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冬季，秦始皇出游，这是他第五次巡游，也是此生最后一次巡游。

　　这次随驾的主要人员有：左丞相李斯、上卿蒙毅、中车府令赵高以及若干文武官员、宦官、卫队。而咸阳都城，则有右丞相冯去疾带一干文臣在那里留守。

　　始皇有二十多个儿子，小儿子胡亥平日里最受宠爱，他要求随父皇一起出游，获秦始皇准许。

　　此次出巡，队伍主要人员的具体分工是这样：上卿蒙毅全面负责皇帝的安全;左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兼行符玺令事，即李斯和赵高共同行使符玺令得职权，处理符玺令的日常事务。

　　这个符玺令有什么具体作用呢?

　　符玺令就是通常所说的符节和玉玺。

　　符节即是兵符、节，兵符就是皇帝调兵的信物;而这个‘节’，它是古代皇帝授予使臣作为凭证的信物，一般为金属或竹制，代表皇帝。

　　玺即是玉玺，就是皇帝专用的公章。

　　始皇帝这次的具体安排是由李斯掌符节，赵高掌玉玺。李斯和赵高除了这项零时安排，还承担着自己的本职工作。

　　秦始皇一行首先到达云梦，向着九疑山遥祭葬在那里的舜帝;然后乘船顺长江而下， 始皇帝登上会稽山，祭祀禹帝，刻立巨石歌功颂德;接着又沿海西行，到了平原渡口后便病倒了。

　　在生病期间，始皇帝派他最为信任的心腹重臣蒙毅返回去祭祀山川，为他祈祷，认为只要祈祷一下，自己就会没事。蒙毅担心皇帝的病情加重，就带着始皇的使命急忙离去。

　　秦始皇很厌恶谈论“死”，因此群臣中没有人敢于提关于死的事。

　　直到病势加重，到了危机时刻，才开始交待后事：

　　上病益甚，乃为玺书赐公子扶苏曰：“与丧会咸陽而葬。”书已封，在中车府令赵高行符玺事所，未授使者。(《史记》)病益甚，乃令中车府令行符玺事赵高为书赐扶苏曰：“与丧，会咸阳而葬。”书已封，在赵高所，未付使者。(《资治通鉴》)

　　《史记》和《资治通鉴》都记录了此事，口径几乎一致。都说是命中车府令赵高写诏书给长子扶苏：“参加丧事处理，灵柩到咸阳后安葬。”诏书封好后，搁置在赵高处，没有交给使者送出。

　　这里虽然没有明确说让扶苏继位，但让他主持葬礼，意思已经很明显，将来接掌帝国权柄的，就是扶苏了。

　　交代完后事不久，七月丙寅日，始皇帝在沙丘宫平台驾崩。

　　赵高素来和胡亥的关系密切，而且又怨恨蒙氏兄弟，便劝说胡亥，让他诈称始皇帝遗诏命杀掉扶苏，立胡亥为太子。

　　胡亥平时就对这个老师言听计从，这么好的事，他当然同意了。

　　赵高一看胡亥这里没问题了，又说：“这件事如果不与丞相合谋进行，恐怕不能成功。”

　　可见李斯重要性。

　　事实也是如此，这个时候，李斯是大秦帝国最关键的人物，他的重要性无人可比。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在巡游队伍的文武百官中，除蒙毅位高权重外，就属李斯。但是此时蒙毅被始皇帝派出去还没有回来，剩下的就是李斯了。

　　李斯是左丞相，在巡游队伍之中是百官之首，日常事务都是李斯安排，对百官的影响力巨大。

　　所以说，按照赵高的设想，要想拥立胡亥成功，必须篡改皇帝遗诏，这个赵高个人就可以办到。

　　但是若没有李斯的首肯，他不承认修改后的遗诏，到时候一呼百应，百官都听他的，那么赵高和胡亥立马就得完蛋。

　　其实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李斯手握兵符和节，这一点至关紧要。

　　总之，赵高的阴谋要想得逞，李斯是绕不过去的一道关。

　　按照规定，将帅领兵权的授予和军队调兵权的行使，都是以皇帝的诏旨和兵符为信物;皇帝下达军令必需盖上由他专用的玉玺;远程的军事行动，还需持节作为通行凭证。

　　赵高要派使者去上郡蒙恬那里宣读皇帝的诏命，首先要进入军营，而军营是不能便进出的。

　　作为使者要进入军营，必需要有皇帝发给的通行凭证——节，只有持节才能进入军营。

　　外人没有节是进入不了军营的。如果严格按照军法，就算皇帝本人来也不能随随便便的出入。

　　典型的例子载于《史记》中汉文帝进军营的情节。汉文帝去细柳营，但是被卫兵拦住，后来派使者持节才进入细柳营诏命周亚夫，周亚夫才传令开大营门让汉文帝进来。

　　所以说赵高派去的使者要进入北边军大营，首先就要搞到节，没有节是进入不了北边军大营的，如果连北边军大营都进不去，还怎么宣读诏命?

