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各地纷纷起义,为何朝廷不招安他们呢?

  明朝以前,招安可以说历代皆有,尤其是两宋。不过,两宋虽然招安次数频繁,但其时社会矛盾仍以民族矛盾为主,因此无论是就招安的规模还是影响来讲,均不能与此后的明朝相提并论。

  明自正德时起,奸佞当道,社会矛盾激化,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其中尤以刘六、刘七等人举事影响为最大,他们先是同意负责镇压的马中锡采取的招抚策略,后又叛归山林,最终在王守仁的主抚之策下,才最终使叛乱得以平定。

  明代农民起义至崇祯朝达到高潮,《明史》称其时“群盗满山,四方鼎沸”,“盗贼之祸,历代恒有,至明末李自成张献忠极矣”。这些举事的义军首领,不少直接受到了《水浒传》招安思想的影响。张献忠始初起义,明确表示图的就是“异日招安”。

  但是由于对朝廷招安诚意的疑虑,加之从《水浒传》悲剧结局中吸取的教训,明末各路义军虽表面声言效仿宋江之招安与忠义,实际仅将其作为斗争的策略罢了,那种死心塌地且毫无条件地接受招安少之又少。而当时明廷“委政者非庸即佞,剿抚两端,茫无成算”,这就使得明末招安问题比此前任何一个时代都显得更为突出,当然影响也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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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祯三年(1630年)义军初起时,负责剿抚的陕西三边总督杨鹤即主抚,但招安效果差强人意,杨鹤最终也因所抚义军的再度叛变,以主抚误国罪下狱论死。实际上此次招安来自上意,杨鹤只不过是这一策略的执行者罢了。崇祯四年(1631),朱由检在询问山西按察使杜乔林流寇事时,便已表示“寇亦我赤子,宜抚之”。因此,在该年批给杨鹤的招降奏章中,即明确指示他“相机招安、允协朕意”。此次招安失利,使崇祯帝有所悔悟,负责核奏此案的吴甡,事后说:“先剿而后抚,歼厥渠魁,胁从罔治,古帝王讨贼定案。今渠魁借招安为名,给札予官,反杀胁从,戮良民,以克功级,天下之祸有决裂不忍言者。前此塘报多蒙蔽,上始知言抚者误,谕督抚镇道等官如按臣言,歼渠散党,毋再蹈覆辙”。

  明末农民起义自杨鹤主抚而始盛,然而继之“专办流贼”的陈奇瑜,似乎并未从中吸取教训。初剿成功,陈奇瑜即以为“湖广贼尽,鼓行而西,谓贼不足平也”。官军四集,义军十分惧怕,遂“悉遁入兴安之车厢峡,诸渠魁李自成、张献忠等咸在焉。峡四山巉立,中亘四十里,易入难出。贼误入其中,山上居民下石击,或投以炬火,山口累石塞,路绝,无所得食,困甚。又大雨二旬,弓矢尽脱,马乏刍,死者过半。当是时,官军蹙之,可尽歼”。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歼敌机会,然奇瑜无大计,又本主抚,在左右将帅的怂恿下,遽许李自成、张献忠的伪请降,“先后籍三万六千余人,悉劳遣归农。每百人以安抚官一护之,檄所过州县具糗粮传送,诸将无邀挠抚事。诸贼未大创,降非实也。既出栈道,遂不受约束,尽杀安抚官五十余人,攻掠诸州县,关中大震”。若从此后义军发展的情况来讲,此次李自成与张献忠的侥幸逃脱,恐怕是最令明廷士大夫扼腕痛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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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初史家査继佐称:“贼始于杨,亦烈于杨。前则恇怯图苟安养寇是也,后则增饷敛怨,因而长乱。养寇在一方,长乱满中原矣……鹤与嗣昌生不凡,是奇误也。夫既误,虽奇亦庸。庸而误,误小;以奇而误于庸,误大”。杨鹤与杨嗣昌父子前后主掌明末剿抚大局,竟皆主抚,一养寇患成,一令大局崩坏不可收拾,确实是“以奇而误于庸,误大”。杨嗣昌本建“四正六隅(十面张网)”之策,征剿之初,颇见功效,京军屡捷,义军颇惧。然援引倚任熊文灿,文灿实无才,居官福建、两广时,以招降海寇叙功升迁,曾因招抚刘香损官折将,崇祯责其“贼渠受抚,自当听其输诚,安得登舟降体?督臣节制何在?”

  受聘杨嗣昌后,熊文灿仍效故技,以招抚为主,杨嗣昌心虽非之,既已任之,亦不得不在崇祯帝前曲为之解。“文灿下令,杀贼者偿死。贼不肯从,则赍金帛酒牢犒之,名曰‘求贼’”。张献忠等人穷蹙之下,纷纷请降,文灿遂上言:“臣兵威震慴,降者接踵。十三家之贼,惟革、左及马光玉三部尚稽天诛,可岁月平也”。但张献忠等人并非真降,不过借此请饷、请官、请地、请关防而已,文灿悉与之。杨嗣昌当初建议崇祯皇帝加饷,“本藉以剿贼,文灿悉以资抚”。“献忠列军状曰请备遣。既而三檄其兵不应,朝野知献忠必叛也。其后,汝才降,不肯释甲。及进忠、万庆等并降,文灿以为得策,谓天下且无贼也。五月,献忠遂反于谷城,劫汝才于房县,于是九营俱反。初,均州五营惧见讨,自疑,相与歃血拒献忠,无何亦叛去。”熊文灿虽在崇祯的震怒之下,坐大辟弃市,但明朝因此败局已定,无可挽回。

  杨嗣昌、熊文灿主抚失败后,明廷山河日下,很快覆亡。在此种情势下,人们对明末招安误抚的反思,已不仅仅停留在经验总结的层面上,更多的是透露出无可奈何的悲叹与痛惜。其实明末的招安失败,重要的是明末的招安不仅贯穿始终,且具左右整个战局的力量。更有甚者,明廷当政者虽前后皆主招安,但事先并无周密计划,亦不详察真伪,具体实施更是形同儿戏,不但未能借此实现自己的战略目的,很多情况下反为义军所利用,成为其发展壮大的有利条件。因此可以说在整个中国农民战争史上,明末的招安误抚堪称绝无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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