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雍正在位时诛杀贪官不计其数，在追查贪官时，就是死也不放过他，让他的子孙做穷人。雍正说：“这些人自知罪大恶极自身难保，就想一死抵赖，借死保住财产，让子孙后代享用，这万万不行。”故在他当政那段时期，贪污几乎灭绝，官场上下人人如履薄冰，清廉保身，成为历史上一大怪状之一。
雍正的前任康熙亲手创造了一个“太平盛世”，也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吏治腐败、税收短缺、国库空虚。雍正接手时，国库储银仅八百万两，而亏空的数字却大得惊人。雍正说：“历年户部库银亏空数百万两，朕在藩邸，知之甚悉。”又说，“近日道府州县亏空争粮者正复不少”，“藩库钱粮亏空，近来或多至数十万”。如此看来，则堂堂大清帝国，竟是一空架子。外面看强盛无比，内里却空空如也。
严峻的形势下，不管是为公还是为私，清理积欠、诛杀贪官，都是势在必行。
雍正知道基层官员搞贪污主要有三招：
(1)靠上司包庇
(2)借钱粮充账
(3)花小费报销。
为此，雍正苦苦思索治理贪官污吏的对策，经过调研与反复思考，他终于想出了治理贪官的策略——《先堵退路，后算账模式》。
雍正成立了一个叫“会考府”的机构：会考府是一个独立的核查审计机关，成立于雍正元年正月十四日。它的任务，是稽查核实中央各部院的钱粮奏销。从此，各地方上缴税银或报销开支，各部院动用钱粮和报销经费，都要通过会考府会考(稽查核实)，谁也做不了手脚。这样一来，部院长官无法贪污。既然部院长官无法贪污，地方官员想通过花一点好处费，就把自己上面的亏空全部赖掉，也就不可能了。
但是，肯定有不怕死的，不信邪的，呵呵，那就自作孽不可活了，办法有三种：一罢官，二索赔，三抄家。雍正自己的十二弟履郡王曾主管过内务府，在追索亏空时，还不出钱，只好将家中器物当街变卖。
雍正还规定：严禁任何人垫付或代赔。过去追赃时，常有下属和百姓代为清偿，而朝廷往往只要能收回银两，也就不管钱从何来。然而雍正不以为然。他说，即使下属州官、县官有富裕，也只能用来造福地方，怎么可以替贪官退赃?这样一来，就有些还不起钱的官员，对此，雍正的办法是抄家。元年八月，雍正下令：亏空官员一经查出，一面严格搜查衙门，一面让贪官所在老家的官员，将其老家的家产查封，家人监控，追索已变卖的财物，杜绝其转移藏匿赃银的可能。赃官们的罪一经核实，就把他的家底抄个干净，连他们的亲戚、子弟的家也不放过。雍正下令：“丝毫看不得碍于情面，务必严加查处。把贪官追得水尽山穷，叫他子孙后代也做个穷人，方符合朕的本意。”此令一下，全国一片抄家声，雍正也得了个“抄家皇帝”的封号。乱世用重典，为国家计，为社稷计，不如此不足以拨乱反正。没有雍正大刀阔斧的整顿吏治、肃清贪官、清理积欠，就不会有后来的乾隆盛世。
遇到了这种皇帝，贪官们真只有“死路一条”了：因为依照人之常情，杀人不过头点地。人一死，再大的事也一了百了。但对不起，没完!我雍正不吃这一套，不管什么常情不常情，骂名不骂名。我要做的事，一定要做到位，谁也别想有侥幸心理!——在雍正时代，贪污犯们连“死路一条”都没有。雍正的政策是：死了也不放过他!雍正四年，广东道员李滨、福建道员陶范，均因贪污、受贿、亏空案被追查而畏罪自杀。雍正下令，找他们的子弟、家人算账。雍正说：“这些人自知罪大恶极自身难保，就想一死抵赖，借死保住财产，让子孙后代享用，这是万万不行的。”
雍正还有一招绝的：杀贪官不能只叫老百姓看，要叫当官的去看。雍正继位不久就发生山西亏空和科场舞弊两大案件。经审理，山西巡抚诺敏与下属官僚上下其手，内外勾结，致使山西库银亏空四百多万两;恩科主考官张廷璐泄漏考题、收受贿赂，营私舞弊，罪大恶极。雍正原本是要把诺敏腰斩、把张廷璐凌迟，经大臣谏劝，改为诺敏赐死、张廷璐腰斩。
雍正下令：传旨给顺天府和京师各大衙门，让那里四品以上的官吏，在诺敏、张廷璐行刑时，不论是否沾亲带故，也不论是不是门生好友，统统都到西市去观刑。让所有的人都去给这两个墨吏送行，大有好处! 这就是杀贪官给官看。
雍正说：杀贪官一定要叫当官的去看，一人也不许不去，朕就是要让他们好好看看，看得心惊肉跳，看得筋骨酥软，看得魂消魄丧，看得梦魂不安!这样，以后他们的黑眼珠盯着白银子时，就会有所惊觉，就得掂量掂量，就不能把事情做得太绝，就得想法给自己留条后路!朕告诉你们，这些当官的，都自称是孔子和孟子的门徒，让他们见一见这血淋淋的场面，比他们关在房子里去读一百部《论语》、《孟子》还管用得多呢!
牛逼!这才真是不一般的狠啊!但效果极其明显：这一系列政策，沉重地打击了贪官污吏，仅仅五年，大清国库储银就由康熙末年的八百万两增至五千万两。更重要的是，社会风气改变了。雍正一朝无官不清的说法，也许夸张了点，却是对雍正治理腐败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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