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最重视人才的是哪个诸侯国?

  春秋战国时代,要说到重视人才,很多人难免要想到鲁国。那个时代是以军事力量作为国力强弱的判断标准。鲁国是周天子的嫡亲之国,又是礼仪之邦,是最为推崇周礼的国家。鲁国人推崇文化,孔子墨子这样的先贤都出生在鲁国,鲁国有着尊师重教的丰厚土壤,在后来鲁国都城被攻破的时候,大军在城外城中学子依然能安然无恙读书诵经,这样的文化环境就让鲁国不同于任何一个诸侯国。但是,鲁国是最重视人才的国家吗?其实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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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鲁国,只是姬周时代以来的鲁国,之前的鲁国已是不存在了,这里的根本就在于当年鲁国的始封君伯禽。这位国君来到鲁国的时候推行的是“变其俗”,就是把姬周的传统习俗强行灌输给生活在鲁国旧地的东夷族群。鲁国最终是最具姬周特色的封国,即便到春秋晚期列国要学周礼也是以鲁国为圣殿级别,那么可见鲁国推行姬周风俗是相当彻底的。从另外的角度看,鲁国发展是开天辟地的,是没有传承的,所有风俗制度体系都是崭新的,鲁国旧地的东夷风俗已是销声匿迹。

  鲁国是纯正意义上的礼仪之邦,吴国王室派人到鲁国学习中原礼俗,也都认为大受震撼。很长一段时间内鲁国人都有某种制度优越感,尊崇孔子等先贤之学,很多贵族都到孔子、墨子门下求学。但是有个很大的问题则是,这些先贤们所推崇的是复古旧礼,也就是说大多数人学的东西都是老派而原始的周礼,繁文缛节尤其之多,运用于政治和军事上都不太实用。王室贵族们虽对此极为向往,可具体操作层面他们更多还是以名利为重,孔子本人也对政敌少正卯诛之而后快,更别说满腹阴谋的三桓子弟。

  鲁国自伯禽始,推行的就是亲者亲、仇者恨,对于非我族群,认为都是其心必异,鲁国人绝难真心坚持人才为本,更多的还是站在自私的层面,保护着自我族群的利益。鲁国人对人才的态度充满矛盾,就是孔子、墨子们尚贤,对那些非本派的子弟、非本派的观点的,也是完全反对的。东夷族群的人才即便是人才,也是反派,也要被屠杀;少正卯就是有才,因为抢了孔子的徒弟,孔子就认为是异端邪说;三桓重视人才阳虎,一旦产生政治冲突,三桓也要联合起来共诛之。

  那么,如果鲁国不是最重视人才的诸侯国?是哪个国家最重视呢?燕国有个燕昭王筑黄金台,以邀请天下人才入驻燕国,这当然也是重视人才,但燕昭王是有所图谋。燕国受齐国压迫数年,燕昭王求取人才是要振兴燕国,要向齐国人复仇。魏国有西河学派,魏文侯固然是一代雄主,不过魏国刚刚经历三分晋国,虽是继承了优质政治和军事资源,可是立国未久,魏国面临韩赵和秦国夹击,魏文侯招引人才建立西河学派,则更是对国家发展的未雨绸缪。其后之秦国,则更是如此目的。

  史书中有:“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齐国这个国家有山海环抱,多盐碱之地,生活着东夷族民,这里并非如人们所想象的是所谓蛮荒之地。姜太公在此立国,推崇士农工商贾五民,布帛和鱼盐之业成了国家重点扶持的行业。因此齐国人对各类人才都有着极大的宽容度,这种态度跟重农抑商的其他诸侯国不同,齐国对于文化更容易兼收并蓄,到后来齐国人也才能产生出稷下学宫这样的教育机构,诸子百家在齐国皆有其生存空间。

  《管子》里有:“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正是在管仲任职期间,齐国推行“三选之法”,就是乡选、臣选及君选,实行的是逐级推荐,就是要让那些贤人上位。齐国以桓公之政为标杆,大多有尚贤之策,如齐宣王时代就有“士贵,王不贵”的说法,可见齐国人对人才的态度。而由于姜太公在齐国推行“顺其俗”,也就很好的在齐国保存了东夷之文化,很多东夷人才也在齐国有了生存之道,齐国也即成为保存东夷文化较多的诸侯国,就连孔子也曾说:“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

  孔子遭鲁国驱逐,则有了周游列国;孟尝君想良禽择木而栖,千里迢迢跑到秦国,结果还被一路追杀;商鞅李斯虽在秦国建功立业,最终还是身遭惨死;吴起楚国遭到迫害,就更别说伍子胥、申公巫臣流浪异国他乡,范蠡远离朝堂,南方诸国对人才的重视更是不够,史书中还有楚才晋用的说法。稷下学宫所培养出来的那些人才,不止在齐国发光发热,稷下学宫的孟子最后归了鲁国,邹衍去了燕国,慎子、荀子去了楚国,申不害去了韩国,公孙龙则是去了赵国,稷下学宫可谓战国之黄埔军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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