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独裁者佛朗哥死后,是什么原因导致他没有被清算?

  1975年11月20日,死神带走了佛朗哥,32位医生组成的急救团队,面对心脏病引发的肺气肿、胃肠出血与腹膜炎,束手无策。

  三十九年前的同一天,1936年的11月20日,法西斯长枪党创始人、多次被佛朗哥表彰为“壮烈殉国”的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死于枪决。

  许多人认为这不是巧合。长枪党煞费苦心,刻意将佛朗哥的生命勉强维持到这一天,目的是希冀借助两位“大人物”忌日重合的神秘力量,保住右翼党徒的荣华与地位。

  无论是否真的存在这层用意,佛朗哥死了,“留在佛朗哥时代”这种愿景,似乎已是天方夜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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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独裁者统治的末期,民主化的闸门已经松动。接过大权的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已在为开新时代跃跃欲试。

  西班牙内战结束后,佛朗哥宣布西班牙是君主国。1948年,他把把10岁的胡安-卡洛斯一世接回西班牙,让他以王子的身份,在自己的国家接受传统王室应该接受的教育。佛朗哥曾与卡洛斯一世的父亲胡安亲王会面,讨论他的大学教育和军人训练。胡安亲王希望儿子在国外上大学,然后回西班牙读军校。但佛朗哥不同意,鉴于西班牙军校中大都是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他希望卡洛斯一世先做为同龄人与他们建立同袍之谊,接受了国内的军事训练取得军衔,再去完成大学教育。胡安亲王最终选择让步。正是佛朗哥的决定,让卡洛斯一世在西班牙军队当中拥有了自己的班底。

  也正是因为上述渊源,国王接班独裁者,令一些民众对西班牙的民主前景心怀疑虑。

  在登基之日的宣誓仪式上,胡安·卡洛斯一世郑重承诺将为祖国意志与公正秩序而奋斗。权力的交接风平浪静,国王的政治选择也毫无新意,他确认了阿里亚斯·纳瓦罗的首相地位。自诩“典型保守派”的纳瓦罗,是佛朗哥亲自圈定的首相人选,并不受那些要求不民主改革的民众的欢迎。纳瓦罗的同僚评价他,说他是一个没有政治幻想与深远想象力的人,未必会成为民主化的障碍,却也铁定不是锐意进取之人。

  纳瓦罗是一个“平庸的舵手”,他完成了权力的平稳过渡,也迈出了开放党禁的第一步,未立大功,亦无大过。但在后佛朗哥时代,要求变革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各方势力对“平庸的舵手”,是没有耐心的。

  1976年7月1日,纳瓦罗向国王请辞,将舞台留给了阿道夫·苏亚雷斯。

  摆在苏亚雷斯面前的,是一个乱局。国王之下,保守派首领弗拉加、将军梅利亚多、红衣主教塔兰孔、老长枪党人希龙、流亡在外的加泰罗尼亚领袖塔拉德亚斯与共产党人卡里略,都各怀心思蠢蠢欲动,巴斯克分裂势力也在暗处观望,伺机搅局。

  苏亚雷斯明白,要告别佛朗哥时代,赢得政坛领袖的支持,远比获得民众的欢呼更为重要。

  在国王支持之下,他打破成见,大胆接触反对派,调解各方诉求,“协商”成为了新政府的关键词。《政治改革法》的顺利通过,是对他的努力的最佳褒奖,它意味着民主化程序启动,多党竞争的格局势在必行。

  1978年,民主宪法在全民公投里获得88%的压倒性优势。西班牙迎来了曙光。

  佛朗哥并未远去

  1975年底,西班牙就出现了清算佛朗哥体系的呼声。

  铁腕人物远去,出现拨乱反正的声音顺理成章,但清算佛朗哥的呼吁并非毫无阻力。不是所有人都拥抱变革,至少,僵而不死的右翼势力对此不以为然。“怀念佛朗哥时代”,并非小众思潮。

  对多数西班牙人而言,佛朗哥时代充斥着强权与镇压,但也意味着秩序与进步。《发展计划》和《稳定计划》,让1960年代的西班牙,迎来了近代史罕见的“黄金时代”。年均7%的经济增长率、传统工业复兴造就“新经济带”、旅游业令外汇滚滚,国民摆脱了内战以来拮据生活的阴影。

  习惯了王权统治的西班牙人,也没有太多政党合作的经验。乔治·奥威尔那本著名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里,细致描绘了大敌压境之下,派系林立的共和派内斗不止、清洗异己的荒唐往事,人们担心这一幕会在后佛朗哥时代重演。巴斯克分裂者不时制造恐怖事件,甚至于1973年炸死了首相布兰科,似乎也在说明,铁腕统治对西班牙而言仍是不可或缺。

  大银行家、企业家与地主,多是佛朗哥时代的获益者,他们掌控着经济资源,唯恐变革会触及自身利益。在国家命运的十字路口上,自动向右转的人不在少数,他们不断提醒民众,改革一旦节外生枝,内战时代的恐怖回忆就不会太远。无论是既得利益的右翼,还是担忧时代向后退的民众,都在某种程度上习惯了佛朗哥时代,缺少拥抱新世界的勇气。