　　根据秦始皇的遗诏“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

　　从这里我们可知这三十万大军的真正统帅是扶苏，也就是说兵符在扶苏手中的，而实际情况是扶苏和蒙恬共同掌管这三十万大军。

　　如果赵高执行的是真的那道诏令，那么，派去的使者必需持节进入军营，出示所带来一半兵符，与在扶苏手中的另一半兵符相验合，宣读诏书，以示将一半兵符授予蒙恬，蒙恬真正成为三十万大军的统帅。

　　这样扶苏就完成了诏令中“以兵属蒙恬”的部分了，接下来就是回咸阳，执行“与丧会咸阳而葬”，登基为二世皇帝。

　　这是严格按照秦始皇的遗嘱来办事，事情都这么复杂。而赵高目前要拥立胡亥继位，就要矫诏。同时还要除去扶苏和蒙恬，那事情的过程就更加复杂了。

　　后来赵高伪造诏令，要将三十万大军交与王离统领，也就是“以兵属裨将王离”，而赐死扶苏和蒙恬。

　　这道伪诏的执行，首先，使者必需持节进入军营，接着出示所带来的一半兵符，与扶苏、蒙恬所掌握的另一半兵符合符检验，宣读诏书，将三十万大军的统领权交接给王离，以示三军易帅。

　　领兵权授予王离后，将扶苏、蒙恬调离三军统帅的位置，解除兵权，先使他们与军队脱离关系，接下来才是赐死扶苏、蒙恬。

　　而三十万大军的领兵权由王离掌握，留在军队的一半兵符由新的护军——也就是李斯的舍人掌握了，另一半兵符任由使者带回交还李斯，巡游结束，按制李斯还是要交还皇帝的。

　　假如没有李斯手中掌握的符节，赵高假借始皇帝的一道诏令，然后再由赵高盖上皇帝的公章，派人直接去赐死扶苏、蒙恬行不行?

　　扶苏、蒙恬是三军统帅，不仅要剥夺他们的兵权，还要处死，这涉及到极为重大的军国大事，仅凭一道诏令，分量是不够的，谁知道诏令是不是假的?

　　如果使者出示兵符就不同了，使者手中的一半兵符要与主将手中另一半合符检验，兵符是不可能造假的，这个公信力就有了保证。

　　虽然事实上诏令有可能造假，但皇帝的诏命加上兵符，双重保险，这就让人不得不相信了。所以说将帅领兵权的授予和军队调兵权的行使，都是以皇帝的诏旨和兵符为信物，这两者缺一不可。

　　抛开这一点不说，要调动这三十万北边军就需要本来有始皇帝亲自掌管的另一半的兵符，只有掌握了兵符才算是控制了这三十万大军，这一点是确信无疑的。

　　赵高要拥立胡亥为帝，就必须要控制这三十万大军，否则是不可能控制住局势的，而在此次巡游之中，始皇帝将兵符节令交与李斯代为掌管。

　　始皇帝一死，李斯又知情，调兵大权和派发使者节令之权就落在了李斯手中，使得李斯也拥有了一部分帝国的最高权力。

　　所以，赵高必需找李斯合作，与李斯结成同盟，否则赵高再怎么乱搞都是不行的。

　　这也说明了《史记》中记载的，后来派去上郡军营的使者中，为什么有胡亥的宾客和李斯的舍人。胡亥的宾客去宣读诏令，而留下来作护军的却是李斯的舍人。

　　既然有了这个想法，赵高也知道，开弓没有回头箭。不管是刀山也好，火海也好，他只能勇往无前的往前蹚了。

　　在和胡亥商量好以后，赵高直接找到李斯，开诚布公的给他摊了牌。给他分析利弊。

　　其实扶苏上位，对李斯来说也是大大的不利。

　　为何?因为扶苏比较温和，当年被秦始皇发配边关，就是因为对父皇的“焚书坑儒”十分不满，直言上书，才被发配的。

　　而“焚书坑儒”的始作俑者正是李斯，为此得罪尽了天下儒生。那么，扶苏上位，肯定要找后账。

　　即使不找后账，他和蒙恬、蒙毅哥俩关系这么密切，到时候肯定要重用他们，那自己的丞相位置有可能不保，再严重一点还可能有牢狱之灾。

　　所以，以赵高的分析，再加上威逼利诱，李斯一生所信奉的“仓鼠理论”此刻发酵，他马上就成了赵高胡亥的合作者。

　　他们三个一配合，力量马上增强。最后终于完成了赵高一开始预定的目标。

　　赵高和胡亥的目标是完成了，但李斯却着实让赵高给“涮”了，他不但没得到什么好处，最后还让赵高以谋反罪名，给灭了三族。

　　《史记》中关于李斯被杀，是这样记载的：“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

　　“五刑”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先秦的五刑是指墨、劓、剕、宫、大辟。史记中用了一个“具”字，说明李斯所遭受的那五种刑罚并处腰斩，一项也没有少。

　　千古一相竟遭遇了这么个悲惨结局，说起来直令人唏嘘。

　　李斯当时首鼠两端，后来又为虎作伥。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自己的投机行为却给整个家族带来如此的灾难。

　　要知如此，当初还不如正常拥立扶苏上位，即使命运再不济，也不会落得这么个下场吧!如果真的是身遭不测，至少还能落一个好名声。

　　但是，后悔有什么用呢?世间有多少人做了后悔的事，哪一个追回来了?

　　因为世界上真的没有后悔药可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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