品中的细节，尤其是那些绘声绘色的情景描写，特别是长篇对话，读者可以不必过份认真;但对重大事件的交代和分析则应该是有认识和使用价值的。两本自传的主人公中，周德高不但身在海外多年，而且经历了思想转变，对“革命”早已深恶痛绝，斩断了和“组织”的纽带，所以写作中没有顾虑，提供了丰富的内幕细节和材料;而铁戈(笔名)，不但身在国内，而且更主要的是思想上仍然是一个“革命者”(尽管他对红色高棉的革命完全否定)，所以很多地方对中共和柬共的关系或是点到为止，或是语焉不详。因此，一个可以说畅所欲言，另一个则往往欲言又止。此外，由于年龄和投身中共“革命”的时间不同，常修文30年代末就和中共在柬埔寨的组织发生了联系，对中共建国前在印度支那扩展影响发展组织的情况介绍得要多一些，而周德高于50年代初和中共发生联系，其叙述集中在从50到70年代。

和世界上大多数共产党相比，中共有一个得天独厚之处，这就是庞大的海外华人群体——尤其是在和中国邻近的东南亚国家--为它提供了扩展国际影响的天然条件。这个以“同文同种”为基础的信息和组织网络在中共夺取政权和发展国际关系方面的重要作用至今还没有系统的研究。东南亚华人长期处于殖民地统治下，既不能被白人统治集团所接纳，更不能和当地土著所融合，一直视中国为祖国，认同中华文化。殖民地的生活经历常常使他们把自己在当地的低人一等的处境和中国被列强欺凌的背景相联系，而很多人从事的低下的社会职业又让他们对现实严重不满，一些人即使通过努力在经济上远比当原住民富余，但在社会地位上仍然远在当地的西方人之下。在这些历史因素的作用下，中华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在这些华人中一直有广泛的影响，尤其在五四运动之后，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些意识形态成了他们在殖民地举目无亲局面下的精神支柱，其执着程度往往比很多在国内参与左翼运动和共产党革命的人有过之无不及。

东南亚华人很早就和中共发生了历史联系。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很多中共成员流落东南亚，建立了中共在东南亚的组织，称为“侨党”，很多人后来转入印度支那共产党和马来亚共产党，同时拥有中共和这些党的党员身份，不但基本听中共的指挥，而且把中国视为大后方和培训基地;抗战时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共更是有计划地向东南亚派遣人员，作长远打算，例如著名的“民主人士”胡愈之就是接受周恩来的派遣前往新加坡担任《南洋商报》主笔的。在这个“侨党”的外围，则是所谓“华运”(华人革命运动)，即在中共领导下的统一战线。这又是一个中共特色。所谓“统一战线”的实质就是中共可以在法律、政治和道义和身份上在各个地方和场合从事难以用中共或者任何公开党派的名义所从事的任何活动，哪怕是在自己掌权的条件下，也总有一些话，一些事，让别人来说或做比自己要好。这个“华运”在英美的东南亚殖民地有理想的活动条件。

在这里，公开的共产党是非法的，公开挑战殖民统治的合法性也是要受到镇压的，但除此以外，英法统治者对民间社会政策非常宽松，尤其是教育、新闻出版和少数族裔社团组织方面的独立和自由，例如共产党组织虽然不能公开露面，但学习共产党领导人的著作和革命文艺作品，演出红色文艺节目，尤其是以工会学生会和各种俱乐部的名义建立党的“外围组织”甚至游行示威，这些都是合法的。华人可以建立自己的学校，殖民政府很少甚至从不过问这些学校的教学内容，马克思主义和中共革命可以公开传授和讨论。如果把极权政体和殖民统治相比，在对意识形态、言论自由和社团组织的控制方面，前者可以说是有百密而无一疏，后者则往往相反：有百疏而无一密。

