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继春秋战国之后的第二大乱世，乱世必有乱象，乱象之中最大的乱莫过于战争，而最能体现战争残酷性的就是屠城。目前学术界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发生的屠城现象尚没有予以关注，这是一个盲点，且是一个很不应该出现的盲点。
屠城现象集中凸显了人性的罪恶，同时也暗含着国家政治、文化制度设计的失败。透过这扇鲜血淋漓的窗户，我们在一窥人性丑陋的同时可以更好地反思和探讨国家的政治、文化政策设计实施的得与失。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屠城现象概述
考察这一时期的屠城现象主要是依据《三国志》、《晋书》、《南史》、《北史》、《梁书》、《宋书》、《周书》、《陈书》、《魏书》、《南齐书》和《北齐书》等十一部正史，具体内容罗列如下：
1、《三国志》中的屠城：(1)曹操屠彭城、傅阳、虑、雎陵、夏丘。“所过多所残戮。”“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2)曹操屠雍丘。(3)孙策屠东冶。(4)曹操屠彭城。(5)曹操屠邺。“海内震骇，各惧不得保其土宇，守其兵觽。”(6)曹操屠柳城。(7)孙权屠沙羡。(8)夏侯渊屠太原。(9)夏侯渊屠兴国。(10)夏侯渊屠枹罕。(11)曹操屠河池。(12)曹仁屠宛。(13)毌丘俭屠高句丽都城。
2、《晋书》中的屠城：(1)石勒屠黎阳。(2)韩晃屠于湖。(3)石季龙屠上邽。“尽灭刘氏，坑其党三千余人。”(4)司马懿屠襄平。(5)刘裕屠广固。(6)沮渠蒙逊屠敦煌。
3、《南史》中的屠城：(1)刘裕屠广固。(2)陈庆之屠考城。(3)沈庆之屠广陵。(4)沈林子屠姚鸾守卫之地(具体地址不详)。“劓鸾而坑其衆。”(5)程文季屠泾州。(6)裴邃屠安成、马头、沙陵等戍所。
4、《北史》中的屠城：(1)拓跋登珪屠五原。(2)拓跋登珪屠高车薛干部所居之城(具体地址不详)。(3)奚眷、薛谨屠河西山胡白龙所居之城(具体地址不详)。(4)拓跋登珪屠柴壁。(5)宇文神举屠范阳。(存疑)(6)段韶屠定阳外城。(7)李迁哲屠鹿城。(8)万度归屠焉耆员渠城。(9)卫兴奴屠高昌。(10)毌丘俭屠高句丽都城。
5、《梁书》中的屠城：(1)皇甫谌、席宗范屠魏十多个城池(具体不详)。(2)王茂、康绚屠加湖。(3)萧景屠宿预。(4)裴邃屠安成、马头、沙陵等戍所。(5)陈庆之屠考城。(6)夏侯夔屠楚城。(7)刘敬宫屠南康、庐陵之地的县邑。(8)毌丘俭屠高句丽都城。
6、《宋书》中的屠城：(1)刘裕屠广固。(2)孙季高屠广州。(3)沈庆之、宗悫、刘道隆屠广陵。“及屠城，城内男女道俗，枭斩靡遗。将军宗悫偏用虐刑，先刳肠决眼，或笞面鞭腹，苦酒灌创，然后方加以刀锯。”(4)邓盛、刘骖乱、刘宽纠屠金门邬。(5)萧道成、张永屠晋陵之地的两座城池。(6)沈林子屠姚鸾守卫之地(具体地址不详)。
7、《周书》中的屠城：(1)李迁哲屠鹿城。
8、《陈书》中的屠城：(1)周迪屠工塘之地的八座城池。
9、《魏书》中的屠城：(1)拓跋登珪屠五原。(2)拓跋登珪屠高车薛干部所居之城(具体地址不详)。(3)奚眷、薛谨屠河西山胡白龙所居之城(具体地址不详)。“斩首数千级，虏其妻子而还。”(4)尔朱世隆屠建州。“城陷，尽屠之，唯希质获免。”(5)拓跋登珪屠柴壁。(6)李平屠西硖石之外城。(7)刘裕屠广固。(8)孙季高屠广州(番禺)。(9)卫兴奴屠高昌。“无讳将卫兴奴诈诱爽，遂屠其城。”(10)万度归屠焉耆员渠城。(11)拓跋登珪屠高车薛干部所居之城(具体地址不详)。(12)魏军屠许昌(具体将领不详)。(13)拓跋涛屠滑台。(14)拓跋涛屠河东杏城。(15)刘骏屠广陵。“及城陷，悉屠之。”
10、《北齐书》中的屠城：(1)段韶屠定阳外城。(2)宇文神举屠范阳(存疑)。
