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史上说秦始皇残暴，大概是因为“焚书坑儒”，然而看他对旧贵族的态度，个人认为太过于心慈手软了。若不以人道角度考虑，而完全以维护政权及金字塔社会架构稳定的角度来考虑，消灭潜在政治隐患是非常有必要的。在天下大局既定之后，就应该对旧贵族大规模清算镇压。未必要将他们全部杀死，但是最不济也要杀得这些旧贵族万马齐喑、噤若寒蝉，之后再施以恩惠，如将其纳入政府供养的体制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因远离优势物质资源，其非物质资源的力量会逐渐弱化消亡。尤其是经历两代甚至是三代人之后，一切优势资源都与他们渐行渐远，他们也习惯于没有优势资源的日子，妄图颠覆政权的念头自然会彻底根除。正因为秦始皇的心慈手软，或者是因为他把这些旧贵族也当成了自己的私人财产(人口数量)，所以才没有对其进行大肆诛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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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摘自《经济视野下的历史变迁：帝国启示录》 作者：北地舞人 出版：武汉大学出版社

　　从他们揭竿起义前的酝酿中可知，他们造反的政治旗号非常可笑，是假借了公子扶苏和项燕名义[注31]。殊不知，这风马牛不相及的两者，政治立场完全不同。强行将这两个人的名头捏合到一起做政治旗号，着实太过不伦不类。对此，除去无知者无畏外，实在找不到其他合适的形容。这里不排除一种可能，陈吴二人只听过这两个政治人物的名字，而对其他为政者几乎一无所知。

　　好在公子扶苏和项燕已死，死人不能复生，不能出来和他们对质，这使得他们更加有恃无恐。

　　在历史记载中，不曾看到陈、吴二人有何政治目标或政治理想，从他们造反的出发点不难看出，他们对推翻大秦帝国的统治并没有什么坚定的信念和意志，至多只想在其中捞一笔利益供个人享受而已。倘若条件合适，利益足够，哪怕做山贼土匪，他们也会欣然前往，趋之若鹜。至于他们筹备谋反的举措如鱼腹丹书、篝火狐鸣等，则均属鸡鸣狗盗，上不得台面的小伎俩。

　　说到底，自比天鹅、大雁的陈胜，无非是个惟恐天下不乱的文盲加流氓而已，其日后称王时对待故交的态度[注32]，也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那时的他，早已将年轻时“苟富贵勿相忘”的誓言忘在了脑后。

　　然而正是这文盲加流氓，却撕开了秦帝国华丽却藏满虱蚤的长袍，撰写了王朝更替的历史扉页。

　　客观地说，大泽乡的叛军与当时天降大雨有着莫大的关系，但是对于陈胜、吴广二人来说，天降大雨赶不上工期只是个借口，更是个条件。即便没有这场雨，他们也会选择适当的时机，创造必要的条件来滋生出其他的事端。只是他们恰逢秦帝国最高政权更替，政局不稳的情况下起兵，才有机会被载入史册。若是政局稳定，一群乌合之众的武装力量，短时间内就会被政府武装直接镇压下去，几乎不可能在历史上留下任何痕迹。

　　在秦末这段动荡时期里出现的反政府武装组织者，有相当一部分类似于陈胜、吴广这样的平民或小吏，他们都属于被食利阶层，典型的如武臣[注33]、韩广[注34]、刘邦[注35]等人。他们均是无法从政治体制内获得养分的人，更没有谋求阶层跃迁的途径。他们社会地位低下，而又不满于现状，在特定的时期里，他们就会成为扰乱社会秩序的生力军。

　　寻求事业的发展是主流的想法

　　这里我们似乎触及了些历史的实质：比起条件艰苦环境残酷，人们似乎更惧怕没有希望。秦帝国的一统华夏，使得神州大地上再无大规模战事发生，军国制度的骤然停摆，断绝了无数人试图以军功封侯拜爵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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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军功晋升的这条快捷通道被堵死，而又无其他晋升通道，这使得被食利阶层试图在体制内寻求社会阶层跃迁的机会大约为零。被忽视的晋升需求在体制内得不到满足，被食利阶层就会寻找体制外解决的办法，自己创造出社会阶层跃迁和利益再分配的机会。毫无疑问，用武力解决此类问题往往直接有效，因此，在适宜的条件下，被食利阶层所参与的武装暴动就会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

　　这个问题有史为证，《史记》中曾记载，在陈胜刚刚自立为王时，一些过去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如陵县人秦嘉、铚县人董緤、符离人朱鸡石、取虑人郑布、徐县人丁疾等都各自单独起兵造反[注36]，这足以证明陈、吴造反事件绝非偶然，只是在选择合适的时机而已。至于其他人，除了等待时机外，还持有观望态度，在等首开先河者的出现。一是作为自己效仿的榜样，二是控制风险。通俗点讲，就是先看看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到底会有什么下场，倘若没便宜可占，就暂缓或放弃造反行动。

