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那周，人们被事件发展之快吓倒，危机好像无处不在。虽然过去十年里，欧洲几乎一半人希望战争，却没人能想象到发生在6月底的奥地利大公暗杀事件会是这场战争的导火索。
1914年7月，大部分德国人仍然过得很安心，即使在发生萨拉热窝刺杀事件之后，局势依然很平静，这很大程度是德国政府刻意营造的假象。表象之后的事实是奥地利政府被柏林高层所诱导，把刺杀事件作为借口攻击塞尔维亚，好让它再一次、一劳永逸地屈服。奥地利和德国的领导人在公共场合都煞费苦心地掩饰他们的真实意图，所有人都像往常一样，假装继续度假。
在那些对危机感到猝不及防的人中，有一个36岁的柏林银行家，他有一个奇怪的名字：贺瑞斯·格里利·亚尔马·沙赫特(Horace Greeley Hjalmar Schacht)。虽然当局一直在故作姿态，精心掩饰，但早在7月初，关于战争的流言已经开始在德国银行圈高层之间流传。其中从一开始就对局势看法十分消极的是马克斯·沃伯格(Max Warburg)，他是声名显赫的汉堡银行家族的成员，以与皇室关系甚密著称。以不慎重著称的德皇自己是银行圈流言的源头，因为他坚持要在全国总动员之前通知他的朋友艾伯特·巴林(Albert Ballin)——哈帕格公司(Hamburg-America Line)的老总。也有人说是皇储泄密，警告他财经界的朋友说虽然表面风平浪静，但是柏林证券交易所里的乐观氛围是大错特错的，德俄之间很可能会爆发战争。
亚尔马·沙赫特只是古特曼的德累斯顿银行的一位部门经理和助理董事，还没有资格参加柏林银行家高层的聚会。虽然他在德累斯顿银行的地位不高，但作为没有家族关系的德国年轻人，他在这个行业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并且开始引人注意。危机爆发前的几个月，他一直在做一笔给布达佩斯的借贷业务，资金由德国、瑞士和荷兰银行组成的国际财团提供。之后，瑞士银行家菲利克斯·索马莱(Felix Somary)评论道：“他的风头盖过同事，那些腰缠万贯的富豪们的儿子们以及那些趋炎附势者”。
沙赫特留着军人般的小胡子，短发从中间分开，很容易被人认作是普鲁士军官。他走路时腰背挺直，像是那种“被训练出来的奇怪的步法”。他僵直的姿态，再加上他最喜欢的浆挺的、高高的、闪着微光的赛珞璐领子，显得有点夸张。但他既不是普鲁士人，更无论如何都跟军人扯不上关系。他出生于一个中产阶级下层家庭，来自德国与丹麦接壤的地区，在整个王国最国际化的城市汉堡长大。
终有一天沙赫特会因他无尽的野心和追求成功的强大意志而出名，这种个性部分来自于对他父亲长期失败的自然反应。他的父亲威廉·利昂纳德·路德维希·马克西姆利·沙赫特(Wilhelm Ludwig Leonhard Maximillian Schacht)生于北石勒苏益格(North Schleswig)西海岸。
威廉·沙赫特是一个乡下医生11个孩子中的一个。1869年，因为对可能会应招入伍的前景感到不快，沙赫特和其它四位兄弟移居到了美国，并在那待了七年。虽然他变成了一个美国公民，但却一直未能站稳脚跟，一直不停地更换工作。最后，到了1876年，他决定返回德国。
他返回之际，恰巧普法战争带来的经济繁荣正在结束，衰退正在来临，因此他的运气并没有好到哪儿去。之后的六年里，他从事过各种职业，但却无一成功。最后，他找到一份公平保险公司(Equitable Insurance Company)的工作，之后的30多年他都呆在了那家公司。沙赫特对他父亲有些抵触情绪，宣称他就是一个“不知疲倦的流浪者，永远不会在某一个地方安定下来”。与他父亲的软弱无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沙赫特有着无以伦比的野心，以至于他在自传里忍不住说，他在25岁之前就比他父亲赚钱更多了。
与他笨拙且已退休的父亲相比，他的母亲康斯坦·贾斯廷·索菲·冯·埃格斯(Constanze Justine Sophie von Eggers)就显得“敏感、快乐，并且感情丰富”， 即使是在最艰难的时候，她都保持的快乐的心态，把全部的热情都投入到家庭中去。康斯坦·贾斯廷·索菲·冯·埃格斯生于一个长期向皇族提供服务的丹麦家庭，同威廉·沙赫特结婚其实是把自己的社会地位降低了一大截。她祖父是国王的法律顾问，曾致力于农奴解放，负责过18世纪末的丹麦货币改革。但其家族逐渐没落，年轻的康斯坦·冯·埃格斯没有获得任何遗产。1869年她遇到当时还是身无分文的穷学生威廉·沙赫特，之后跟随他去了美国，三年之后在美国结婚。