在有关记载魏晋南北朝历史的十一部正史之中除了《南齐书》没有相关的屠城记载而外，其余十部正史都或多或少的载有屠城的史实。在十部正史之中有68处记载了屠城事件，除去重复的记载，合计发生了次47屠城事件，一共屠灭了70多座城池。诚然，鉴于中国古代史书的体例特点所限，这些绝对不是这一时期发生的全部屠城，它只不过是冰山之一角，但是毕竟为后人研究屠城现象留下宝贵的参考资料。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屠城现象的新变化
自从公元前557年晋国军队在齐国临淄展开屠城以来，历经两千五百多年直到1937年日本在南京制造大屠杀中国人始终没有摆脱屠城的梦魇。在两千多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屠城始终与城市、大屠杀、大破坏相联系，但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它又有着自己的发展特点。仔细考察一下上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屠城现象，会发现至少在以下五个方面较以往有了新的变化：
1、出现了有组织的施虐行为。先前的屠城可以定义为攻破城池之后不分目标的滥杀行为。可以说，除了杀人和抢劫而外，基本上没有其它人为地增加死者痛苦的行为。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屠城却有意识地产生了增加受害忍痛苦的施虐行为。最明显的就是南朝宋时期的沈庆之、宗悫、刘道隆在屠广陵的时候，“城内男女道俗，枭斩靡遗。将军宗悫偏用虐刑，先刳肠决眼，或笞面鞭腹，苦酒灌创，然后方加以刀锯。”“刳肠决眼”、“笞面鞭腹”、“苦酒灌创”和“加以刀锯”这些让现代人看了就不寒而栗的词语第一次出现在描述屠城现象的叙述之中，单纯的杀戮已经不能平息屠城者的愤怒，不能给他们带来胜利的喜悦。
2、屠城区域范围的扩大。魏晋南北朝时期发生的屠城事件最北的是襄平(今辽宁辽阳)、五原(内蒙古包头西北)，最南的是番禺(今广东广州)，最西的是高昌、焉耆，最东的高句丽的都城，大致的范围基本上囊括了今日中国的版图。先秦秦汉时期的屠城主要发生在黄河、长江流域，魏晋南北朝时期则扩展到现今中国的15个省：内蒙古、河北、北京、新疆、河南、安徽、江西、湖北、广东、山西、陕西、甘肃、辽宁、福建、山东，基本上可以说覆盖了全国。不过，仍然主要分布于黄河淮河流域的河南、河北、山西、陕西、山东和安徽一带。
3、屠城决策权限的变化。魏晋南北朝以前屠城命令是由统军将领做出的，次权限属于将领个人的权力，在其自由裁量的范围之内。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情况有所变化，出现了统军将领要君主准许屠城的请求。“时南郑尚拒守未下，达奚武请屠之，太祖将许焉，唯令全璠一家而已。”达奚武作为统军将领竟然不能下达屠城的命令，而请求君主予以批准，这先前屠城事件中所没有出现过的。
4、个别人免屠恩赐的出现。在上一段的引文中同时还透漏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唯令全璠一家”的命令说明在屠城过程中出现了赋予个别人免屠恩赐的情况。出现这种情况的并非仅有上述个例，北朝时期的尔朱世隆在屠建州时也出现了这种情况。“城陷，尽屠之，唯希质获免。”固然，陆希质的“获免”是由于和尔朱世隆有亲戚关系的缘故，但是同样可以说明这一时期屠城过程中出现的赋予个别人免屠恩赐的情况。
5、屠城原因的新变化。秦汉时期屠城的原因归纳起来基本上有三个：
一是城池久攻不下，激起攻城将领和士兵的愤怒，在城池陷落以后而引发屠城。这是主要的原因。
二是劝降不成，在城池被攻陷后而引发了报复性的屠城。
三是统军将领为了激励士气而放纵士兵的劫掠行为，从而引发的屠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屠城原因除了这三个方面之外还产生了新的变化。
且看下面这件让人哭笑不得的事：“燕凤，字子章，代人也。少好学，博综经史，明习阴阳谶纬。昭成素闻其名，使以礼致之，凤不应聘。及军围代，谓城人曰：‘凤不来者，将屠之。'代人惧，遂送凤。昭成待以宾礼。后拜代王左长史，参决国事。”