这种非常宽松的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在独立后并没有改变，新的民族主义政府对民间社会基本上沿袭了英法殖民主义统治时的政策，而且由于没有了殖民地时期职业化的官僚和相对严格的规章制度，很多方面松松垮垮，加上贪污腐败，因此整个体制充满了漏洞，这两本书对此有详细描绘。一个典型事例是常修文50年代初回中国接受训练，八年后被派遣回到金边。由于他是从法属印度支那在河内的海关出的境，柬埔寨方面没有他出境的记录，八年后他回柬埔寨时越柬都已独立，但两国政府没有在过去殖民统治下出入境记录上充分合作，因此常修文可以声称他从未离开过柬埔寨，只不过没有及时更新身份证。这样他不但顺利恢复柬埔寨永久居民身份，甚至通过找关系把这八年欠下的身份税款也勾销了一部分，政府方面根本不知道他离开柬埔寨在中国待了八年。这些合法权利和非法漏洞无疑给中共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发展组织和活动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隐蔽而组织严密的“侨党”和公开而相对松散灵活的“华运”相结合，是中共在东南亚的主要活动方式。常修文和周德高参加革命和后来长期为中共从事地下活动的经历都说明了这一点。常修文出生于金边贫困华侨家庭，三十年代下半期在金边私立新华小学校时就接触并被招募进中共地下组织。这个学校的校长本来就是曾经参加广东潮汕地区农民运动的左翼知识分子，1939年这个学校又从延安派来了一对夫妻，他们都是新加坡华侨，曾经参加马来亚共产党，后来去了延安，又被派到柬埔寨。在他们的组织下，这个小学很快就成为中共传播革命文学、歌曲、舞蹈和政治理论的阵地，年幼无知的学生成为他们的招募对象，当时只有十二岁的常修文就被这对夫妻选中，利用他的儿童身份担任地下党的交通。当时中共的宣传在国内就是以“抗日”为表，“拥共”为里，在海外也是如此，从常修文的回忆中，读者看到的基本上都是共产党抗日，国民政府卖国的谎言。1944年，常修文转学到南越西贡附近的堤岸，在一所侨社公立的义安中学读书。义安是一所在学习和纪律上都非常严格正规的学校，学生除了学习规定的课程，不能从事政治活动，这些都让在中共和左翼思潮影响下自由散漫惯了的学生不适应，于是他们闹起“学潮”，很多转到了槟知的南侨中学。这是又一所受到中共影响的学校，其中有一个老师早在20年代就加入了中共，曾是广东某地下县委书记，后来转入南越，在这所学校教社会发展史和政治经济学这些典型的左翼课程。

常修文也接受他在新华小学时的中共老师的“建议”，转入了这所学校，在这里阅读了大量的左翼书籍(如艾思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哲学》和其他理论书籍和苏联的革命文学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铁流》、《士敏土》)等等，即使是西方文学，也是充满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反抗精神的，如杰克·伦敦和马克·吐温的作品。这些作品在同一时期也是东南亚其他地区左翼华文文学中的必读，例如马共总书记陈平和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领导人林清祥都在少年时期就深受它们的影响。1946年内战时期，这所学校的共产党地下组织还发动西堤的华裔学生和工人举行了“反内战、要和平、求民主”的游行，把南越也当作了国共政治斗争的战场。

周德高也是贫困家庭出身，50年代初参加革命，当时他二十一岁，正苦于没有工作，一些“朋友”答应帮助他在柬埔寨马德望市安排工作，同时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发起的“群星体育会”，公开活动是篮球队、夜校和文艺辅导班，但实际上让他学习《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纪念白求恩》和《为人民服务》这些中共书籍。从这个外围团体开始，他逐步接近党组织，1956年被推荐到《棉华日报》工作。这是一家直接听命于中共大使馆的宣传媒体，周说他“出身贫苦，为人热诚，对党忠诚，愿为共产党赴汤蹈火，因此中国大使馆对我极端信任。”他后来升任报社经理，在他努力下《棉华日报》发行量达到一万一千多份。他后又向侨领借钱筹办了一个事务所，做各种生意，以此为地下工作的掩护。和很多地下工作的家庭一样，周德高全家也都投身革命，“妻子和幼小的儿女都成了革命队伍的一员，太太是《棉华日报》的司帐员，后来又是进出解放区的情报员;女儿机灵沉着，八岁就为我送信到大使馆，一家人都献身革命事业。”

