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曾沦为殖民地的国家中，刚果(金)(旧称扎伊尔，现名刚果民主共和国，首都金沙萨)的经历是最为离奇而悲惨的。这个非洲第二大国当年既不是屈服于西方列强中的某个殖民强国，也不是被诸如英国东印度公司这样组织严密的特许企业所蚕食，甚至都不是被科尔特斯、皮萨罗这样的冒险家率领军队攻陷，而纯粹是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个人野心的牺牲品。这种野心并不是那种古老的土地征服的欲望，倒不如说是一种想要拼命赚钱的浮士德式资本主义冲动，他身上“资本家”的那一面远远压倒了“征服者”的那一面，因此，这位国王毕生都不曾踏足这块自己私人控制的领地，也因此从未看到一滴因掠夺杀戮流出的血，但却留下了历史上最残暴的征服者都难以想象的残酷记忆。

　　马克思曾说过：“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番话用在这段历史上是再确切不过了。撇开道德因素，纯粹从资本角度看，利润极其丰厚的那些生意当然最值得投入，而要做到这一点，最好就是完全不需任何“成本”。为了做到这一点，资本原始积累时期通常都以一种史无前例的残酷无情对待自然界和奴隶劳动力。近代西方人在殖民地肆意采矿、伐木、滥捕滥杀有经济价值的野生动物，不惜满手肮脏地驱使奴隶，说到底都是因为这些自然资源和劳动力“根本不花钱”。正如《美国企业史》(本巴鲁克塞利格曼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中所说，19世纪镀金时代的美国富豪为了积累他的利润，假如为此要“在十年内把六个州的森林全部砍光，他将乐于让后人自己照应自己”。

　　非洲中部地区的不幸在于：它的确很丰饶。刚果(金)是世界上铜矿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尽管这是后来才探明的，但至少一目了然的是：这儿有着非洲最大的热带雨林区，木材、象牙极为丰富，土壤和气候也非常适合栽种橡胶树。象牙是尤其值钱的东西，当时的欧美商人都在疯狂高价收购这种用途广泛的商品，而且最完美的是，它像毒品、贵金属一样，价值高而占用空间小，一头普通非洲象的象牙足可制作数百个琴键或几千个假牙。

　　1874年英国探险家斯坦利横穿黑非洲后，他想要“开发”这块处女地的提议被英国政府冷落，却得到了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的热切支持。这位国王早就在世界地图上到处搜寻能实现自己殖民帝国梦想的落脚点，而盛产象牙的刚果盆地显然是理想的猎物——只要无情地压榨当地人，象牙和木材足以偿付他在当地建立“贸易站”的前期资本投入。唯一的问题，是1860年代的欧洲已经开始出现越来越强的反对奴隶制的呼声，但这也难不倒他。比利时当时是一个没有殖民地的小国，也正因此，利奥波德二世可以宣称没有任何殖民野心，并且利用他身为国王的身份进行广泛的周旋，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反对非洲奴隶贸易、推进当地社会进步的倡导者。这种虚伪是这段历史中最讽刺的一幕：悲惨的掠夺与杀戮，竟然是在人道主义和科学考察的幌子下进行的。

　　他的迂回策略大获成功。1885年，这个由他个人控制的“刚果自由邦”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甚至还得到了比利时议会提供的巨额无息贷款，来支持他在刚果从事的“人道主义工作”，因为他承诺将刚果自由邦作为自己财产的一部分“赠送”给比利时。要理解刚果(金)的历史为何如此悲惨，这可能也是一个关键点：相比起那些由列强的殖民部或组织严密的特许公司所控制的殖民地，被个人控制的领地更容易受到权力的任意处置，在他眼里，这就像自己的私产，怎么做都可以。至于对后人和当地人的影响，那都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

　　在这一点上，资本主义显示出它是一种特别短视的文明。获利是当下的、自己的，而长远的代价则由别处、别人来承担。很多国家甚至对本国的开发都采取类似模式。正如《贸易打造的世界》(彭慕兰、史蒂文托皮克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2018年2月版)一书中所说的，“有数百年时间，巴西人都是寅吃卯粮，消耗本应留给下一代的东西来维生”，他们之所以能以低价咖啡攻占世界市场，就在于土地便宜而肥沃，为此恣意砍烧树木后栽种咖啡幼苗，没有遮阳，没有施肥，除了锄，没用其他工具，等土地肥力耗尽后再换另一块森林摧残。其结果，巴西大西洋沿岸的森林被完全毁坏。利奥波德国王只不过是把这种掠夺性的逻辑发挥到了空前残酷的地步罢了，更何况在他眼里，那些非洲中部的野蛮人甚至根本不能算是人类，驱使、奴役、杀戮他们，可能就跟北美殖民者疯狂滥捕滥杀野牛没什么本质区别。

