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成年的皇子，其名字都有可能被写在“正大光明”牌匾后的锦匣中，因此，在竞争的过程中，既不能“不作为”，又不能“乱作为”，纯粹破坏的就少，更多致力于建设才能更有机会。对于一个政权来说，这样的权力竞争秩序，无疑是良性得多了。

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十七日(农历，下同)，晨9时，乾清宫西暖阁。

大清国中央领导班子齐集于此，聆听入关后的第三代领导核心雍正皇帝发表重要讲话。与会的领导人有“总理事务王大臣、满汉文武大臣、九卿”(《雍正实录》)。

这是一次特殊的“中央全会”。

所有与会者官帽上的红缨都已经摘去——这天正值雍正皇帝生母、仁寿皇太后乌雅氏“梓宫”(棺材)即将“发引”(出殡)，清晨雍正皇帝亲自主持了“祖奠礼”。

皇太后乌雅氏死于五月二十三日。外界的政治耳语对于雍正皇帝十分不利：雍正的帝位夺自一母同胞的十四阿哥允 ，乌雅氏因此迟迟不愿晋位皇太后，并在与雍正激烈争吵后自杀身亡。

“祖奠礼”之后，雍正召集了“中央全会”，讲话的重点果然就是最为敏感的帝位问题，不仅涉及了他自己的即位，更多地谈到了如何确立接班人的制度安排。显然，这是他早已深思熟虑的一个话题，选择这个时机发布，也绝非巧合。

那些被敏感词频频轰炸着耳膜的与会者们，只敢认真聆听、努力领会，他们并没有想到，这一天的“西暖阁讲话”，对于数千年的中国历史来说，或许是政治体制上一个重大变革的开始……

“西暖阁讲话”

官方的《雍正实录》，对“西暖阁讲话”有着详细的记载。

在这篇讲话中，雍正皇帝首先提到了他自己的即位：“我圣祖仁皇帝(康熙)为宗社臣民计，慎选于诸子之中，命朕缵承统绪。于去年十一月十三日、仓猝之间一言而定大计……”

有关雍正接班的合法性，一直是清史的一个谜，而从《雍正实录》的这段记载来看，康熙驾崩、雍正即位的“仓猝之间”，仅是“一言而定大计”，可以肯定当时并无遗诏，或者更为确切的说，当时并未出示遗诏。

《雍正实录》的记载是否可靠？清代的各朝实录，都是其后一朝以官方之力，根据原始档案组织编纂，这种实录，当然会为亲者讳、尊者讳，而不会故意抹黑。《雍正实录》的编纂是在乾隆年间，可见，至少在乾隆看来，其父雍正接班时靠“一言而定大计”，并没有什么值得忌讳的，或者说，至少是难以篡改的史实。否则，他完全可以记录为“宣读传位诏书后、承继大统”。

那么，是否真有康熙的传位诏书呢？在保存至今的清宫档案中，确实有这份传位诏书，但雍正即位之际未能及时公布这份最能洗清嫌疑的文件，令这份传位诏书的起草时间成为疑点。但是，无论何种情况，雍正即位时的“仓猝”，显然对其刺激颇深，这应该是激发其在接班人制度实现改革的重要因素。

随后，雍正皇帝话锋一转，谈到了接班人的问题：“今躬膺圣祖付托神器之重，安可怠忽，不为长久之虑乎。当日圣祖因二阿哥之事，身心忧悴，不可殚述。今朕诸子尚幼，建储一事，必须详慎，此时安可举行？然圣祖既将大事付托于朕，朕身为宗社之主，不得不预为之计。”

“二阿哥”即康熙皇帝的嫡长子胤 ，在康熙的诸子中排行老二，不满两岁时就被册立为太子，但在康熙晚年却父子反目，两度被废。这段故事充满了戏剧性，经过各种文艺作品的传播，至今可谓家喻户晓。

雍正在这段话中，先提出接班人似乎不应过早确立，但又不能不确立。显然，这是一对矛盾，如何化解呢？雍正抛出了他的化解之策：

“今朕特将此事、亲写密封、藏于匣内，置之乾清宫正中、世祖章皇帝(顺治皇帝)御书‘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乃宫中最高之处、以备不虞。诸王大臣咸宜知之。或收藏数十年、亦未可定。”

康熙之前，历史上的帝位传承，即便有遗诏或传位诏书之类，皇帝的亲笔也绝非必备手续，往往是近臣代笔，皇帝无非签字甚至仅仅加盖玉玺。正是从雍正开始，传位诏书由皇帝亲笔撰写，以防止“盗版”，被作为制度性安排的重要内容。至于秘密立储，到关键时刻才公布，更是前无古人的一次制度创新。

