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成吉思汗创立的蒙古帝国比作一个企业，那么毋庸置疑，作为历史上最大帝国的统治者，成吉思汗是史上最成功的“企业家”。《华盛顿邮报》曾这样评价：“成吉思汗的成就是现代企业成功的典范，他把企业追求与员工的忠诚有效地结合起来，因此受到企业家和普通员工的青睐。”
那么，成吉思汗在统治庞大的蒙古帝国方面有哪些独到之处?
在草原部落内部树立至高无上的权威
铁木真统一了所有草原部族之后，在所有的世系、氏族和部落中废除了世袭贵族的权利。所有官职都属于国家，而不属于个人或家族，并且他的部众要按新统治者的意志来进行分配。
对铁木真本人来说，他不接受如“古儿汗”或“太阳汗”这样的古老部落头衔，而是选择了自己部众可能已经称呼过他的头衔——Chinggis Khan，这个后来在西方世界闻名的名字，通过波斯语拼写成GenghisKhan(即现在所约定俗成的写法：成吉思汗——译者注)。蒙古语chin的意思是强壮、坚硬、不可动摇及无畏，这一头衔对新可汗来说，显得朴素而又恰当。
与大多数成功的统治者一样，成吉思汗知道隆重的仪式和盛大的场面所具有的潜在政治意义，他把自己的就职典礼是在开阔空旷的大草原上举行的，那里可容纳无数的部众。
蒙古人的公开典礼，给详细叙述他们的来访者和编年史家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保存至今的、较有价值的最完整的记述，来自于17世纪的法国传记作家克鲁瓦。根据克鲁瓦的记述，成吉思汗的部下“把他置于一块铺在地面上的黑毡毯上;有人受命发布‘人民的心声’，向他大声宣布‘人民的意志’。”
这一典礼将部众对他的支持明确地显示了出来，他们将成吉思汗高举到过头顶的毡毯之上，并将他送上王位宝座，这一行为公开地表明了他们的臣服。然后，他们“在新皇帝面前九次下跪叩头，显示他们遵守自己对成吉思汗所许下的誓言”。
正如每一氏族的出席就表明他们支持成吉思汗一样，每个萨满巫师的到场，则表明他的灵魂与梦想指示他要支持成吉思汗。由于巫师们的存在，这一事件成为铁木真承受“长生天”之命的一种宗教宣告。
信任最忠诚的部下胜于家族成员
正如他在第一次被推举为部落可汗时所做的那样，他任命最忠诚的部下为千户首领，而他那资格最老的追随者，例如博尔术，则负责掌管万户。
基于部下的功绩和他们在战场上或战场下所显示出的对他的忠诚，成吉思汗奖赏了那些来自黑骨头世系的人，并给予他们最高的地位。相较于他授予忠诚的朋友以万户而言，成吉思汗分配给他自己家族成员所控制的军队人数则比较少——他的母亲、最小的弟弟及两个小儿子窝阔台和拖雷，每人只分配到五千人。
即便他的长子、次子也并没有得到足额的万户，术赤只有九千，而察合台则只有八千。成吉思汗任命自己最信任的朋友监视几个家族成员的行政管理，尤其是对他的母亲诃额仑、幼弟帖木格以及儿子察合台。
将法律的力量置于自身权力之上
为了在这个巨大的，正逐渐成为一个国家、但又多民族的部落集合体内维护和平，成吉思汗迅速地颁布了新的法令，抑制部落世仇和战争的传统因素。
成吉思汗颁布的“大札撒”(即“大法令”)，不同于历史上其他立法者的法令。他并没有将法律建立在上帝启示的基础之上，也没有将法律建立在任何源自古代定居文明法典的基础之上。他从游牧部落维持了数个世纪的习惯和传统来强化“大札撒”;然而，当老惯例妨碍了新社会的机能时，他就会迅速地废除它们。
然而，“大札撒”并不代表单一的法律汇编，甚至也说不上是一部正在形成中的主要法律著作，成吉思汗要在其人生的最后二十年中来继续完善它。成吉思汗的法律并未深入探究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相反，他是用这一法律来管制最棘手的方面。