本来是一件好事，却以恐怖的屠城令作为邀请函，当日弥漫于社会的霸气与戾气由此可见一般。
史料中还载有另一种屠城的原因：“诈诱”屠城。“无讳将卫兴奴诈诱爽，遂屠其城。”本来志在屠城却以“诈诱”的手段劝降守城者，待劝降成功后再按原计划进行屠城。
无耻之徒自古有之，无耻的杀戮也屡见不鲜，但是象如此针对平民的无耻杀戮行为，则是先前没有出现过的。有霸气、戾气与无耻在社会之上的弥漫，不难想象“玄”风的肆虐。
6、屠城理论的起步。中国人，特别是早期的中国人惯于探讨天人关系的问题，他们面对众多惨烈的屠城事件必然有所触动。到了魏晋时期便出现了观察天象以预测屠城事件的理论：“凡屠城之气，或赤如飞鸟，或赤气如败车，或有赤黑气如狸皮斑，或城中气聚如楼，出见于外;营上有云如众人头，赤色，其城营皆可屠。”此外还有：“太白失行而北，是谓反生。不有破军，必有屠城。”
除了依据天象预测屠城之外，其它关于天象与屠城联系的记载有：(1)“八月丙寅夜，有大流星长数十丈，白色有芒鬣，从首山东北流，坠襄平城东南。占曰：‘围城而有流星来走城上及坠城中者破。'又曰：‘星坠，当其下有战场。'又曰：‘凡星所坠，国易姓。'九月，文懿突围走，至星坠所被斩，屠城，坑其众。”
(2)“(大明三年)六月，月入南斗。占曰：‘大臣大将军诛。'南兗州刺史竟陵王诞寻据广陵反，遣车骑大将军沈庆之领羽林劲兵及豫州刺史宗悫、徐州刺史刘道隆众军攻战。及屠城，城内男女道俗，枭斩靡遗。将军宗越偏用虐刑，先刳肠决眼，或笞面鞭腹，苦酒灌创，然后方加以刀锯。大兵之应也。”
(3)“(太安)三年十一月，荧惑犯房钩钤星。是谓强臣不御，王者忧之。至四年正月，月入太微，犯西蕃;三月，又犯五诸侯。占曰‘诸侯大臣有谋反伏诛者'。是月，太白犯房，月入南斗。皆宋分。占曰‘国有变，臣为乱。'十一月，长星出於奎，色白，蛇行，有尾迹，既灭，变为白云。奎为徐方，又鲁分也。占曰‘下有流血积骨'。明年，宋兗州刺史竟陵王诞据广陵作乱，宋主亲戎，自夏涉秋，无日不战，及城陷，悉屠之。”
(4)“武泰元年正月，又逆行复犯之。占曰‘主命将失，女君之象，乱逆之灾'。三月庚申，月掩毕大星。占曰‘连兵起贵人多死者'。是时淫风滋甚，王政尽弛，自大河而北，极关而西，覆军屠邑，不可胜计。既而萧宝夤叛于雍州，梁师骤伐淮泗，连兵青土，万姓嗷嗷，丧其乐生之志矣。”这些记载只不过探讨了天象与屠城的关系，至于屠城的法律与技术问题还没有涉及到，所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屠城现象研究工作只是理论的起步阶段，并没有达到完善与成熟的时期。
三、政府军、义军与叛军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城市虽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况且适逢乱世，人口不会太多，但是城市毕竟是城市，从史料的记载来看其人数少说也有几千人。能够对几千人的城市进行屠城，必然是有组织的力量。那么，考察一下当时的形式，能够进行屠城的无非是三股有组织的势力：政府军、义军与叛军，因为只有这三股有组织的势力才有能力去实施屠城。
在中国历史上自古就是成王败寇，所谓的政府军、叛军与义军其界限十分模糊，为了说明问题本文对做了限定：凡在称王或被政府招安之前都被认为是义军或叛军，之后则认为是政府军。
例如：石勒派将领石季龙屠黎阳时是公元309年，而其建立后赵则是在公元329年，因此黎阳屠城事件就被认为是义军所为。
再如：沮渠蒙逊先是叛军，称王之后在敦煌屠城，那么敦煌屠城事件就划归政府军的作为之中。
还有曹操的军队其起兵之时目的是反对董卓，虽然董卓是乱臣贼子，但是毕竟控制着皇帝代表着政府，因此应算入义军之中。建安之后曹操奉天子以令诸侯，这时应划入政府军之列。
根据上述标准，本文详细地统计了一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47次屠城事件中政府军屠了38次，义军屠了6次，叛军屠了3次;