常修文和周德高的生活经历和参加革命的过程为读者勾画出了一幅中共充分利用东南亚民间社会的各种自由和政府管理上的漏洞，组成一个“侨党”和“华运”相结合的政治、宣传、组织和情报网络的画面，为我们了解海外中共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提供了生动的材料。

周德高书中从情报工作的角度披露了一些他亲身经历的和中共有关的事件，特别重要的是两件事，一是中共事先获知郎诺-施里玛达集团在美国支持下推翻西哈努克的情报，并为促成柬埔寨革命早日成功作好了相应的战略安排，这和印度之那局势的巨变和红色高棉的上台有直接关系;第二是周德高把红色高棉领导人之一苏品对波尔布特集团不满并和越南关系密切的情报向北京报告，这个情报很可能从北京泄露给波尔布特集团，导致苏品被杀，而苏品的被杀又开始了红色高棉一发而不可收的大规模内部清洗，最终导致越南出兵、红色高棉政权垮台。

60年代西哈努克政权面临的是一个危险而复杂的区域形势：美国和中共都卷入越南战争，把柬埔寨置于一个两难境地。应该指出虽然美中都卷入越南战争，但中共在1949年建立政权后就和苏联作出分工：苏联负责在东欧的革命(当时东欧国家虽然在苏联的势力范围内但还没有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而中共则负责亚洲尤其是东南亚革命。50年代初中共在北越的政权建设、土地改革、知识分子改造以及抗法战争中都起了重大的作用，甚至派出大量人员直接参与以上重要事件。因此，在对越南战争的历史评价上，如果美国的入侵应该在道义上受到谴责的话，那么这个谴责同样或更适合于中共对越南内政的干涉。熟悉中外关系史的人甚至还可以把中共试图对北越施加影响和历史上复杂的中国和印度支那关系史联系起来。毫无疑问，是中共对北越的支援在先，美国对越南的干预在后。

面临美中两个大国的对抗、和柬埔寨比邻的南北越两个对立的政权，以及旷日持久不断升级的越南战争，西哈努克试图维持一条危险的“中立”路线：在国内镇压共产党、把红色高棉赶进丛林和越南;而在国际上维持和中共的友好关系，对来自中国和北越的人员和物资通过柬埔寨进入南越(中国援越物资在柬埔寨的磅逊港上岸后再运入南越)和在柬越边境的越共基地的事实或是声称不存在、不知情或是说以柬埔寨的实力无法制止。在美国眼中名为中立实际支持北越的柬埔寨成为自己在越南战场脱身的障碍，于是以攻为守，支持柬埔寨统治集团内部以郎诺-施里玛达为首的亲美派发动政变。朗诺当时是首相，施里玛达是国防部长。尽管这些亲美派早就对西哈努克的一些“社会主义”和“国有化”政策不满，但君主制在柬埔寨根深蒂固，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这个集团断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政变。柬埔寨后来的民族悲剧，中美双方从一开始就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中国利用西哈努克的亲华和反美情绪把柬埔寨变成自己介入越南战争的方便途径，从而事实上破坏了柬埔寨的中立，置这个东南亚小国置于国际政治的危险旋涡之中。在美国方面，如果说西哈努克暗中支持北越是违反了国际中立，那么美国应该可以有相对应的方法实行制约和报复，而策动政变将他推翻不但是对国际准则的践踏，而且推翻君主制实际上导致柬埔寨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断裂，开启了社会急剧恶性变化之门，最终导致了红色高棉的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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