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中国的封建时期，行军打仗是历代王朝时常做的事情。而在以冷兵器为主的古代战争中，双方不是在比拼武器的先进程度，而是士兵的多少。通常军队的规模越大，能获得胜利的可能性也就越高。虽说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但在汉唐时期，中国的人口并不算庞大，而会在明清的时候才抵达了巅峰。按理说，人口越多，能够召集的士兵就越多。但在明清之后，却出现了人口和军队成反比的状态。秦朝末年，刘邦攻打西楚时，尚能派遣56万的军队;赤壁之战，曹操的军队高达80万人;而隋炀帝杨广为彰显国力，攻打高丽时，派遣出的军队甚至高达百万。而大清比隋朝长命，但为何在打仗用兵之时，杨广能凑齐百万军队，但咸丰帝却不行呢?
军队召集数量在明朝就有了明显的衰败趋势，袁崇焕领军与后金战斗时，士兵只有将近10万人，而后金甚至连8万都不到。后来大清一统江山，但后期却故步自封，致使落后于世界的发展。但在康乾盛世的鼎盛时期，清朝理应积累雄厚的军队实力。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外贼践踏京城之时，清朝却只派遣了不到3万人前去打仗。不过与英法联军相比，清朝的军队却足足比敌方多了2万多人。但是清军还是惨败了，可即便清朝武器的科技程度不够，最起码可以凑足士兵人数，以人海战术震慑对方。即便隋炀帝昏庸无道，却还是能够凑足足够的兵力，可咸丰帝为何连这点都做不到?
首先，每个朝代的制度是有所不同的。在春秋战国时期，有这样一个制度叫做民军制。也就是说当时的家庭要至少出一位壮丁，在需要战争的时候能够随时派遣，这名壮丁要充当军队的“正卒。”剩余的男丁，也要随时做好准备，做好战事的后勤工作，这些人被称之为“羡卒。”秦汉时期，也有属于自己的军队制度。秦朝要求年龄达到17岁的男子强制服兵役，汉朝则是20岁，这种制度叫做征兵制。而隋唐时期则是府兵制，军队的组成主要是田间耕种的农民。这些好处的益处就是，这些服兵役的百姓基本都是农民，他们不仅要完成日常的耕种任务，也要抽出时间进行军队训练，以便随时进行战斗。这样既保障了生产力的可持续性，又保证了国家的征兵效率。而且国家还能省下一大笔钱，因为这些农民作战时的武器是需要自己准备的。
不过弊端就是，这些士兵的战斗力并不高，毕竟他们没有接受系统的军事训练。但到了宋朝之后，国家的军事储备开始职业化和专业化。这些士兵需要日常在兵营进行训练，可以说当兵便是他们的职业。但士兵专注训练，便不能分心去耕种。国家为了保障他们的生活，还会定期给他们发工资。到明清之后，这些士兵的工资也越来越高。因此，士兵的训练规模比起隋唐时期也会大大减少。毕竟筹备百万的军队，也就意味着国家要准备庞大的财产。照这样下去，国库迟早会空虚。因此后续的士兵规模虽然减少了，但战斗力和专业化程度却明显提升。
咸丰帝之所以无法像隋炀帝那般召集百万军队，主要原因是制度的问题，而并不是咸丰帝没有号召力。但归根结底，还是清朝后期的过度没落。毛主席曾言：“兵贵精，不贵多。”也就是说军队要注重整体质量，而不要一味地注重数量。宋代司马光也曾言：“养兵之术，务精不务多。”培养一百个精兵，远比号召一千个没有接受过系统训练的士兵，要强悍许多。隋朝的开国功臣韩擒虎，当年便是率领了五百精兵便剿灭了陈国。当年虢亭之战，刘备率领了将近70万的大军，陆逊只带了五万人，最后刘备却输了。相反，如果军队规模庞大，士兵的战斗力薄弱的话，反而会削弱打仗的效率。不仅如此，还会给后勤部带来额外的负担和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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