1877年，也就是全家返回德国几个月之后，亚尔马·沙赫特生于北石勒苏益格的小镇廷莱夫(Tingleff)。孩童时代的他，因为父亲频繁换工作而不断搬家，1883年，他们最后定居在汉堡。19世纪末的德国充满了矛盾。沙赫特生活在欧洲最严厉的阶级制度——实际上是最严格的等级制度之中，君主独裁统治，容克军事架构以及精英阶层受教育的体系，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他成功地拉近了作为小职员或教师的中产阶级下层与上层之间的距离。其实早在1886年他9岁的时候就被吸收进约翰诺伊姆学校(Johanneum)——汉堡最好的预科学校接受最严格的古典教育，在那他主修拉丁文、希腊语和数学。
他不能够完全摆脱阶级压迫带给他的困扰，因为家庭贫穷，他的学校生活充满了羞辱。由于受到那些富裕学生的冷嘲热讽，他不得不独来独往，努力学习，尽职尽责。1895年，他从约翰诺伊姆学校预科毕业进入大学，最终获得了解放。
他继承了德国人爱转校的传统，在柏林、慕尼黑以及莱比锡待过几个学期，1897年的冬季学期则是在巴黎度过的。他一开始主修医学，并在文学和语言学习方面颇下功夫，最终以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并继续以“英国18世纪的重商主义”为题目撰写博士论文。
拿到博士学位以后，沙赫特开始从事公共关系职业，开始是在一个出口同业公会，同时兼职为一份普鲁士杂志写经济评论。他勤奋努力并且非常可靠，急切地想给他将要接触的银行家和商业巨头留下深刻印象。1902年，他终于引起德累斯顿银行某个董事会成员的注意，并在那得到一份工作。他升职很快，1914年就已经成为柏林一家大银行的中层管理人员。
那时的德国，像沙赫特这种家庭背景的人只能从军队或者文职中获得前进的机会。然而在战前几年里，德国正在由一潭死水似的西欧边缘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甚至有超越英国的势头，其经济发展为许多野心家提供了无可限量的商业机会。对于银行家来说，这更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因为没有哪个国家的银行有这么大的势力。虽然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柏林仍不能与伦敦或巴黎相提并论，但德国大的商业机构控制了本地的经济命脉，长期以来都是工业资本的主要提供者。
沙赫特极力用他那呆板的外交造型掩饰他内心的不安，而他似乎有种获得关注的天赋。1905年，因为英语流利，他和另外一名德累斯顿银行董事会成员被派往美国，获得了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接见，并获得对一个年轻银行家而言更为重要的机会：他们受邀到J.P.摩根的股东餐厅去共进午餐。婚姻也成为他进阶的阶梯，他娶了一个普鲁士警官的女儿，这个警官曾被指派去为王室服务。
沙赫特眼见着国际危机不断发展，直到7月底，他还一直希望事件能够通过外交手段得以解决。虽然他坚持战争绝不可能爆发，但这种论断绝对是他的痴心妄想和一厢情愿。他在德国发展的很好，战争爆发可能会让他失去很多，而且他很难看着他的国家陷于战争而无动于衷。虽然有着自由主义的家庭背景，他却是典型的德皇统治下的附属品：遵从、不问是非的国家主义倾向以及为国家及其物质和知识成果而倍感自豪。
像大部分其他德国银行家和商人一样，他坚信罪魁祸首是英国。作为一个霸权衰落的国家，英国阴谋阻止德国应该获得的强国地位。正如他之后所写，“德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发展进步已经引起那些老牌工业国家的敌视，他们感觉到市场地位受到了威胁”，特别是英国，“它建立了一个强大的联盟，签订协议直接对抗德国”，想把德国包围起来。
1914年7月最后几天，战争的流言和对流言的反驳互相激荡。柏林陷于战争声浪的漩涡，充满着歇斯底里和不安的气氛。从德累斯顿银行总部到贝贝尔广场上的歌剧院，沙赫特有一个就近的位子，可以观看下面的街道上正在上演的宏大史诗。每一天，巨大的人群都会在菩提树大街的古罗马边境城墙下游行，高唱着《德意志，德意志，高于一切》和其它爱国歌曲。那一周，愤怒的人群有几次几乎要涌入俄国大使馆，而这一切就发生在离他办公室几个街区的不远处。
