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2年，上海青浦，枪炮轰鸣不息，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硫黄味。凛冽寒风吹来，路旁尚未熄灭的战火左右摇曳，似乎还没摆脱方才太平军与华尔洋枪队恶斗的阴影。
洋枪队首领华尔身中五枪，副司令福瑞斯特被活捉，洋枪队死伤三分之一，不得不狼狈而退。吃了亏的“洋大人”越想越觉得窝囊，气呼呼地去找李鸿章，要他给洋枪队一个交代。
为安抚洋枪队，李鸿章吩咐手下，无论花多少钱都要把被俘的洋大人赎回来。最后，李鸿章向太平军交纳100万发弹药、数百枪械及10箱上好鸦片，这才换回福瑞斯特。
勒索钱就罢了，怎么还要鸦片?难道太平军都成了瘾君子?常年战斗的太平军当然不可能都是瘾君子，他们之所以索要鸦片，是因为鸦片在当时可是硬通货。
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大量鸦片涌入中国，民间兴起“鸦片热”。不论商贾富豪还是升斗小民都抢购鸦片，这并非仅为口腹之欲，而是鸦片具有金融属性，能给人无限便捷的支付体验。
鸦片到来前，在外奔波的商旅往往要带沉重的银箱，常因行李过于显眼而成为盗匪眼中的肥羊。现在他们只需带少许鸦片，就能轻轻松松地做买卖，降低了他们因露富而被劫的风险。于是，鸦片迅速得到人们的青睐，一些赴京赶考的人也用鸦片支付食宿费。
清政府起先还试图禁绝鸦片，后来发现越禁越多，干脆躺平装死—与其大力禁烟，不如靠鸦片收税，也好补贴捉襟见肘的国库。于是清政府打着“以征代禁”的旗号，面向全国征收鸦片税。
一开始，清政府主要是在货物通关时收“鸦片厘金”，尝到甜头后干脆将鸦片销售合法化，还发展出洋药厘金、土药厘金、土药税、罂粟亩税等名目。于是，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清政府全年财政收入的27992万两银子中，有3302万两是洋土药税厘贡献的。
高额税收诱惑下，清政府再也不愿禁烟。原先清政府虽也收鸦片税，但鸦片主要靠进口，大头都让洋人赚了。胃口变大的清政府灵机一动，干脆开放鸦片种植。
鸦片自产自销后，效果立竿见影。19世纪70年代，鸦片进口量几乎维持在每年6万担以上，1879年更是高达8万余担。国产鸦片进入市场后，立刻凭低价的优势疯狂蚕食市场份额，短短数年间销量便增长10倍，直接导致进口鸦片数量锐减，以致留下“土药”打败“洋药”的传说。
由于鸦片利润丰厚，川中百姓纷纷将耕地改种鸦片，到1906年，鸦片种植面积约占全省耕地面积的16.4%。此后，鸦片种植规模不断扩大，全川“百四十余州县，除边厅数处，几无一地不植鸦片者”。
与此同时，吸鸦片的人也越来越多。在四川，城市中吸鸦片的男女比例分别为50%和20%，农村吸鸦片的男女比例则为15%和5%。川东一带的集市除了桐油，遍地都是鸦片。而放眼全国，人们在鸦片的祸害下瘦骨嶙峋，被讽刺为“东亚病夫”。
疯狂的鸦片贸易，就这么一边侵占大量耕地，一边摧残人们的精神和肉体，甚至让人完全失去劳动力，以致催生出席卷天下的丁戊奇荒，也将晚清摧残得千疮百孔，让清朝在完全病态的环境中走向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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