这就是清代秘密建储制度的开端。在这个制度下，接班人选已经确立，但却秘而不宣，而其最终揭晓的流程则又是公开宣告了的。

显然，这首先继承了康熙皇帝不再公开立储的原则经验：康熙两废太子后，就不再公开宣布接班人人选，以免父子相疑、兄弟相争。其次，也汲取了康熙皇帝在操作流程上的教训：康熙虽然秘密选择了接班人(以其英明这应是必然之举)，却未设定非常时刻的自动发布程序，这一关系江山社稷的重大决定，自始至终只有其一人掌握，而在其弥留的“仓猝之间“，根本难以有效发布。

康熙在操作层面上的这一疏忽，是导致雍正即位合法性缺陷的关键：如果雍正是篡位者，则康熙的疏忽为篡位者提供了机会；如果雍正并非篡位者，则康熙的疏忽导致本来堂皇正大的事变得鬼鬼祟祟。历史再度验证了细节决定成败。

无论雍正即位是否“正”，他都必须弥补上这个令他困扰终身的缺憾，那就是在继承康熙皇帝秘密建储原则的同时，确定并公开宣布建储方式尤其是非常时期接班人信息发布的预案。

雍正对操作细节的担心，依然存在。为保万全，除了将接班人的名字密封藏于“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之外，“又另书密封一匣，常以随身”。这一细节，是其子乾隆皇帝72岁时(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在回顾总结接班人制度时所谈及，被记载在《乾隆实录》中。这样的双保险，就确保在任何情况下，传位诏书都能被不折不扣地传达。

至此，会议结束，雍正“乃命诸臣退，仍留总理事务王大臣，将密封锦匣收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乃出”。这个细节不容忽视，被留下来见证历史上第一次“秘密建储”实际操作的“总理事务王大臣”，正是雍正的最大竞争对手之一、八阿哥胤禩。雍正此举，既可以理解为怀柔，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变相的警告——我连接班人都安排好了，且如此妥当，你就死了心吧！

老大难问题

“西暖阁讲话”及传位诏书的密封密藏，标志着中国皇位继承制，在新的历史时期与时俱进了，“秘密建储制”自此成为中华帝国晚年的主流。

从周朝开始，中国的皇位(王位)继承，乃至民间的代际继承，都是嫡长子继承制。根据《春秋公羊传》的表述，就是：“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所谓“嫡子”，就是正妻(皇后、王后)所生之子，而庶子就是正妻之外的妾(妃嫔、侍婢)所生之子。继承的顺序，先看嫡庶，再看长幼，嫡子中年龄最长者为第一继承人；在没有嫡子的情况下，才轮到庶子们，庶子的继承顺序根据其生母的地位高低排列。这种顺序，实际上是“子以母贵”，儿子的继承顺序依赖于母亲的地位，而兄弟之间的长幼只在同一母亲或同一等级的不同母亲下才起作用。

嫡长子皇位继承，有两个原则，一是嫡长子优先，二是公开立储。这个制度，将皇子之外的人排除在了继承范围之内，基本杜绝了来自其他血缘关系的竞争。但是，皇子之间的竞争烈度并未能消减。虽然很少有人挑战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但是，“嫡长子”毕竟仍然是相对的，通过改动排队人的数量，完全可以造成“后来居上”，而“插队加塞”的最有效办法，就是将排在前面的候选人从政治上打倒，甚至从肉体上予以消灭。

面对最高权力的巨大诱惑，朝堂之上的大臣朋党，后宫之中的妃嫔宦官外戚等，各有山头，各有所拥戴的皇子，各种利益集团自然便展开了博弈甚至厮杀，步步惊心。纵观二十四史，围绕接班人而展开的争斗，几乎是所有宫廷悲剧及大多数朝堂悲剧的源头，历代政权都因此而消耗了大量的资源，围绕“国本”的争斗恰恰成为“国本”被放血的巨大伤口。

而皇帝与储君之间的矛盾，也因为权力的分享，而变得诡异起来。

公开册立储君的意义，首先是通过明确接班人，巩固“国本”。其次，也是要给予接班人“实习”的机会，在实践中学习和锻炼能力，更在实践中塑造威望、培养团队，因此，储君一般都被赋予协理政务、监国、抚军等权力，尤其在皇帝出巡或亲征的时候，太子往往成为“代理皇帝”，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

