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士的官职有多大?他们是怎样的角色

  今天趣历史小编为大家带来大学士的官职有多大,希望对你们能有所帮助。

  明朝的大学士,又称内阁大学士、殿阁大学士。朱元璋自丞相胡惟庸被杀之后,便罢中书省,废除了延续两千多年的丞相制度,由皇帝直接统辖六部,然而由于皇帝工作量实在太大,他不得不设立大学士担任顾问,协助自己处理朝政,并最终形成了内阁制度。明朝大学士最初只是皇帝的高级幕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明朝大学士的权力却一度超越了曾经的丞相。

  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但因工作量太大设立大学士

  明朝初期,延续了元朝的制度,设立中书省,并分置左、右丞相。然而,丞相制度自设立之日起,便始终存在着相权和皇权之争,而朱元璋又显然是个极为强势的皇帝,因此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胡惟庸案”爆发之后,朱元璋便废黜了中书省和丞相,将中书省职权归于六部,由皇帝直接掌管六部百司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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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一来,皇帝便等于兼任了丞相职务,从而将集权统治推向了巅峰。但是,权力高度集中的同时,皇帝的工作量却骤然加大,朱元璋每天都要批阅两百多件奏章,处理四百多件政务,就算是朱元璋这个工作狂,也实在有些受不了。因此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九月,朱元璋便设立了四辅官辅佐自己,以儒士王本、杜佑、龚敩为春官,杜教、赵民望、吴源为夏官,秋、冬官由春、夏官兼任。

  要知道,皇帝批阅奏章可不是个简单的工作,乃是一件极为费时费脑费力的工作,那些请示报告之类的奏章还比较好办,可一旦涉及到朝廷决策之类的大事,只要皇帝不想天下大乱,就必须慎之又慎、三思再三思。

  例如,某地上报本地区受灾,皇帝就需要了解受灾情况,然后指定救灾计划,是该地方自救,还是需要朝廷调度,是需要从就近省份调拨,还是由国库直接拨付,其临近省份是否有负担能力,国库又是否充足?需要派何人主持赈灾事宜?赈灾成效如何?朝廷还需要哪些善后措施?这些问题可不是一拍脑门就能决定的,而是需要缜密思考并查阅大量数据后才能决定的。

  有丞相时,小事丞相可以自行决定然后报之皇帝知道,大事丞相也会与相关部门商议,通盘考虑之后再交由皇帝拍板,如今没有了丞相,那么皇帝就必须自己来协调、考虑、决策,治理如此大一个国家,每天的工作量可想而知。

  到了洪武十五年(1382年),老朱同志实在有点顶不住了,不得不设立殿阁大学士来担任自己的顾问。《明史·职官》有载“十五年,仿宋制,置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又置文华殿大学士,以辅导太子,秩皆正五品……大学士特侍左右,备顾问而已”。

  大学士最初只是高级幕僚,但后期权力却一度超越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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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元璋设立的大学士,其实已经形成了明朝的内阁雏形。明成祖朱棣继位之后,任命解缙、胡广、杨荣等入午门值文渊阁,参预机务,始设内阁,内阁制度就此建立。

  内阁制度确立之后,明朝的最高决策层权力就此大致得以确定,皇帝仍然牢牢掌握着最终决策权,从而保证了权力的高度集中;内阁则掌握着议政权,他们可以针对朝廷政务提供可行性建议,然后交由皇帝决策;而六部则掌握着行政权,即皇帝决策之后交由六部具体实施,而地方的三司也直接对六部负责。

  正如“阁臣之预务自此始,然其时,入内阁者皆编、检、讲读之官,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诸司奏事,亦不得相关白”所言,最初的内阁,其实只是皇帝的秘书部门,而大学士便是皇帝的高级幕僚。

  内阁确立之后,明朝的权力运行机制也就此诞生。凡是朝廷的重要文书,先由内阁负责拟定几条意见,以笔墨写于票签上,然后与奏折一起呈送皇帝批准,这个过程被称为票拟。然后,皇帝根据内阁拟定的意见最终拍板,以红字进行批示,这被称为“批红”或“朱批”。这便是明朝特殊的“票拟制度”,简单来说,就是内阁针对某些事件分析之后提供A、B、C、D几个选项,然后交由皇帝最终选择,如此一来,皇帝的工作量便大大降低了。

