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在中国历史上绝对当得上“奇葩”二字，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民选”皇帝，最早的一个通过和平演变篡夺政权的皇帝。他开创了一个极为另类的王朝“新”朝。他既是“开国之君”，同时也是“亡国之君”，他被天下人的狂热舆论推上了皇帝宝座，却又因天下人的极度憎恨而身死国灭。此前，王莽是一个因循守旧、食古不化的腐儒。他托古改制，言必称三代，口不离孔孟，试图实现儒家信徒梦想中的“井田制”，行为迂腐、荒谬至极，最终遭到惨败。然而在网络时代，画风突变。很多网友从王莽身上看到了现代气息，如他大搞土地国有化，实行专卖制度，限制奴隶制，还进行了币制改革。乍一看，王莽的政策甚至类似于近代以来的社会主义。
然而在笔者看来，王莽的所有政策既不旧，也不算新，不过是秦以来“大政府主义”的滥觞。王莽的所有行为，都与之前的秦始皇、汉武帝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以说王莽既不是穿越者，同样也不是食古不化的教条主义者。他只是一个在前代基础上，锐意进取的改革家而已。
汉朝的社会危机与王莽的崛起
西汉末年，强盛一时的大汉王朝面临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当时的社会，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富者连阡陌，贫者无立锥，流民四起，暴动丛生。无论是平民还是贵族，对于汉朝的前途都相当悲观。希望汉朝皇帝禅位给外姓的思潮，犹如一团野火，很快烧遍了整个中国。
然而，到底是什么造成了西汉的政治经济危机呢?归根结底，就是因为地方豪强的过度发展以及中央统治阶级的急剧腐化。从汉元帝开始，中央政府就对地方豪强失去了制约。汉元帝从小受到儒教教育，相比其父汉宣帝，他对于地方豪强的控制就相对仁柔的多。商鞅有云：“国弱民强，民强国弱。”在古代社会，“国”与“民”往往是两股针锋相对的力量，“国富民强”在事实上是很难实现的。所以，历朝历代的封建政府都相当注重“弱民之术”。而汉元帝这个书呆子皇帝，很显然忽视了这一点，盲目遵从儒家“宽政”的原则，最终酿成大乱。
在政府的宽纵政策下，豪强势力得到了极快的发展，他们加紧对于小民压迫，经济实力得到极大的提升。与之相对，小农阶层由于要承受豪强和政府的双重压迫，纷纷走向破产。破产的小农要么沦为流民，要么成为豪强荫蔽下的奴婢。在这个背景下，西汉政府手中掌握的户口急剧减少，从而使得财政收入受到严重影响。无论是镇压豪强，还是赈济数量多达百万的流民，西汉政府都显得力不从心。当流民们得到不到救助，他们便会选择造反。在成哀两朝，人民起义多如牛毛。
同时，从汉成帝时期开始，外戚势力的过分膨胀也造成了社会公害。王氏、傅氏、史氏等外戚家族，利用皇帝宠信，在民间巧取豪夺，引起了豪强与平民极大的不满。从此以后，汉朝政府人心丧尽，灭亡只是个时间问题。
为了拯救危局，汉朝统治阶层曾进行过多次改革的尝试。当时的社会问题，其实很多人都懂，无非就是土地兼并和奴婢问题。所以汉哀帝以及孔光等大臣，开始推行“限田限奴婢”政策。希望将豪强和贵族的土地与奴婢数量，限制到一个较为合理的程度。然而，汉哀帝当时非常年轻，并不是一个具有强大威望的君主。实行如此棘手的改革，稚嫩的汉哀帝根本没法推动。“限田限奴婢”之议刚一出台，傅、丁等外戚势力因恐惧自己利益受损，立马跳出来反对。由于得不到强大势力的支持，汉哀帝的改革一败涂地，而汉朝的执政合法性又进一步受到了质疑。
在改革失败后，汉哀帝将希望寄托于迷信，搞了一次“再受命”活动。他将自己的称号改为“陈圣刘太平皇帝”，并祈求上苍，希望将天命再一次给予刘氏。这个闹剧持续了几个月，社会局面没有丝毫好转，汉哀帝又不得不取消了自己“太平皇帝”的称号。