但是，自秦始皇以来，中国的最高权力向来就是“排他性独占”的，对这种权力的任何分享，即便是接班人“实习”性质的分享，也可能成为不安定的因素。中央出现了实质上的两个核心，原先的权力平衡自然受到影响。大多数朝代，这种父子之间的争权并不严重，作为接班人的儿子一般谨小慎微，慢慢熬过“实习”期，但是偶尔也会出现激烈的对抗。

清代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入关之前，基本实行的是“汗位推举制”，保持了相当的军事民主制，八旗旗主享有很大的发言权。到康熙手中，有感于皇位更替时宗室干政、大权旁落，遂在康熙十四年(1675年)师法中原传统，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度，并预定接班人、册立太子。这实际上剥夺了八旗旗主参与确定接班人的大权，加强了皇权，建立了一个领袖、一个核心，在立国之初有效地减少了围绕接班人的权力争斗。

然而，独裁大权难以分享的宿命，也伴随着康熙及太子胤礽。

胤礽从2岁进入“第二核心”，数十年下来，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太子党”，而与皇权产生了摩擦。

康熙后来两废太子，原因之一是皇子们的争夺。他虽然确定了嫡长子继承制，但清初百废待举，其儿子们又皆非碌碌之辈，各有用武之地，也各有势力范围。康熙本想培养一批贤王，将来可以辅佐太子，避免出现明朝那样试图强干弱枝却造成干枝都弱的悲剧。但是，权力的极大诱惑及腐蚀性，令这种“集体领导”就变成了“集体临时工”，有功则揽，有过则诿，众皇子见太子无能，难免生出“彼可取而代之”的觊觎之心，这严重阻碍了太子发挥“第二核心”的领导作用。在恶性循环之下，太子进退失据，不断犯错，终于导致被废。此外，康熙废太子的另一个原因，是其本人与太子也发生了权力上的摩擦，加上其他皇子的煽风点火或者落井下石，导致父子相疑。

因此，在被接班人的问题长期困扰之后，康熙最终实际上选择了秘密立储的办法，既避免父子之间的权力摩擦，也能有效保护将来的接班人免于夭折。

秘密建储的确定

经历了接班人问题上的一连串打击，康熙对于嫡长子继承制的两条原则“立嫡不立贤”、“公开建储”都发生了怀疑，这在他有关接班人制度的两次重要谈话中有所体现。

第二次废太子之后，朝野都不敢涉及接班人这个敏感话题。直到次年(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二月，左都御史赵申乔打破沉默，提出“皇太子为国本、应行册立。”为此，康熙召集“领侍卫内大臣、大学士、九卿”等，在“中央全会”上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据官方文献《康熙朝实录》的记载，康熙首先表达了自己对于再度立储的审慎立场：“建储大事，朕岂忘怀？但关系甚重，有未可轻立者。”

对于是否需要过早设立接班人，康熙质疑道：“宋仁宗三十年、未立太子。我太祖皇帝(努尔哈赤)，并未预立皇太子，太宗皇帝(皇太极)亦未预立皇太子。汉唐以来、太子幼冲、尚保无事；若太子年长，其左右群小，结党营私，鲜有能无事者。人非圣人谁能无过，安得有克尽子道如武王者？今众皇子，学问见识，不后于人，但年俱长成，已经分封，其所属人员，未有不各庇护其主者。即使立之，能保将来无事乎？”

这位已经60岁的皇帝，似乎已经对于人性恶极度悲观，他说：“尔诸大臣、俱各有子。凡人幼时犹可教训，及其长成，一诱于党类，便各有所为，不复能拘制矣。”因此，在这次中央全会上，他明确宣布：“立皇太子事，未可轻定，特召集尔众大臣，明示朕意。”

四年之后，康熙似乎考虑成熟了，他拖着病体，在乾清宫东暖阁再度召开中央全会，这次会议上，康熙发表了长篇讲话，并且自我说明这就是他的遗嘱：“此谕已备十年，若有遗诏、无非此言，披肝露胆、罄尽五内，朕言不再。”

这篇讲话，涉及了诸多内容，大至清朝政权的合法性问题，中至他个人的自我评价，小至帝王的职责与养生。但核心的，依然是接班人的安排。

康熙先谈及自己的身体，“近日多病、心神恍忽、身体虚惫，动转非人扶掖步履难行。”正因此，接班人的问题成为他所关心的头等大事。他说：“汉高祖传遗命于吕后，唐太宗定储位于长孙无忌，朕每览此、深为耻之。或有小人希图仓卒之际，废立可以自专，推戴一人，以期后福，朕一息尚存、岂肯容此辈乎？”显然，这是一个强烈的信号：康熙要在自己还清醒的情况下，处理好接班人的问题，免得在“仓卒之际”被“小人”利用。