　　有一种先天优势叫继承

　　然而被食利阶层并不是造反起义军的全部，相当一部分起义者的主体是原关东六国的旧贵族。他们的政治野心可不是陈胜、吴广这些不入流的小流氓可比的。有代表性的如项梁项羽叔侄俩，如称过齐王的田儋(音同“丹”)，称过赵王的赵歇等人，他们才是真正动摇帝国根基的中坚力量。甚至许多平民草根出身被拥戴为王的人身后，都有这些旧贵族的支持，如韩广等人。

　　旧贵族的意图非常明显，那就是推翻秦的统治，建立自己的政权，让官府为自己服务，成为保障自己权益的工具。从战争的进程和结果上看，旧贵族的见识，政治视野的宽度，政治素养的高度，军事行动的理解程度及对可利用资源的整合能力，这些都让平民草根出身的谋反者难以企及。

　　与政府军对抗过程中，旧贵族组织的军队与平民组织的军队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水准和战斗力，这点从历史进程上就可以一览无余：只有少部分贵族率领的军队外，其余造反军队在政府军面前几乎不堪一击。

　　应该说，陈胜死后，纯正的草根军队就已经彻底没有了，剩下的反秦军队里，或多或少都有些旧六国贵族的影子在其中若隐若现。

　　资源的传递与继承，是创造历史的必要条件，无论经济领域还是政治领域都是如此。这资源包括并不仅限于物质，良好的教育环境，宽阔的人脉渠道，上佳的社会声望……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人处于社会中可利用的资源。只有具备充足的资源，在适宜的条件下，才能出现创造历史的壮丽画面。退一步说，即便只是在社会中立足和生存，既有资源的拥有者也要比无资源者更容易获得社会的认可和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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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依照人类的生存发展规律来看，对资源的传递及继承，绝大多数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或者说，血缘关系在资源的传递及继承的分配次序上，优先于其他社会关系。因此说，王侯将相确有种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般规律而不是特例。在没有特殊机遇的前提下，普通民众受资源制约，极难封侯拜相。

　　说到底，封侯也好，拜相也罢，其最高目的诉求无非是成为社会中优势资源的掌控者。秦的一统江山，使这优势资源进一步垄断于最高统治者——皇帝手中。反观六国的旧贵族，无不因独立政权的消失而丧失了自己大部分的优势资源。在优势资源的占有和掌控问题上，六国的旧贵族与秦帝国的利益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为了自身的利益，旧贵族也会成为意图颠覆秦政权的主力军。

　　由此，不难看出，看似四海升平、一统江山的大秦帝国其实蕴涵着充分的不安定因素，掩盖在平静的表面下说成波谲云诡也不为过。看似突然的崩塌实在绝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必然因素在冥冥中主导着一切。

　　应该说，秦始皇对这些不安定因素并非没有丝毫察觉。于建国初年，他就动用行政手段将六国旧贵族及富豪迁移到首都咸阳，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瓦解掉旧贵族在当地的政治影响力。然而此举做得并不够彻底，并非所有的旧贵族都被纳入控制范围，这使得不安定因素仍然存在。迁移旧贵族和富豪的另一层目的是改善首都地区的经济环境，这些富庶群体一起迁入首都，他们所带来的财富会加速首都地区的经济发展。

　　史上说秦始皇残暴，大概是因为“焚书坑儒”，然而看他对旧贵族的态度，个人认为太过于心慈手软了。若不以人道角度考虑，而完全以维护政权及金字塔社会架构稳定的角度来考虑，消灭潜在政治隐患是非常有必要的。在天下大局既定之后，就应该对旧贵族大规模清算镇压。未必要将他们全部杀死，但是最不济也要杀得这些旧贵族万马齐喑、噤若寒蝉，之后再施以恩惠，如将其纳入政府供养的体制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因远离优势物质资源，其非物质资源的力量会逐渐弱化消亡。尤其是经历两代甚至是三代人之后，一切优势资源都与他们渐行渐远，他们也习惯于没有优势资源的日子，妄图颠覆政权的念头自然会彻底根除。

　　正因为秦始皇的心慈手软，或者是因为他把这些旧贵族也当成了自己的私人财产(人口数量)，所以才没有对其进行大肆诛戮。要知道，以当时的社会普遍文化程度来看，普通百姓是不识字的，更毋论写字。那么“始皇帝死而地分”这几个字到底是何人所刻，可称得上昭然若揭。这样的问题，是严重的政治事件，完全可以利用其掀起对六国旧贵族清算的政治风暴，然而秦始皇却没有这么做，只是草草处理了周边的居民即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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