只要有男人劫夺女人的事情发生，草原上就会有世仇。据说成吉思汗的首部新法律是禁止劫夺妇女的，这几乎无疑是对妻子孛儿帖曾遭劫夺而作出的一种反应。
在用法律来结束劫夺女人的同时，他也禁止诱拐和奴役任何蒙古人。从自己被泰亦赤兀惕人所俘获和奴役的经历中，他尝过被诱拐和被当作奴隶而强迫劳动所带来的个人身体的痛苦，而且他也认识到，整个社会结构的惯例是多么的有害，草原部落中引发的仇恨和暴力是多么的强烈。
成吉思汗试图在整个社会中祛除内部纷争的所有根源。基于自身的体验，即对围绕孩子身份合法性问题而产生的分裂，他宣布所有的孩子，无论是由妻生还是由妾生，都具有合法身份。由于对妻子价值(似乎她们是只骆驼一样)的争论，会在他的部众中间激起不断的纠纷，他禁止将妇女的贩卖带入到婚姻之中。
偷窃牲畜的行为通常总被认为是违法的，但这一行为在草原的抢劫文化中是很普遍的事情，而且它也被视为是仇恨与不和的根源。大概是记得八头牲畜被盗而给他的家族造成的巨大伤害，成吉思汗对偷盗牲口的行为处以死刑。此外，他要求任何人发现丢失的牲口，都要将其物归原主。
除对丢失的牲口发生争议外，草原部众也经常对野生动物的狩猎权发生争议。成吉思汗禁止在三月到十月间——动物的繁殖期——打猎，并将这一想法付诸法律条文。
成吉思汗不仅在夏季保护动物，而且还给它们提供安全的过冬环境，猎人们不得不对他们猎杀所需食物的行为加以节制，有的甚至不再打猎。法律具体规定了打猎的数量，也详细说明了滥杀的行为，以便不会出现浪费现象。
成吉思汗所汇编的蒙古法律，规定了人们的责任和罪行。单独的个人若处在家族之外或不属于大群体，他就不能合法地存在;因此，家族对保证其成员的正确行为负有责任。一人犯罪会导致众人受罚。
同样，一个部落或一个小分队的士兵对彼此的行为也负有同样的责任，因此整个国家，不管军政或民政，都要对维护和执行法律负责。作为一个遵纪守法的蒙古人，他必须被纳入到正常的社会生活中。
法律的执行和责任的承担始于最高层，即可汗本人。成吉思汗解释的“大札撒”既严格适用于统治者，也严格适用于任何其他人。然而，他的子孙后代对这一规则的遵守却没能超过在他去世之后的大概五十年的时间。
人人都有完全的宗教信仰自由
“人人皆可自由地信仰，任何人不得干扰他人的信教。”这是成吉思汗统治的第一律法。尽管他仍然信仰家乡的神灵，但他并不允许将那些神灵用于国家的祭祀。为支持各种宗教，成吉思汗对宗教首领及其财产实行免税，并且免除各种各样的公共服务。
成吉思汗非常理解宗教之间的差异。他认为所有形式的崇拜都朝着相同的目标，相同的神圣的存在，只是表达形式不同，并没有正确与错误之分。
成吉思汗曾经经历过宗教党派之争，深知其破坏性。他认为，如果他的子民会因为信仰而杀人或者被杀，帝国的统治就不可能是稳定的。
但庞大的帝国疆域上不只存在一种宗教。成吉思汗认为：“一只孤独的骆驼不能成立一个商队，一种宗教也不可能引导人类进入天堂。”他的帝国不会完全基于一个先知，一本圣经或者一套信念。
他尊重帝国境内的每一种宗教——基督教、道教、佛教、伊斯兰教、摩尼教、儒教，等等，发挥每种宗教的作用。他从摩尼教中学习到强调律法的重要性，获得对于帝国和他本人统治合法性的更好解释。他注重穆斯林的技术和管理能力，使穆斯林成为帝国的技术官僚，让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哲学思想以及建筑、灌溉、挖井、染色、铸造金属等技术。
他并没有采纳道教的养生术，但对当时的道教圣人丘处机尊敬有加，他希望通过丘处机获得中国民众对蒙古人的支持，安抚被征服的人民和吸引仍然未被征服的大众。
