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三省除了著作外还做出哪些贡献 他晚年的心态如何

  胡三省的著作除《资治通鉴音注》外,尚有《通鉴辨误》十二卷,《通鉴小学》二卷,《竹素园稿》一百卷。后两部已失传。胡三省曾编《通鉴地理考》一百卷,稿成后,见到同代学者王深宁(王应麟)的作品与自己所著大略类同,辄毁去原稿,不传于世。可见其治学态度之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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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贡献

  注资治通鉴

  胡三省所撰《通鉴音注》的体例演变,大体分为两个过程:先是按唐陆德明《经典释文》的体例,写成《广注》、《通论》、《辨误》三书;稿轶重撰时,总成为《资治通鉴音注》。此书对《通鉴》记载的有关典章制度、音韵训诂都有详细注释,特别是对音训、地理诸项,考证尤为精详,订谬殊多。古代对于《通鉴》的注释,卷帙浩繁,历来以此书声价最高,是目前研究《通鉴学》最完整的参考资料。

  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在文化和思想领域里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音注

  《资治通鉴》有许多人名、地名、术语,非常怪僻,难以为时人所解读。胡三省在《资治通鉴音注》中为之一一作注。如《周纪三》“彗星见”,胡注:“彗,详岁翻;又除醉翻,旋芮翻。见:贤遍翻。”又如在《汉纪三》“阏氏”一词之后,胡注:“匈奴之阏氏,犹中国之皇后。阏,於连翻,氏,音支”。再如《唐纪五》“隋末,歙州贼汪华据黟、歙等五州,有众一万……”胡注:“歙音摄,黟音伊”。在当时尚无规范的字典可查考的历史背景下,胡三省把“音注”列为注释《通鉴》之首,且名其书曰《资治通鉴音注》,实为读者阅读《通鉴》扫除文字障碍起了开路的作用。

  训诂

  《通鉴》中不仅有大量怪僻难读的生字,而且还有难以数计的难词、典故,若不予以注释,读者不解其意,仍是读不懂,还可能引起误会。如对开卷《周纪一》“威烈王”这一称谓,很少人知其内涵。胡三省所作释文为:“名午,考王之子。谥法:猛以刚果曰威,有功安民曰烈”。又如《晋纪十三》“彼乌合而来,既无统一……久必携贰”。胡释曰:“飞鸟见食,群集而聚啄之。人或惊之,则四散飞去,故兵以利合,无所统一者,谓之乌合。”再如“商贾”一词,胡释曰: “行卖曰商,坐贩曰贾”。这些释文,言简意赅,为读者提供了方便。

  胡三省最擅长地理和典章制度的注释。如《周纪二》显王三十五年记“越王无疆伐齐”一事,胡疏曰:“浙江有三源:发于太未者,谓之谷水,今之衢港是也;发于乌伤者,《水经》谓之吴宁溪,今之婺港是也;发于黟县者,《班志》谓之浙江水,今之徽港(新安江)是也。三水合为浙江,东至钱塘入海。浙,折也。言水曲折于群山之间也。”典章制度的注释,则更详尽。如《汉纪四》记高帝十年“豨常慕魏无忌(信陵君)养士,及为相守边,告归”。胡疏曰:“汉律:二千石有予告,有赐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当得也。赐告者,病满三月当免,天子优赐其告,使得带印绶、将官属归家治病。至成帝时郡国二千石赐告不得归家;至和帝时,赐、予皆绝。”训诂较音注又递进了一步,既要释注古人词语之意见,又要阐明词称产生的来历及其流变,因而其意义不可小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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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拾遗

  对《通鉴》中记叙不详或遗漏之内容,胡则在其下予以补充。如《周纪一》记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事,胡在此14字后增补了180字,补叙了魏赵韩三家世系,并就三家分晋一事,予以抨击:“三家者,世为晋大夫,于周则陪臣也。周室既衰,晋主夏盟,以尊王室,故命之为伯。三卿窃晋之权,暴蔑其君,剖分其国,此王法所必诛也。威烈王不惟不能诛之,又命之为诸侯,是崇奖妖名犯分之臣也。《通鉴》始于此,其所以谨名分欤!”