他并不忌讳讨论身后之事：“今臣邻奏请立储分理，此乃虑朕有猝然之变耳。死生常理、朕所不讳……立储大事、朕岂忘耶？”但是，他明显提出：“惟是天下大权、当统于一。”这其实也是明确宣告，即便重设接班人，也不会给予其明确的地位和权力，以便确保皇帝大权独揽——显然，唯一能做到两全的，就是秘密立储。

这次谈话之后1个多月，群臣集体奏请早立太子，并提出太子应在皇帝督导下“赞襄办理”政务，而不是分权。康熙欣然同意，令大臣先裁减太子仪注，但在一切预备就绪后，康熙却并没有册立太子，直到4年之后去世，再无公开宣布过他心目中的接班人究竟是谁。

康熙的两次谈话，实际上基本确定了其改革接班人选拔制度的原则：一、接班人的选择，由皇帝乾纲独断，他人不能参与和插手；二、改立嫡为立贤；三、实际交接班之前，太子只能赞襄政务，而不应分享权力。

从康熙的行动来看，他已经开始尝试“秘密立储”了。而且，在长达4年的时间内他始终对此沉默，完全可以理解为他已经准备了在关键时刻公布接班人的方式，比如密诏，但是，对保密尺度的过度掌握，令康熙在生命最后时刻的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失控了，这给雍正的继位合法性蒙上了浓重的疑云。

康熙在操作层面上的瑕疵，被雍正立即弥补上了。雍正的“西暖阁讲话”，标志着秘密建储制的成熟与应用。此时(1723年)，离八旗入关仅仅79年，大清王朝依然被朱元璋“胡人自古无百年运”的预言而深深困扰着，正在努力探索如何突破这一百年宿命的方式。

7年之后，雍正在驳斥一些官员对秘密建储的怀疑时，说：“凡一州县之官，必欲得其人以治之，况储贰关系宗社苍生而可易言建立乎？设建之不得其人，则必招天下后世以付托非人之议；建不得人而更易之，又起奸逆狂瞽以轻动国本之讥；乃慎重详审不早建储，又致陆生楠辈有无本之国之谤。”

这段话说明了秘密建储的几个优点：一、不对外公布，可以慎重且从容选择接班人；二、发现人选不妥，可以随时“更易之”，无非换张诏书而已，不会影响政局，成本和风险几乎为零；三、“国本”依然得到保障，仓猝之间不会导致国家无主。

经由这一制度接班的第一个皇帝，就是乾隆。乾隆对这一制度推崇备至，认为它解决了“不可不建储，而尤不可显立储”的难题，“最为良法美意”。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皇帝下旨：“世世子孙所当遵守而弗变”。

自此，直到清亡，这一秘密建储制度，成为大清王朝最高权力更替的国策。

尾声

与之前历朝历代相比，大清王朝的君主们，在勤政方面，无疑都是相对最为优秀的一群。这除了他们作为少数民族政权，始终有一种临渊履冰的危机感之外，在接班人选择阶段的优胜劣汰，无疑也起到了相当大的“鲶鱼效应”。

围绕最高权力的争夺，从来没有停止过。

在接班人明确的情况下，壁垒分明：接班人的利益最大化就是维稳、不出问题，这导致了接班人的行为准则是“不作为”，韬光养晦，但是，韬光养晦久了，即便原先还是有些本事的，也往往过了保质期，真的就成了草包和废物；而竞争者的利益最大化，就是先将接班人打倒，这导致了他们的行为准则是“先破坏、再建设”，甚至“只破坏、不建设”，这样的竞争是恶性的，其对政权根基的冲刷力很强。

推行秘密建储制度后，接班人不再明确，阵营也就模糊了。每一个成年的皇子，其名字都有可能被写在“正大光明”牌匾后的锦匣中，因此，在竞争的过程中，既不能“不作为”，又不能“乱作为”，纯粹破坏的就少，更多致力于建设才能更有机会。对于一个政权来说，这样的权力竞争秩序，无疑是良性得多了。

政治是讲究实际的。只要“权力无限大”这个前提依然存在，选择接班人的关键，就并不在于采用秘密抑或公开方式，而是如何防止有限的体制内资源被消耗到无限的内耗之上，甚至最终危及政局和政权。立贤且秘密建储，这种看似弹性的暗箱操作，相比刚性的嫡长子公开继承，成本小、风险低、收益大，更能有效实现维稳和可持续发展。清王朝能突破“胡人自古无百年运”的宿命，获得268年的寿命，不能说与这一制度上的更新毫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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