“再受命”活动的失败，给全天下人传达了一个信息，那就是汉朝真的失去天命了，刘氏已经不能解决社会危机。所以在全天下士人的心目中，刘氏到了必须挪位置的时候了。而这个时候，社会声望极高的王莽顶了上去。他在全天下士人的支持下，取代汉朝，建立了新朝。
王莽虽然出身于贵族，但是他勤奋好学，孝敬母亲，礼贤下士，并且为流民做了非常多的好事。在天下士人眼里，王莽就是“内圣外王”的代表，是成为尧舜那样圣王的“潜力股”。王莽得到贵族(包括刘氏)、豪强、士人、平民的一致支持，他的“新政”自然也就畅通无阻。王莽的“托古改制”，涉及国计民生的各个方面，魄力极大，连钱穆大师也不由赞叹：“莽建设之魄力，制度之盛如此，毋怪汉廷儒生诚心拥戴矣。”
旧瓶装着不那么新的酒
王莽在改革中，有很明显的返古倾向。王莽本身就是个经学学者，对于古代的典章制度十分迷恋，他事事学习古代的周公，颇有改“汉政”为“周政”的趋向。然而，从王莽实际政策的核心来看，与儒家倡导的“周政”似乎毫不沾边，甚至还背道而驰。我们来看王莽所行之政，比如建立官商制度，制定严刑峻法，对外发动大规模的战争……这些往往是儒家极力反对之事，然而“崇儒崇古”的王莽却极力推行。
从实质上来看，王莽的“新政”似乎并不是“周政”，而更类似于“秦政”。王莽之所以托古，只不过为名声不好听的“秦政”，披上一层美丽的面纱。清末康有为的“托古改制”也与王莽新政一样，不过是借古代圣王之名，让自己的改革更加名正言顺。如果说“托古”是一个旧瓶，“改制”其实也不是新酒;因为它的实质是“秦政”，所以是“不那么新”的酒。
“秦政”从实质上是什么?说白了，就是强调政府对于国家的绝对控制，是一种强大的专制主义，也可以说是古典的极权主义。为了维系政权稳定，“弱民”政策是必要的，这也是商鞅、韩非等法家思想家所一再强调的。“弱民”政策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利用政治甚至暴力手段，从人民手上捞钱。让他们既不会变成富人，也不会饿死。而弱民的手段有哪些呢?
首先，政府会从经济上掠夺人民，例如收取重税，让人民服更多的徭役;将本来公有的山川河泽国有化，向想要在其中樵采渔猎的人民收税;用货币手段掠夺人民，让市场中充斥劣币，从而搜刮人民……当然，经济掠夺手段还有很多，现在就不一一列举，
其次，政府制定严刑峻法来防止人民反抗。人民受到政府的盘剥，自然会想到反抗，或者做作奸犯科之事。这个时候，严刑峻法就可以起到吓阻人民的作用。
最后，政府会利用各种大事件来维系人心，例如对外发动战争。发动战争可以转移国内视线，同时名正言顺地从民间征集人力和财富。到了秦二世时代，秦朝朝廷将“秦政”的暴虐发挥的淋漓极致，甚至出现“税民深者为明吏，杀人众者为忠臣”的可怕局面。而这种局面最终演变成覆灭大秦帝国的烈火。
秦朝速亡的结局如同一座警钟，时刻警醒着后来的统治者。对于后世统治者来说，“秦政”是一道诱人的美味，因为它意味着更强的政治权威，以及更多财政收入。然而这道美味又如同河豚一样，虽然鲜美异常，但是也蕴藏着随时置人于死地的毒液。因为推行秦政很容易遭致人民的反抗，从而知道朝廷的灭亡。为此，汉朝统治者发明了相对温和“汉政”，将“秦政”隐藏于儒学之后，也就是“王霸道杂治之”。
汉武帝虽然独尊儒术，不过也仅限于口头。他所作的一切和秦始皇并无区别，都是极端的专制主义。正如司马光所说：“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奢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无几矣!”董仲舒看出了汉武帝对儒学的阳奉阴违，于是失望地说：“意者有失于古之道欤?”