  辨误

  司马光修《资治通鉴》,在记叙或评述一些历史事件时,或出于疏忽,或因取材之局限,或因思想之主观,难免有差错或不当。胡三省“孜孜卫翼,拾遗补误,亦几乎司马氏之忠臣而无负”。对《通鉴》中的舛错或不当之处,他直书己见。如在《晋纪四》“散骑常侍石崇”条下,胡注曰:“前书‘侍中石崇’,此作‘散骑常侍’,必有一错。盖因旧史成文也。”指出司马光在史料取舍上,由于疏忽,导致内容先后矛盾。胡三省不仅为《通鉴》正文辨误,且作《通鉴释文辨误》十二卷,对前人的释文,也进行逐一甄别,辨误。

  布道

  以史布道,古今公论。孔子作《春秋》,是代王立法,捍卫王道;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是“续素王(孔子)之旨,归成万世之标准”。胡三省为《通鉴》作注,则是阐发司马光的以史为鉴的思想。三者的思想观点一脉相承。司马光在《通鉴》中,对历代的政治措施,历朝的明君、贤臣、孝子的德行,大书而特书;对“伤天害理,残民以逞”的暴君、乱臣、贼子的丑行,也不厌其烦地记叙,并写了104条“臣光曰”述评。胡三省在述评之后,大都没有注释,表示完全赞同。对其他记叙之处,有些则三言两语,一针见血。如《汉纪四》记汉高祖刘邦“还洛阳,闻淮阴侯(韩信)之死,且喜且怜之”。胡注曰:“喜者,喜除其逼,怜者,怜其功大。”有些则连篇累牍,予以弘扬阐发。如对隋文帝杨坚贪图享受、造仁寿宫一事,胡三省评曰:“仁寿宫成于开皇十五年。方其成也,文帝怒,欲罪相素。独孤后喜而尝之,继此屡幸仁寿宫,之仁寿末,卒死于仁寿宫。仁寿者,帝穷民力作离宫,可谓仁矣,其不得死于是宫宜矣!帝怒相素,而不加之罪,其后喜,则亦从而喜之,岂非奢侈之能移人触景而动,至于流连而不知返,卒诒万世笑。是知君德以节俭为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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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年心态

  芜湖兵败,宋军崩溃,胡三省“间道归乡里”。从此隐居山乡,专力注史,直至去世,他晚年的处境,大约有如下几种心态。

  首先是宋亡之前,胡三省随贾似道“从军江上”,多次向贾提出建议与策略,但遭到贾的“白眼”,“言辄不用”。直至局势不可挽救,只身回到故里宁海,隐居著述。因为宁海与天台两县相邻,人们不免有地域之见,而天台贾似道以其姊为皇后之力,执掌政军大权,专横欺压。宁海先则有淮浙发运使郑霖,政绩显著,声誉鹊起,贾欲加以笼络,而郑霖深恶其奸诈弄权,耻与为伍,贾因而恨之,借故将郑霖杀害(以后得到昭雪,现宁海长街西公岙郑之故里存有郑霖墓,为县级重点保护文物)。继后,又有宁海人右丞相兼枢密使叶梦鼎,与贾同朝共事,因贾一味专横弄权,要求叶梦鼎于“椠牍事,勿与其抵牾”。梦鼎答以“事有当言,难以缄默。”贾因之不悦,后为利州转运使王价平反等事,贾对叶极意钳制。叶为免祸,于咸淳八年,诏叶为少傅右丞相兼枢密使时,托病不赴,上疏后,扁舟经归宁海故里。其后,又有人荐宁海承直郎舒岳详上临安为官,贾“以其尚气简直,不肯对人作软媚状,欲以盘折抑挫,使之驯服,然后为己所用。”舒遂毅然离京回乡。如此等等,宁海仕绅议论哗然,对贾至为愤慨。而胡三省在县内此种气氛中,随附于贾似道之下为官,引起宁海部分人之误解,所以于芜湖兵溃,胡氏归里之时,有人认为不屑同情,甚或冷嘲热讽,是可以想像得到的。陈垣教授从《通鉴胡注表微》的分析,看到胡三省对南宋王朝的忠贞,对挽救复兴宋室的企望,在《通鉴注》中有充分的表露,已属无可非议。

