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为北宋带来了哪些变化?他是好还是坏?

  对王安石很感兴趣的小伙伴们,趣历史小编带来详细的文章供大家参考。

  随着电视剧《清平乐》的热播,北宋仁宗时期的一众名臣如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人火了起来,这些人除了如剧中所讲述的那样心系国事,直言进谏,还共同主持了历史上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庆历新政的结局虽然失败,但是却为不久之后的“王安石变法”拉开了序幕。但是,王安石变法期间,庆历新政的主持者富弼、韩琦等人却都站在了王安石的对立面,这又是为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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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们还要从北宋的政治经济背景说起。宋太祖赵匡胤为巩固统治,防止有人模仿自己黄袍加身,制定了一揽子方案,最为重要的,一个是重文轻武,一个是分权。分权的同时,宋代官职分离,高官不一定有实权,办事要另派人手。这样的制度虽在建国初起到了一定稳定社会的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弊端慢慢显露出来。

  仁宗时,宋朝的官员比宋初增加了五倍,军队数量增加了六倍,但是军队的战斗力却没有提升。庆历元年(1041年),在对西夏用兵决策中,仁宗在韩琦进攻建议和范仲淹防守建议二者中选择了进攻,结果兵败,折兵万余。次年又败,韩琦幡然醒悟,从此对范仲淹十分信服。为了换取和平,宋朝只能用钱来安抚西夏,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三冗”耗费大量钱财,最糟糕的时候,朝廷每年财政亏空高达三百万缗。庆历三年(1043年),为了改变宋朝积贫积弱的状况,范仲淹、富弼、韩琦同时执政,开始进行改革,史称“庆历新政”。

  “庆历新政”的重点在于整顿吏治,解决“冗官”的问题。纵观中国古代改革,凡是涉及吏治改革的问题,必定会与名贵豪门发生冲突。此前,宋代实行恩荫制度,即高级官员的亲属子弟可以获得低级的官职或差遣。这项制度避免了某些名贵家族独揽大权,也保证了“世守禄位”,看起来是一个两全其美的政策。但是这项制度却被滥用,到仁宗时,几乎所有的低级官职或中低级差遣皆出自恩荫。“庆历新政”旨在限制贵族的这项特权,必定会引起所有贵族阶级的反对。仁宗又是老好人了,只能将韩琦、范仲淹等人贬黜,庆历新政仅仅进行了一年零四个月就宣告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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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之下,王安石就机灵的多。王安石变法,主打“富国强兵”,重点在经济和军事方面解决“冗费”和“冗兵”问题,绕过了整顿吏治的问题,也就减少了改革的阻力。但是如果我们细想,“冗费”“冗兵”的问题,源头就是“冗官”。过多的官员导致国家的俸禄支出变多,但绝大多数官员只是闲职,并不能为国家创收,没有向上的反馈,结果只能是支出大于收入。绝大多数官员是文职,对于练兵完全不懂。再加上“更戍法”,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兵虽多,但缺乏战斗力,到了战场上和没有经过训练一样。

  王安石暂时管不了这么多,他的想法很简单,先帮朝廷挣钱,解决财政危机,解决“冗费”问题,具体有青苗法、市易法、均输法。这些方案简单概括,就是政府给农民贷款,政府统一收购商品,政府统一定价并向百姓出售。总之,就是将主动权握在政府手里,颇有金融管制的味道。这一系列政策搞下来,国家收入确实增加了不少,光新建的大仓库就有五十二个。但是,宋代的社会性质毕竟是封建社会,搞金融管制这一套必然是行不通的。王安石的政策确实做到了“富国”,但是他急于求成,却把百姓搞的贫穷了。青苗法的利息虽比普通民间高利贷低,但一年两次,一次两分利的利息仍然超出一般农民可以承受的范围。而且据韩琦所述,为了将贷款放出去,很多官员硬性摊派,有硬性指标,就像如今推销保险一样。加上有些不道德的官员将发霉的粮食交给农民,收回时要新粮,农民负担不减反增。而对于政府统一采买,苏轼就犀利地指出,其中必定会有回扣,到时支出增多,又是一笔负担。而市易法也让当权者有了垄断商品的理由,外地商人到了京都,都要绕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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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国”的表面文章王安石做的差不多了,接下来是“强兵”。如“富国”一样,“强兵”也有几个具体方案,分别是保甲法、免役法、保马法,这一套东西换成通俗易懂的话概括就是农民花钱免役,但要当兵,同时养马。当然,这些农民并不是真正的正规军,顶多算是民兵,至于战斗力,自然上不了战场,倒是能私下当个土匪,欺压一下百姓。宋神宗末年,多地发生匪患,皆为保甲所为。而且,农民被当做士兵,就要参加军训,军训就会耽误种地。为了逃避保甲,甚至有人自断手腕。养马是自愿的,养马可以免赋税,养的好,国家有赏,但是如果把马养病或养死了,要付出巨额的赔偿,一般人家根本负担不起,甚至“人人以有马为祸”。

  王安石变法暂时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但是我们需要注意一个细节,反对变法的保守党中,除了领头的司马光,还有富弼、韩琦、欧阳修这些之前“庆历新政”的领导者。王安石变法,专注的是“开源”,而忽视了“节流”。开的“源”,也大多来自百姓,虽能解一时危机,长此以往,百姓必会群起反抗,造成社会的动荡。当初王安石变法初期,他也曾找到富弼、韩琦等人同他一起共事,但均遭拒绝。一方面是王安石为人执拗,与他人关系僵硬,另一方面,富弼、韩琦等人领导的庆历新政,注重“节流”,削弱上层贵族利益的同时,对百姓利益并没有过多干涉。所以保守党对于王安石变法的争论也并非不要改革,而是怎样改革,也就有了“庆历新政”为王安石变法拉开序幕,而“庆历新政”的领导者却反对王安石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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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以前,历朝历代对于王安石变法皆持反对态度。但是随着近代西方列强的入侵,以超为首的研究者为王安石洗白,甚至将王安石评价为“社会主义学说的先行者”,这种观点也成了现在的主流。但是在我看来,王安石变法虽给国家创收,但是建立在严重危害人民的前提下,脱离时代背景,给人民增加的负担很大。“富国”却没有“富民”,这样的改革依我看,实在没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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