汉武帝的时代，承接灿烂的文景之治。通过相对自由的经济环境，很多人都富了起来，成了所谓豪强。这些豪强在地方呼风唤雨，虽然没有任何官衔和爵位，但是地位和财富却拟于封君，在司马迁口里，他们叫做素封，是汉朝统治的巨大威胁。
这样情况，其实和秦始皇的时代有些类似。秦始皇灭六国后，旧六国贵族盘踞于各个地方，在地方上仍有极大的话语权，普通的流官根本不是他们对手。所以，秦始皇便使用了相当强硬的政治手段，削弱这些旧贵族从而实现中央对地方的绝对控制。对于汉武帝而言，地方上这些“素封”豪强，其威胁性绝对不小于“旧贵族之于秦始皇”，而为了对付他们，自然要运用更类似于秦始皇的手段，也就是弱民之法。例如“盐铁官营”、“垄断铸币权”、“算缗告缗”、“均属之法”，这些政策都不过是实现弱民的手段而已。虽然汉武帝的政策也导致了严重的问题，但是却有效地控制了豪强势力，让汉朝的衰亡大大后延。
汉武帝对于豪强的成功，无疑对王莽有很深的启迪，所以也就使用了与汉武帝同样的政策。只不过王莽改革中，受当时环境的影响，儒学的成分更浓而已。
王莽失败源于“干而不实”
王莽新政的布局极大，但是每一条都是针对着现有问题。
首先，是“王田私属制”，这项制度是王莽新政的核心，即是废除土地买卖，并控制豪强们所拥有的田地与奴婢数量，其目的在于限制豪强在财富方面的扩张。
然后是“五均六筦”政策。朝廷在洛阳、长安、成都等五个城市设置五均官，进行赊贷服务，其实是政府对城市工商业的统制管理。而“六筦”指的是，盐、铁、酒专卖，政府垄断铸钱，在名山大泽产品收税。其实说白了，“五均六筦“就是实现国家对各类资源的绝对垄断，其中很多制度都是直接源于汉武帝的政策。
再就是币制改革。王莽一共颁布了四次币值改革。王莽废除五铢钱，发行了刀币、泉、布等数量繁杂的货币，货币之间的换算相当复杂。
最后就是强硬的对外政策，王莽几乎向四周所有的国家挑衅，并且还征集了几十万士兵，准备攻打匈奴。
从实质来看，王莽的所有政策都是在广开财路，甚至是对外发动战争。其根本的目的是加强中央权力，削弱地方豪强的势力。而王莽通过种种政策，也的确获得了令人瞠目结舌的财富。《王莽列传》记载：“时省中黄金万斤者为一匮，尚有六十匮，黄门、钩盾、臧府、中尚方处处各有数匮。长乐御府、中御府及都内、平准帑藏钱、帛、珠玉财物甚众。”在王莽临近灭亡时，手中仍握有六十万斤黄金，这还不算其他仓库所藏的财物。如果真算起来，王莽可能手中握有一百二十万斤黄金。据学者估算，大概相当于当时国民财富的6.7%，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拥有了这笔巨大的财富，王莽才有能力组织起，有史以来最强大军队去围攻昆阳。
王莽的新政的确实现了“国强”的目的，但是“弱民”却远远没实现。通过汉武帝之后数十年的积累，豪强所积累的财富已经不是之前可比的。王莽对于豪强的打击，并没有削除他们的反抗能力。况且，豪强们还可以将国家对自己的打击，轻而易举地转嫁到小农身上。王莽的新政本来是为了打击豪强、惠及小农，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反而成了虐民之政，而平民也会将仇恨倾注在朝廷身上。
此外，王莽在制度设计方面也极不严谨，留下了很多漏洞，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币制改革，以王莽居摄二年的货币改革为例。王莽曾发行了一种大钱五十的货币，其重量相当于五铢钱的2.4倍，但是规定的面值却是五铢钱的五十倍，也就是说仅用2.4个五铢钱，就可以获得50个五铢钱的币值，这使得伪造货币相当有利可图。人民也不是傻子，纷纷融掉自己手中持有的货币，盗铸王莽发行的大面值货币，以期获得巨额利润。在这种情况下，大面值货币充斥于市面，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贫富差距拉开到令人发指的地步。豪强的钱多，获得的铜也多，他们通过盗铸货币，财富成几何倍增长;穷人手中的资源少，财富的增值便不明显。而市面上的商品价格，早就高得离谱，贫民也纷纷破产。王莽曾用严刑峻法来对付伪造假币者，但是伪造者实在太多，即使抓了十万人也禁止不了。除了货币改革以外，王莽几乎所有的新政都或多或少地存在漏洞，然后都被豪强钻了空子，最终导致王莽新政的全盘失败。可以说，王莽的一切努力全都失败了，这在改革史上，是十分少见的。最终，绿林赤眉起义爆发，长安被攻破，王莽被愤怒的群众剁成肉酱。
王莽之所以失败，印证了那句老话：“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王莽是个知识分子，他们虽然对于社会的问题洞若观火，但是却缺乏解决问题的实际办法。其症结在于，他们对于社会的看法源于书本，不了解社会的实际情况，最终让自己的实际施政脱离实际。书生当国，并不是说他们啥都不干，相反他们魄力极大，敢于下猛药，比如王安石、康有为就是这样(甚至毛泽东)。但是他们却难以做到实事求是，最终使得事情向相反的地方发展。王莽运用汉武帝的老办法，来解决豪强问题。丝毫不顾及豪强的发展，已经超越了他的想象，汉武帝的老办法，已经不可能奏效。况且汉朝已经病入膏肓，是个危机四伏、无可救药的烂摊子。进入历史周期，甚至是人口大灭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问题，非人力所能挽救。王莽要做的，就是延缓这个悲剧的到来，或者说让这次必然的“硬着陆”更加平缓一点。但是王莽却下了猛药，让一个垂死的肌体来了个突然死亡，最终酿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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