  不止如此,佛朗哥死后,他的党羽依然盘踞在军队、警方与国民警卫队里,超过10万名长枪党人仍能合法持枪。这对民主化无疑是巨大的威胁。新国王登基后,召见的第一位政坛人物,就是长枪党领袖希龙。

  短暂出任首相的纳瓦罗,也毫不掩饰自己对佛朗哥的崇拜。他曾在一次会议上公开宣称:

  “只要我还在这里,或在西班牙的政治舞台上,就永远不会放弃自己作为绝对的佛朗哥主义永恒传人的身份,绝不会有其他立场!”

  卸任后,他也曾多次拜谒佛朗哥陵墓,坦言自己很希望能从冥冥之中请回元首的灵魂来主持大局。

  纳瓦罗只是众多从旧时代过来的官僚们的缩影。佛朗哥数十年来在西班牙留下的印迹,短时间内是难以抹去的。某次选举会议上,首相苏亚雷斯穿过人群,一位老长枪党人忽然挺胸收腹,肩膀一振,脚跟并拢,“啪”地应声立正,用老式语言大吼一声:

  “长官,卑职在此听令!”

  这“老派”的一幕,足以说明佛朗哥时代的烙印之深。

  保守者可以依靠的核心堡垒是军队。国王敦请自由派将军梅利亚多入阁,各派右翼势力就自觉地向军队保守派靠拢,罗织对梅利亚多不利的材料。政府与军队的龃龉显而易见,双方明里暗里不停角力。苏亚雷斯将首相办公室里一人高的佛朗哥肖像撤下,曾引发将军们的暴怒。民主化改革提上日程后,右翼将军们维护佛朗哥的立场仍然坚决,海军上将达维加明确表态:

  “我的良心是清澈的,民主改革将在佛朗哥主义的合法框架内进行。”

  1978年,佛朗哥逝世3周年之际,民主大局已定,部分躁动的军人决心铤而走险。国民警卫队的特赫罗中校策划了“银河行动”,准备将苏亚雷斯首相与内阁成员一网打尽,扶植一个“救国政府”。行动尚未展开,阴谋就败露了。特赫罗等人被捕,但由500名军官组织的佛朗哥纪念活动仍照常举办。

  政变未遂的特赫罗,仅被羁押了7个月,就回到了军队任职。这为1981年政变埋下了伏笔。

  1981年初,苏亚雷斯在左右翼和分裂势力的围攻下左支右绌,辞去首相之职。多年来,国王与首相如履薄冰,但要在西班牙国内200多个政党和不计其数的地方势力组成的政治迷宫里穿行,绝非易事。

  2月23日,在首相权力交接的会议上,特赫罗卷土重来,带领200名荷枪实弹的宪兵杀入会场,扣押了与会人员。同银河行动如出一辙,政变没有经过缜密筹划,特赫罗声称将建立军政府,但并无详细计划,甚至连拖哪位头面人物下水都不曾考虑。

  西班牙政治史上意义重大却又略带黑色幽默的一幕出现了。当政变军官振振有词疾呼“为了祖国”时,胡安·卡洛斯一世发表电视讲话,谴责了政变。特赫罗束手就擒,国王因捍卫民主博得了民意的好感。

  国王挽救了民主。但1975年以来右翼的挣扎也表明,佛朗哥尚未远去,而是住在许多西班牙人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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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被胡安·卡洛斯一世任命为首相

  为了未来,回避清算过去

  喊出“为了祖国”的人,绝不止特赫罗。这个冠冕堂皇的说辞,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曾风靡,对于经历过内战的西班牙人来说,可谓再熟悉不过。单看海报与标语,其实很难分清西班牙内战里的国民军与共和派。他们的话术风格与宣传技巧惊人相似,都擅长假祖国之名行屠戮之事。

  内战胜负底定后,佛朗哥设立了胜利节、暴动节、首领节、阵亡者节,动员数万政治犯修建了烈士谷,包括一座高达150米的十字架。对昔日的敌人,佛朗哥痛下杀手。短短几年里,至少有60万人流亡海外,其中不乏知名的科学家和文艺精英。来不及出逃的人,只能接受厄运,数万退伍士兵被以战争罪判刑,20万西班牙人死于公开行刑或监狱里的食品药品短缺,被秘密处决的人数至今难以统计。罹难者大多随意掩埋在田野沟渠之中,数十年里无人问津。佛朗哥禁止民众在公开场合对共和派死难者寄托哀思,失败者的内战往事,成了一片长期的记忆禁地。

  民主化之初,国王与首相急于颁布大赦令,希望将自由还给尚在人世的政治犯。至于那些沉痛的历史记忆,政坛上下默契地选择了搁置不议。改革千头万绪,国家前途未卜,历史记忆的记录、平反与研究,远非当务之急。执着于此类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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