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商人，除了“权力垄断”外的皇店(村)、官店、藩店、绅店之外，其实，还有四把刀。赋役、官府官吏的横征暴敛、地痞流氓、商业风险。前两者对于整个商业集团有着致命风险。例如嘉靖年间就因为上述两大问题，造成商业凋敝。例如赋役中的役。经常给商人打白条，致使问题颇为严重。
嘉靖、万历两个时期，各种“白条”满天飞。“白条”被称为商欠。各地政府例如募兵、徭役、建造府衙府库、修建交通基础设施等，自然会产生各种费用，最简单的就是粮草费用。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往往给予“打白条”。
“白条”上虽然也有规定还款日期的，但到了期无论商家还是其他百姓，又有谁敢跟他们要债呢?所以，这些“白条”就成了“死账”。
也不能说朝廷官员绝无好人，至少在“白条”问题上还是有一些为民请命的官员的。例如，在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闰十一月，北京各草料商因为“白条”破产逃亡者不在少数，吏科给事中杨巍、锦衣卫都督陆炳等人就要求：在还款的同时，还要对因为“白条”问题造成贫困债务中的百姓进行帮助。
尽管嘉靖皇帝对此给予了批示，并要求政府机构迅速解决;但问题是，嘉靖说完了就完了，从来不去进行“后续跟踪”。最终，嘉靖皇帝有了“善于赖账”的名声。有些可能是他成心赖账，有些则很可能是监督执行不利造成的。
到了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三月，仅宣府这个边疆重镇的“白条”就欠银几十万两。巡抚赵孔昭在紧急奏章中，请求户部应急的钱粮就有：刍粮欠款19.109万两，商业“白条”20多万两;“椿朋修墩”欠银3900多两，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结果，这些欠款仍然欠着，只不过因为几个重要人物的出现，这种事情才时而严重时而轻微，总之吧，明代的商业就像过山车一样，上下起伏着，主要就是看当政者。
在明代，商人阶层首先要感谢的官员并非是张居正而是他的死对头、著名的首辅兼改革家高拱。
隆庆三年(1569年)十二月，高拱第二次进入内阁，三个月后，他就上了专门解决“白条”问题的《议处商人钱法以苏京邑民困疏》。该文介绍了商人受的苦难：
臣奉召至京，两月有余，见得闾巷小民十分凋敝。有素称数万之家，而至于卖子女者;有房屋盈街，折毁一空者;有潜身于此，旋复逃躲于彼者;有散之四方，转徙沟壑者;有丧家无归，号哭于道者;有剃发为僧者;有计无所出，自缢投井而死者;而富室不得有矣。
臣惊问其故，则曰： “商人之为累也。”臣又问：“朝廷买物，俱照时估。商人不过领银代纳，如何辄致贫累?”则曰：“非朝廷之价值亏人也。商人使用甚大。如上纳钱粮，该是百两者，使用即有六七十两，少亦不下四五十两，是已有四五六七分之赔矣。即得领银，亦既受累，乃经年累岁不得关支。小民家无余赀，所上钱粮，多是揭贷势豪之物。一年不得还，则有一年之利，积至数年，何可纪算?及至领银之时，又不能便得，但系经管衙门，一应胥役人等必须打点周匝，才得领出。所得未及一两，而先已有十余两之费，小民如何支撑?
所以派及一家，即倾一家。其未派及者，各为辗转避逃之计。人心汹汹，不得以宁居也。
隆庆皇帝看到这篇奏疏之后非常吃惊。自此，对于商人的压榨才有所减轻。
商业发展也迎来了自己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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