在被屠灭的70多座城池之中，政府军屠灭了60多座，义军屠灭了10多座，叛军屠灭了3座。仅从数量上而言，政府军的作为似乎更残暴，更血腥。
但是，这种直观的感觉是不正确的。从史料的记载来看，义军和叛军在人员数量与活动频率上和政府军实在是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单单从上述数量上的差异得出政府军更残暴的结论的做法显然是错误的。
不过，显而易见，它透漏了一个事实：无论是政府、义军或叛军都不是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都在把普通民众当作胁迫对方屈服的砝码，当做士兵泄欲和发财的对象。
四、墨家、儒家与道家
从先秦一直到魏晋南北朝中国人的心路历程基本上体现了三家思想的发展演变：先秦及西汉前期是墨家，西汉后期和东汉三国时期是儒家，而两晋南北朝时期是道家。本文的这种归纳方法是为了说明问题的简单和明了，至于具体的界限和转变需要另文专门论述。
春秋战国时期天下打乱，诸侯混战，民不畏死，士兵骁勇，特别是西部的秦国士兵号称虎狼。在这种大的社会背景之下，崇尚武力与勇猛就是一种流行的社会风气。
墨家的赴死救难的精神就是当时整个社会崇尚武力、信义思潮的反映。这种风气直到西汉早期仍然被人推崇，当世声名显赫的侠客就是继承了先秦时期崇尚勇力、信义之风气。可是，到了西汉武帝时期政府提倡“独尊儒术”，从此儒学兴盛，儒家学说成了人们博取功名利禄的敲门砖。
儒家的基本内容是关于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问题，即使如冠冕堂皇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中的“治国”、“平天下”，其实也是关于个人与君主关系的问题。
翻开《论语》看一下，孔子说了一大堆的话，其中心思想就是：做臣子的不仅要忠于君主，而且要表现出忠于君主的样子;做儿子的不仅要尊敬老子，而且要表现出尊敬老子的样子。
总之，一句话：凡事一定要做出样子来。在这种教条的熏陶之下，西汉后期以来人心大坏，涌现出一大批的伪君子和真小人。中国人从此坠入一个被伪君子和真小人翻云覆雨的社会之中，无畏蜕变为无耻，中国人两千多年的梦魇从此开始。
儒家学说的发展虽然给中国人带来了无耻，但是毕竟还是留下“仁”。“仁”是儒家的中心学说之一，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两汉更替之际的君主和将领们的作为体现了“仁”的巨大影响，例如：刘秀、邓禹等人。
可惜的是，随着儒家学说的日益庸俗化，伪君子和真小人的与日俱增，“仁”对中国人的影响越来越局限于普通民众，特别是无权无势的民众。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仁”一来可以为自己的懦弱和善良辩护，希图获得些许的自尊和安慰。二来可以以它作为自己身处乱世的盾牌，它虽不可以攻取利益，但是至少保护自己置身乌烟瘴气之外。
作为儒学学说对立面的道家为处在乱世之中的人们提供了一个满足自尊的理想出处。人世与社会之中的恩恩怨怨太多，置身于自然或者上天神仙境界之中则是一种最美妙的选择。
因此，道家以至于后来道教的人们都在致力于摆脱社会，其中包括苦痛，也包括欢乐;包括正义，也包括罪恶;包括是，也包括非。一句话，不论世间的是与非，只去寻找自己的平静与快乐。这种思想发展到一定程度，清谈应运而生，严重到“玄”风肆虐。
了解了上述先秦至魏晋南北朝社会主流思想的发展演变过程，就能很容易明白屠城现象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发生的新变化。这些新变化背后决定性的东西就是中国人自尊的丧失(具体内容需另文撰述)，整个社会人心大变。具体的表现就是墨家的消失，儒家的庸俗化和道家的龟缩化。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