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赵家是清代康熙年间闻名全国的“三世进士”之家。祖父赵继鼎、父亲赵申乔、儿子赵熊诏、凤诏、鲤诏，加上申乔的弟弟申季，三代六人都中了进士，而赵熊诏更是殿试一甲一名状元公。赵申乔官居左都御史、户部尚书;申季是翰林院编修，督学山东;熊诏是侍读学士，曾入值南书房;凤诏是山西太原府知府。一门高官厚禄，显赫乡里，是常州最有声望和权势的家族之一。
赵氏中的赵申乔为官清正不阿，刻苦自律，办事精明干练，政绩斐然。康熙帝认为他品行敬慎，很是赏识。康熙五十年(1711)，赵申乔上表参劾翰林院编修戴名世所著《南山集》、《孑遗录》，题为：“特参狂妄不谨之词臣，以肃官方，以昭法纪事”。据称：“乃有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妄窃文名，恃才放荡。前为诸生时，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多狂悖，逞一时之私见，为不经之乱道……臣与名世素无嫌怨，但法纪所关，何敢徇隐不言，为此特疏纠参，仰祈敕部严加议处，以为狂妄不谨之戒。”于是掀起了一场罕见的文字狱。
戴名世是安徽桐城人，康熙四十八年进士，殿试一甲第二名，很有才华。曾卜居故乡南山冈，门人尤云鄂为戴刻了《南山集》，集中引用了方孝标的《滇黔纪闻》中若干内容。其实《南山集》并无攻击清朝的文字，仅仅是在记述明弘光帝逃亡南京事，用了“永历”的年号。当时明代已亡，清代已立，不用清帝纪年而用亡明纪年，就是大逆不道。
《南山集》一案株连戴、方两家，三代之内，年十六岁以上者俱处死，母女妻妾及十五岁以下之子孙俱给功臣家为奴，此外，刻印者、作序者等无一幸免。桐城派名宿汪灏、方苞都为《南山集》作序，本来要处绞刑，后经多方相救，从宽免死，罚入旗籍，至雍正登基始获赦归。赵申乔在参劾戴名世之初，恐怕自己也没有料到杀戮如此之惨，株连如此之多，真是悔之晚矣!人们对赵申乔一手制造的《南山集》文字之狱，都认为是不可原谅的罪过。
却说赵申乔之子凤诏，中了进士不久就外放山西太原任知府。少年得志，目空一切，加上父兄都是朝中重臣，什么人也不放在眼里。有时独断专行，自作主张，因此不免得罪了当地权贵。清初山西、陕西两省督抚，一向由满洲人开国功臣担任，地方权力很大。山西将军因不满赵凤诏的作为，向康熙参了一本，说赵凤诏未奉圣旨，擅自动用库银，以赈济为名，从中贪污20多万两。康熙大为震怒，立刻将凤诏逮捕下狱，交刑部严加审讯，最后违旨罪成立被处死刑。
赵申乔、熊诏父子虽然都官居要职，但根据满清律例，必须回避，不但不能申辩，甚至不敢过问。凤诏处死后，虽未株连家人，但申乔受此打击，无颜在京供职，就上书乞假还乡。康熙不准，说：“朕深知你是清正刚直的，你儿子凤诏在外地犯罪，你并不知情，朕不责怪你。但你如因此怨恨朝廷，不再为朝廷效力是不对的。”申乔只得打消回乡的念头，从此郁郁寡欢，不到三个月竟忧愤而死。熊诏扶柩奔丧回常，未满月因哀伤过度病逝。好端端一家人就此烟消云散，人亡楼空。康熙追念申乔、熊诏的功劳，谥申乔为“忠毅”，入“贤良祠”，发还籍没凤诏的田产。
常州人一直流传说，赵凤诏案是一件冤狱。因为在查抄赵凤诏太原官邸和常州赵宅时，两处都未发现有大量赃银。当时常州知府与赵家本来不和，奉旨查抄时更毫不留情，非常彻底，赵凤诏名下只查获五六百两银子，其中有二百两还是康熙御赐的赏银。所谓贪污库银20万两完全是莫须有的诬陷。
由于申乔平时过于刚直，不讲情面，朝中树敌太多，墙倒众人推，在康熙盛怒之下，没有一个人愿意出来为凤诏申辩的。何况未奉圣旨擅自作主的罪名确实存在呢!不过，如果有一二位大臣能向康熙求情，至少赵凤诏可以免于一死。后人普遍认为赵凤诏的冤狱，是赵申乔制造的戴名世《南山集》文字狱的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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