　　最终，这位国王通过他的黑暗帝国，掠夺了2.2亿法郎(约合今天11亿美元)，满足了他“死时是亿万富翁”的愿望，但他却公开宣称“作为刚果的管理者，我没有任何薪水”。这是又一例证：当一个统治者宣称自己完全无私时，一定要小心。不过，值得留意的一点是：尽管他在刚果河流域为所欲为，他在比利时国内却没什么值得一提的劣迹。在那里，他是一个受宪法约束的君主，王室的权力逐渐让位于选举产生的议会，尽管他对此牢骚不断，但事实正如书中所言，“利奥波德对这块辽阔土地的独裁统治与他在国内越来越小的权力形成鲜明对比”。1880~1920年间，刚果盆地的人口在其残酷统治下减少近半，总数高达骇人的1000万，这说到底是因为他和他的人在那里的权力不受任何限制。这也是自西班牙帝国以来的欧洲政治传统之一：在远方缔造帝国，能为国王和权贵避开国内的限制，在海外可以用一种更为家产制的方式，尝试在国内不能做的事。

　　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他成功地瞒过了西方上流社会和公众舆论，最终揭露其残酷统治真相的，大多都是一些小人物。1890年率先站出来的乔治威廉姆斯是一个美国黑人传教士，后来掀起舆论反对声浪的艾德蒙莫雷尔是英国利物浦船运公司的职员和记者，爱尔兰血统的罗杰凯斯门特是英国基层外交官。正如《美国政治中的道德争论》(雷蒙德塔塔洛维奇、拜伦W戴恩斯编，重庆出版社2001年10月版)中所说的，“对犯罪的斗争是由利益团体王国里的侏儒而不是巨人来发动的”。这不仅是由于他们更少利益牵扯，也因为他们通常更多站在第一线了解实际发生的内情。

　　这段历史给我们的另一个启示是：站出来揭露真相的批评者不一定也没必要是道德完人。威廉姆斯身为传教士，却在外吹牛说自己拿到过事实上从未获得的博士学位，甚至在致利奥波德国王的公开信中还假称自己是上校，不仅如此，他还赖账、隐瞒未婚妻自己其实在美国已有妻儿;莫雷尔则固执、很少承认错误，甚至对非洲人带有某些种族偏见;至于凯斯门特，则是一个隐蔽的同性恋——这在那个时代一旦公开，足以让他身败名裂。很多人(我们中国人尤其容易)倾向于认为，一个人如果自己在道德上都不完美，那就没有“资格”去批评指责别人。但在一个公共舆论的时代，一个批评者本身的道德如何并不是重点，重点是他所说的究竟是否事实。

　　当然，正确的声音不一定最响亮，要让公众了解真相，宣传技巧和道德感同样重要。虽然书中认为斯坦利在叙述自己的探险经历时“极擅夸张”，而利奥波德二世在操纵自己宣传机器时也“精于伪装”，但公平地说，莫雷尔这样的“好人”也和“大反派”一样，都必须善于运用媒体来赢得公众倾听。他们面对的是同一群公众：19世纪被新兴的报纸和杂志形塑了自己的观念的社会中坚力量，夸张、激烈批判和伪装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为了迎合他们的立场。利奥波德二世之所以需要伪装，是因公开实行奴隶制已不得人心，违背时代潮流;斯坦利的夸张叙述也是因为那时的人们喜欢读的就是这类惊险刺激的历险故事，否则他的游记就不可能大卖;甚至是莫雷尔，即便站在正义的立场上，他懂得向公众说话的天赋也极其重要——只有这样才能让人们确信，应当做点什么来阻止利奥波德国王。

　　如果说利奥波德国王在构筑其黑暗帝国时，想的是满足自己的野心和牟利冲动，那么站在他对立面揭发真相的人则更多是出于对一种道德和人类生存权利的捍卫。这种对立在西方近代史上屡屡出现，我们中国人也不陌生：当年那些英国的鸦片贩子都坚称，“生意”与道德无关，往中国运载鸦片只是为了“满足中国人需求”;而最早站出来批评这种观点的另一群英国人则不安地认为，这在道德和宗教上都是站不住脚的，是在犯罪。如今，我们作为后人更关注的则是另一个问题：如何清除那些有毒的遗产。毕竟，当初的那些不计后果的做法，通常正是后来的一代代人在承受代价。在刚果(金)，“利奥波德国王的鬼魂”仍然盘桓未去，他的统治所造成的深远后果迄今清晰可见。这也是历史研究的价值，它不仅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下，还能促进一种批判性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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