成吉思汗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提供了一个解决宗教党派之争和摩擦的实用方法。他故意给予同一宗教不同派别重叠的任务，他迫使逊尼派和什叶派一起工作，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避免了过多的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中。此外，个人的仇恨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他们无法联合起来去对抗蒙古人。
他鼓励宗教自由，却禁止宗教极端主义。此外，成吉思汗也发现宗教领导者在无人监督时会陷入专制贪婪的鸿沟。他决定，宗教绝不能高于帝国。
加强忠诚和凝聚力
为在巨大的国家机构中保持忠诚和凝聚力，成吉思汗改革了古代扣留人质的政治传统。他要求每个千户长和万户长都要把他们的儿子和儿子们的伙伴送到他那里，以组成他本人的万人部队。
倘若他们的亲人行为不轨，成吉思汗不是以处死他们来相威胁，而是采用一种更为有效的策略。成吉思汗把那些将要成为人质的人培养成行政官，并且将他们当作储备人才，以备随时取代任何无能或不忠的官员。
比起亲人可能被处死的威胁，这种被取代的潜在威胁很可能更能确保忠诚。因此成吉思汗改变了人质的身份，将他们转变成政府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几乎使每个家族都与宫廷建立起直接的和私人的联系。
成吉思汗将这个精英部队分成日班护卫和夜班护卫。正如名称所显示的那样，他们要永久地保护成吉思汗和他的营地，但他们并不只担当护卫的角色。他们管理在宫廷内服役的男男女女，并且还要把放牧不同牲畜的牧人组织起来。
他们监视营地的活动，管理国家的所有武器和部队装备：旗帜、枪矛和鼓。他们还要管理餐具和负责宰杀牲畜，并要确保肉食和奶制品的适当分配。卫队要帮助裁决合法的审讯，实施处罚，并且通常还要执法。由于他们控制了跻身于皇室营帐之内的机会，因此，他们也就构成了政府行政管理的基础。
成吉思汗嫡系部队的所有成员，其地位都要高于其他九支万人部队的成员，因此，嫡系部队成员可以对非嫡系中的任何人发号施令，并且要求他们无条件地服从。与每个人都具有某种地位的其他军队不同，在蒙古军队中，整个部队具有一种地位。
成吉思汗嫡系万人部队级别最低的人的地位，也要高于其他万户中级别最高的人。同样，在各个万户内部，万户长嫡系千人部队的每个成员的地位，也都要高于其他九支千人部队中的所有人。
建立世界上最有效的贸易网络
成吉思汗用武器和骁勇征服疆土，而运用商业和宗教实现统治。他立新法、降课税，将丝绸之路打造成世界上最有效的贸易网络。
成吉思汗依靠被称为“飞箭信息”的快速乘驿系统，便利了消息的传达，使指定的接受者可及时接获命令。军队提供骑乘，而当地的民众则供给驿站。
对蒙古人来说，邮驿事业与军事列于同等重要的位置，而且一部分蒙古人还被允许在邮驿系统里任职，以代替正式的兵役。取决于各地区的地形，每大约三十二公里设有一个驿站，每个驿站需要大约二十五户人家来维护和管理它。
成吉思汗建立的快速乘驿系统，后来被扩展到蒙古帝国的各个地区。在蒙古人的统治之下，欧洲和远东地区第一次通过贸易线路和蒙古驿站连接起来。此外，蒙古驿站也帮助了国际商人，可以为他们提供住宿之所，有时甚至可以让他们享受丝绸被褥的待遇，此外还有食物、额外的马匹、饲料，甚至旅行向导，等等。
成吉思汗在全新的基础上，有意识地创建国家并建立所有必要的制度的，这一全新的基础，部分是他借自以前的部落，而部分是由他自己所创造。通过这些措施和统治术，成吉思汗在一段时间之内实现了帝国内部的稳定与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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