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相信众多历史迷们都不会有什么好感。因为这段时期除了出现短暂的西晋大一统时代以外，其余时期皆在乱世中度过。
这天下一乱，万事都难以成章法，公平正义、道德廉耻等彰显社会进步的好东西则无以立足。倘若一个社会没有公平正义可言，自然也就会失去民心，被新的政权取代。所以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政权寿命较短、更迭过快，不得不说与之明显不公平的社会制度很有关系。
那魏晋南北朝实行的又是何种不平等社会制度呢?熟悉这段历史的人便会知道，他们实行的是“九品中正制”，即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可拜多大的官，不取决于他的能力和名望，而仅取决于他的出身。
出身豪门士族阶层之人，则世代为官，反之出身草根贫民阶层，则世代为奴为婢，很难翻身。真是应了那句话：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自古便有“皇权不下乡”一说，也即朝廷官员任命仅到县一级。县令作为普通劳苦大众和豪门士族阶层之间的联系纽带，其作用不言而喻。不过在魏晋南北朝这个“士族至上”的时代，县令很显然会长期偏袒豪门士族阶层，而对县下百姓则会百般苛刻，完全没了父母官该有的那份为民做主的情怀，以下一个小例子即很能说明这一点。
一日，一11岁的小孩因为贪玩，扯了邻居家的水稻。估计是玩过了头，将一束水稻扯了出来。邻居家知道后也不以为意，可是当地县令知道后，却下了一道命令：立即处死。
这下可急坏了小孩的父母，连邻居也深为不解，于是他们集体来向县令讨要说法。县令给的理由着实让人觉得啼笑皆非：这小孩小小年纪就开始干扯别人家水稻这等偷鸡摸狗之事，长大了还不得杀人放火?于是不顾小孩父母的哀求和邻居家的求情，将这个11岁的小孩杀了。
县令给的这理由明显属于“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总不能因为小时候做错了一件事就否定他的一生。这也反映出作为当地父母官的县令，对底下民众太过苛刻，视其生命如草芥。
那为何县令会如此看低草根出身的民众呢?
很显然这便是“九品中正制”执行后产生的恶果，人本来应生来就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有生存于世的权力，奈何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阶级人为、硬性将人分出了三六九等，并且评分标准不是让人心悦诚服的能力，而是出身。
以出身论人品，显然极不公平，也难以让人接受。故县令一番强词夺理，便也是为出身定人设的“九品中正制”辩解，也正是因为站在“九品中正制”的评分标准上，才给出了如此啼笑皆非的理由。
不过反过来想想，此县令如此害怕11岁小孩长大了会杀人放火，是不是心中有所顾忌?从其夸张的言语中可以窥见：这不是一般的顾忌，不然他不会将杀人放火这等有违社会治安的大事未雨绸缪地扼杀在“摇篮”里，故个人猜测，他这样处心积虑、谨小慎微地维持社会治安，必然是为了维护豪门士族阶层的安危。
无独有偶，南北朝时期的北魏有一位名为李洪之的刺史。也是为了维护所谓的社会治安，居然下了一道命令：“行人不能随身携带刀具，如果携带，就按抢劫罪论处”。也是一如既往的未雨绸缪，还特别不讲理：带了就是要抢劫，咋这么“流氓”呢?很显然，之所以行事这般粗鲁蛮横，是因为他也是为士族利益服务的忠实看门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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