  笔者从当时的另一角度思考:郑霖的含冤被杀,叶梦鼎的避祸归隐,以及舒岳祥的愤然弃官,他们耻与奸邪为伍的精神,固然可敬可嘉。但胡三省眼见南宋江风雨飘摇,岌岌可危,而又缺乏挽救和复兴的良策,从当时的局势看,左右南宋权力唯一的人物却是贾似道,明知此人蛮横专断,如能改变其作风,采纳正确策略,局面仍有转机可能。他的“江上之策”,他的“江东十鉴”,正是因此而发,可是贾似道对他的态度,是“白眼”,是“言辄不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编的《中国通史》第五册中有一段叙述:“京湖制置使汪立信写信给贾似道说,‘今天下之势,十去八九,而乃酣歌深宫,啸傲湖山,玩忽岁月,缓急倒施。为今之计,只有二策:将内郡的兵调出充实江上,可有兵七十余万人,沿江百里设屯,平时往来守御,有事东西并起,战守并用,互相应援,这是上策。和敌人讲和以缓兵,二三年后边防稍固,可战可守,这是中策。二策如果不行,就只有等待亡国。’贾似道看后,把信扔到地上,大骂说;‘瞎贼(汪立信病一目),怎敢这么胡说!’随即将汪立信罢免。”以后元军击溃宋军。元主帅伯颜到达芜湖,有人曾将汪立信之建议告知伯颜,伯颜惊叹曰:“江南有这般人,这般话,若遂用之,我何得至此也!”可见南宋如用良策,并不是不可挽救的。可惜的是汪、胡等人的忠告,贾似道不仅忠言逆耳,且加仇恨。胡三省对贾似道的幻想彻底破灭而“间道归乡里”之日,已是南宋王朝覆亡之时了。在此种时候,胡三省在家乡还受到某种冷嘲热讽,真是有苦无可申说。陈垣教授曰:“身之乱后,深自韬讳”,这是他当时极度痛苦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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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元军入临安后,又南侵浙东,宁海亦陷入兵荒马乱之中,胡三省携带妻孥,到处避难,跋涉困顿,随时可危及生命,其苦不堪。与此同时,又先后闻知同科(状元)文天祥的壮烈牺牲,谢枋得的不屈就义,陆秀夫的负帝投海,以及其他殉国者的悲壮捐躯。历史的现实,从痛苦失望中,又激起胡氏如何正视今后余生的抉择。他只能是谢绝人事,隐居山乡,如袁桷在《祭胡梅涧先生》文中所说:“蒙昧草野,避声却影,年运而往,知吾道之愈难,写心声之悲愤,听涧水之潺。”从事 “案头今古起风雷”,潜心于重注《通鉴》的工作。这正是胡三省注史时心态的写照。

  其三,时日的流逝,宋亡之后,元蒙对中国的统治已渐趋巩固,社会已开始安定,仅有的反元活动,亦趋于隐蔽。如元初杜本选编了一本《谷音》总诗集,共二卷,选录诗作一百零一首,作者三十人,多为宋代遗民,或以身殉,或遁迹山林,所作多为对宋室衰微覆亡之悲愤。元蒙统治者为了平息此种潜在的危机,对知识分子采取笼络手段。唐高祖武德元年,《通鉴》有文曰;“先是窦建德陷景城,执户曹河东张玄素以为治书侍御史,固辞。及江都败,复以为黄门侍郎,玄素乃起”。胡三省在这段文字下注曰:“史言隋之故宫,渐就任于他姓。” 陈垣教授对胡三省这两句看来甚为平淡的注文,却作了一长段议论。他说:“张玄素先辞后起,以江都之败否为衡,所谓投机耳。崖山既覆,宋遗民渐有出为告采之谋者,如日月吟社中之仇远、白挺、梁相皆是也。万季野之《元史》中《陈栎传》后云:元初南士既附,科目犹未设,一时士大夫无后进之路,相率而就有司之别召,或庠序学官,或州县冗秩,亦屈节为元,如戴表元、牟应龙、熊朋来、马端临之属。以文学名儒,或俯首以丐升斗之禄,而生平之名节不顾矣。仇、白、戴、牟之就微禄,则身之所亲睹也。易曰:‘履霜坚冰,所由来者渐’,故身之唏嘘言之。”陈氏对胡三省这段短短的注文,作了深刻的分析,已经说明了胡三省忠于南宋,愿作遗民,不为贰臣的节操。舒岳祥《阆风集》中有一诗题为“新历未颁,遗民感怆二首贻王达善、曹季辩、胡山甫、戴帅初诸君,皆避地客地”,可是戴表元帅初终于附元而去,“身之唏嘘言之”,可能正为戴等而发也。舒岳祥另有一首题为“山甫由鄞访僧复归山房”诗中,虽说胡氏此游,是“诗名留远方”,但诗的最后却劝胡“僧交非昔比,吾党惧行藏。”分明道出了既已拒元不仕,诗文言行,必须小心谨慎,以防元人之忌,这种既拒元蒙,又惧招祸,终日惴惴,长期不安,乃是舒、胡二人共有的心态。

  到了暮年,胡三省的史注既成,《释文辩误》亦就,《通鉴小学》完稿。他曾对儿孙们曰;“吾成此书,死无憾矣!”他以一生的心血,终于完成了少年时代接受父命的心愿,这句话里包含着他最为深沉的慰藉!暇闲之中,仍常把读注稿,着意修改,自号为“知安老人”,扁其堂曰:“逸老”,筑室于西,扁曰“读书林”,“与诸孙徜徉其中。宾至,命酒赋诗,怡怡如也。”这段时间,胡三省的精神重压已去,心态愉悦,但却已为垂暮之年,离黄鹤之杳亦不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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