最后，7月31日(星期五)下午五点，近卫团(Grenadier Guards)的一个中尉爬上了坐落在德累斯顿银行办公室外菩提树大街正中的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的骑马雕像，宣读一份以德皇的名义的公告。俄国已经下令总动员，战争的阴云笼罩着德国，虽然离宣战还有一步，柏林已置于全面的军事管制之下。
8月3日，德国对法宣战，军队为了攻打法国，第二天早上入侵了比利时。从1839年起担保比利时中立地位的英国向德国发出退兵的最后通牒。8月4日午夜，过了通牒规定的最后期限，英国对德宣战。
战争开始的前几天显得相对和缓。德国似乎正在平稳地度过扫荡了欧洲的金融风暴——在沙赫特看来，德国的形势比英国好多了。虽然有过几次小的崩盘——7月最后一周股票大跌，几家德国银行陷入困境，但一般公众却还保持着平静。全国各地的一些小型储蓄所的门外排着长长的队伍，大部分都是本地的仆人和工人，他们耐心地等待在城市储蓄银行外面，把他们的储蓄取出来。然而却没有人像往常战争发生时要求支取黄金，在开始的几天里，德意志银行的5亿美元的黄金储备只减少了2500万美元。
德意志银行为应对战争爆发做了几年的准备，这并不是什么秘密。早在1911年阿加迪尔危机后德国就开始认真地做财经方面的基础研究，那时德国为了争夺摩洛哥处心积虑地挑起与法国之间的争端。危机中期，德国受到了金融恐慌的严重打击。股票市场一天内暴跌30%，公众开始失去信心，全国爆发了银行挤兑，并开始要求用货币兑换黄金。这种潮流在整个国家风起云涌，而德意志银行在一个月内就损失了1/5的黄金储备。据传闻，这种状况是由法国和俄国的资金提取引发的，而法国财政大臣精心策划了这一切。德意志银行的黄金储备马上就要低于能够应付现金支付的最低法定储备金率。面临着取消金本位的耻辱，德皇凯撒只能看着法国接管摩洛哥的大部，毫无反击之力。
几个月后，心灵创伤还未平复的德皇召集了一批银行家，其中包括德意志银行行长鲁道夫·冯·哈芬施泰因(Rudolf von Havenstein)，询问他们德意志银行是否有能力为一场欧洲战争提供支持。当这些银行家表现出犹豫的神色后，他告诫他们：“下次我问你们这个问题时，希望从你们这些绅士们口中得到一个不同的答案”。
在这段插曲之后，德国政府下定决心，不能再被金融问题所困惑了。政府要求银行加强他们的黄金储备，德意志银行把储备从阿加迪尔时期的2亿美元增加到1914年的5亿美元，相比较而言，英格兰银行却只有2亿美元的储备。政府甚至重启了一项早在18世纪由腓特烈大帝(Frederick)最初构思的计划，成立黄金战争基金，把价值7500万美元的黄金和白银存放于柏林西郊斯潘道要塞(Spandau)中的朱利叶斯城堡(Julius Tower)。同时，为了禁止法国策划的摩洛哥危机事件的再次发生，德意志银行命令各银行限制外国人能够提取的存款量。
通过这些措施，1914年8月德意志银行已经拥有足够多的黄金储备，他们充满信心能够避免1911年的悲剧重新上演。一旦危机抬头，从7月31日起，德意志银行先发制人地暂停黄金兑换。
但是当沙赫特看着身着迷彩制服的士兵们排着一列列长队，穿过柏林街头欢呼的人群时，他忍不住想起俾斯麦亲王(Prince Bismarck)。这位铁血宰相在位期间一直在努力确保德国在欧洲内不被孤立，以至于面临和俄国和法国的两线作战。他17岁时曾参加颂扬这位亲王的火炬游行，那时79岁的俾斯麦已经退休，住在汉堡城外的撒克逊森林(Saxon Forest)里的腓特烈斯鲁庄园(Friedrichsruh)。这位老人“极其严肃，好像已经预见未来世界的沉重和黑暗”的形象给沙赫特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总是会想，俾斯麦在用他那深邃的目光直视着他，训诫他和其他人“不要让我终身致力的工作毁于一旦”。年轻时的沙赫特就有着大胆的想象，对他的命运有着宏伟的规划。(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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