  这种制度下,明朝初期的大学士虽然能够充分参与朝政,但因为职位不高,又没有最终决策权,因此权力其实并不大。他们对于朝政的参与程度,往往决定于皇帝对他们意见的采纳程度,这一方面由大学士本人的工作能力决定,另一方面则由其受皇帝宠信的程度决定。

  仁宣年间后大学士权力开始增大,到万历初年一度达到巅峰

  明初的大学士虽然职低权轻,但自仁宣年间开始,内阁大学士的权力却开始不断加大,并在万历初年一度达到巅峰,已经远远超出了曾经的丞相职权,对皇权形成了极大的压制,而这也造成了明朝中后期皇帝与外廷关系紧张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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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仁宗朱高炽在位时,因杨士奇、杨荣等人乃是东宫旧臣,因此对他们极为信任,两人不仅得以担任内阁大学士,而且均兼有尚书职位。如此一来,两人不仅掌握了议政权,而且拥有了一定的 行政权,再加上由于深受皇帝信任,他们甚至一定程度拥有了决策权。

  自仁宣年间之后,大学士兼任尚书便已经成为了定制,因而内阁大学士开始由幕后走向台前。不过这一情况在明英宗早期曾出现过反复,当时因太监王振深受宠信,内阁权力被严重削弱,直到正统十四年(1449年)“土木堡之变”爆发后,以兵部侍郎于谦为首的外廷官员才重新接手权力,而且由于武将功勋集团在这次灾难中损失惨重,文官集团得以迅速崛起。

  “土木堡之变”中因明英宗朱祁镇被俘,明代朱祁钰得以登上皇位,在位期间王文以左都御史进吏部尚书后进入内阁,此后诰敕房、制敕房俱设中书舍人,六部承奉意旨,自此内阁开始将议政权和行政权牢牢攥在了手心,六部则成为了内阁的下辖部门,大学士则成为了外廷领袖,而内阁首辅便是实际上的百官之首。

  不过,到明宪宗时再度出现反复,其统治初期三位权力较大的大学士李贤(死于1467年)、陈文(死于1468年)和彭时(死于1475年)相继去世后,他虽然将刘定之(死于1469年)和商辂(1477年退隐)等贤良增补进内阁,但同时也起用了名声不佳的万安(死于1489年)和刘吉(死于1493年),再加上他对万贵妃的过分宠溺,导致内阁权力曾一度大为削弱。

  然而,到了明孝宗时期,内阁权力却再度开始加强,刘健、李东阳谢迁等贤良先后担任大学士,且深受明孝宗朱佑樘信任,再度确立了内阁大学士为百官之首的态势,而团结在内阁之下的外廷,也就此拥有了对抗皇权的实力,这在正德年间被体现的淋漓尽致。

  到嘉靖年间,明世宗朱厚熜改华盖殿为中极殿,谨身殿为建极殿,将大学士的朝位班次,列在六部尚书之前,地位大大提高。至此,明代内阁大学士虽无无宰相之名,却已经实有宰相之权。到嘉靖二十一年,权臣严嵩任武英殿大学士后,专擅朝政二十余年,内阁除了没有最终的决策权之外,权力已经完全与从前的宰相别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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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经嘉靖、隆庆两朝,到万历初期,内阁首辅的权力开始达到巅峰。由于皇帝年幼,身为帝师的张居正很容易影响皇帝的决策,再加上代为批红的宦官冯宝也与张居正关系不错,于是内阁首辅张居正便把自己的意见授意他人,写成奏章,再由自己“票拟”赞同,最后再由皇帝同意。如此一来,大臣的“奏章”,阁臣的“票拟”,皇帝的 “批红”全部操之于张居正之手,内阁权力达到顶峰。

  事实上,到了万历初年张居正执政时期,张居正的改革让内阁成为朝廷运转的中枢,张居正实际上已经接近于现代首相的地位。然而,也正是由于内阁权力过大,他们不仅决定着朝廷的重大决策,更是对皇帝本人形成了极大压制和干预,进而导致明朝中后期皇帝与外廷对抗加剧,明朝宦官的崛起同样与此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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