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中期后，太监的干政现象是比较严重的，虽然明朝的太监没有能像晚唐那样，能扶立或废去皇帝，但明朝太监对于朝政决策的干预是比较严重的。特别是由太监掌控的司礼监，拥有特殊的权力，并有特有的干政方式。
明中叶以后，朝中出现了明朝特有的一些较奇怪的现象，有好几位皇帝都有懒政、怠政状态，不喜欢上朝理政，而喜欢以他们所幸趣的方式去满足各自的特殊爱好。或喜欢斗蛐蛐(如宣宗朱瞻基)，或酷爱玩猛兽(如宪宗朱见深)，或爱好炼丹方术(如世宗朱厚璁)，或爱吃春药、爱女色(如穆宗朱载垕)，或喜欢敛财聚宝(如神宗朱翊钧)，或酷爱干木匠活(如熹宗朱由校)等，他们忙碌着玩他们所幸趣的，感到很过瘾，而不喜欢上朝理政。
于是，这便让宫中太监有了可乘之机。因为明朝这些深居宫中，或忙于玩乐的皇帝，需要身边的太监来辅助他们，一是代理他们处理朝政，比如由司礼监秉笔太监代行皇帝“批红”等;二是需要太监来制衡内阁大臣，让司礼监掌印太监去制约内阁首辅等。
而正是皇帝需要太监辅佐，因而，明朝的太监便充分利用皇帝重用他们的机会，伺机揽权擅政。
明朝太监干政，有其特殊的权力和特有方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明代太监有代行皇帝“批红”的特殊权力，这是太监们借机干预朝政、擅自作决策的重要方式。
众所周知，“批红”原本是皇帝的特殊权力，是皇权至上重要体现，是皇帝行行使决策权的具体手段。皇帝正是通过“批红”来对重大事件作出决策，对各部各衙门上奏的方案进行审批。
更重要的是，内阁所票拟的文件必须经过皇帝的“批红”才能生效。阁臣们的“票拟”若未经“批红”，便成了一纸空文。
但是，内阁以及皇帝直管的一些机构上报的文件往往是比较多的，皇帝处理不过来，便让司礼监的宦官辅助处理，于是，便形成了一种代行“批红”的惯例，成了一种默认的制度。
而当宦官有了“批红”权，便有了代行皇帝决策的部分权力，进而也有了制约内阁的重要权力。
当皇帝懒政、怠政时，皇帝的“批红”权常被宦官所掌握，司礼监的太监代行皇帝的决策权，如由皇帝身边的秉笔太监或掌印太监代为阅览并“批红”，这相当于替皇帝作决策，这是干政的很重要的一种方式。
还有一种状况，那就是由于皇帝尚年幼(比如明英宗朱祁镇登基时才九岁)，显然还不太懂得对奏章进行“批红”，这便让王振等有了可乘之机，英宗年幼时，有太皇太后张氏和“三杨”辅佐，王振才暂时不敢干政，但在张氏和“三杨”去世后，王振便开始擅政了。
明中叶后，那些厌政怠政的皇帝往往长期不上朝理政，而他们又想牢牢抓住皇权，自然不敢代行“批红”的权力交给内阁大臣，但是，他们又不想理政，于是，便让他们身边的太监来代行“批红”。
而当代行“批红”的权力掌握在司礼监太监手里，司礼监的太监等于是代行行使皇帝的部分权力，也就是有权替皇帝作出部分决策权。如此一来，太监就有很大的机会可是干预朝政。
黄宗羲非常深刻地指出了明朝宦官干政的巨大危害，他说：“宦官之祸，历汉、唐、宋而相去无几，然未有若明之为烈也。汉唐宋有干预朝政之宦官，无奉行阉官之朝政。今夫宰相六部，朝政所自出也。而本章之批答，先有口传，后有票拟，天下之财富，先内库而后太仓。天下之刑狱，先东厂而后法司。其他无不皆然。”(《明夷待访录·置相》)
显然，在黄宗羲看来，汉、唐、宋有干预朝政的宦官干，而明代却有奉行阉官的朝政，朝中大权由宦官所把持着，朝政成了宦官的朝政，内庭的各方面权力皆比外庭优先，太监干政严重破坏了朝廷政局，造成畸形的专制和腐败。
第二，明朝太监掌握着上呈奏章、传宣御旨、核审盖印等各个环节，在大臣上奏和皇帝传旨的过程中伺机干预，拦截奏章上报，阻止圣旨下传，甚至矫改旨意或假传圣旨等。太监从这些方面进行干政，使朝中大臣很准应对。
明朝自宣宗时起，便大大加强司礼监的权力，而其中的一项权力，便是掌控着上呈和下传的政令传递途径。在大臣上奏章的过程中，在皇帝下传圣旨时，太监皆有机会在各种环节进行干预。比如，扣住奏章迟报、留住圣旨迟发，或者审核盖印时拖时间甚至矫改旨意等。
比如，太监冯保就曾扣下了弹劾他的奏疏，而这道奏疏是当时的内阁首辅高拱授意御史刘良弼等上呈的，对冯保十分不利，因而被他扣下了。
第三，明朝太监代有权参与阁议，他们常常利用会同“三法司”审理案件的机会，干预案件的判决。
明代司礼监还有有一项特殊权力，他们可以代表皇帝出席内阁会议，而当内阁商议军国大事时，司礼监所派的代表不仅有权发表意见，而且，他们常常驳批内阁大臣的意见，甚至还敢逼迫阁臣接受他们的主张。
此外，司礼监的宦官还有另一项重要的权力，他们有权会同“三法司”审理囚狱，代皇帝行使司法权力。从英宗朝开始，皇帝便命司礼监太监同“三法司”堂上官审理狱囚。其实，太监拥有部分司法权力，这严重破坏了司法监察部门的审案、断案正常秩序，这成了酿成冤案的严重祸根之一。
第四，司礼监提督东厂、内行厂当特务机构，被拥有外派内官之外，还有一些特权，这严重地干扰内阁和兵部等正常行使职权，这也是太监干政的重要方式。
比如，司礼监曾派内官出外执行特殊任务的权力，与兵部同理京营军务以及执行特殊任务等。再如，司礼监拥有调派内臣的权力，而司礼监不但将内臣皆换成他们的亲信，而且，还指派宦官到一些要害部门去监视那些部门的官员。
第五，司礼监太监常被皇帝派去执行特殊任务，而执行任务时拥有特殊权力，太监便有了超乎地方官员，甚至超越朝中大臣的专门特权，这很容易形成太监干政的现象发生。
比如，永乐时期，“三宝太监”郑和三下西洋，表面看，这是太监领着船队出使各国，展开对外交流，但却被认为是郑和奉朱棣的密令，出洋在秘密侦查建文的踪迹，郑和在执行特殊任务，权力当然很大，当时的地方官员都对他很敬畏，极力奉承他。若换成别的贪图权利的太监执行特殊任务，那么，干政一定是很严重的。
总之，司礼监因拥有“批红”和“掌印”等权力，便成了内廷的权力核心，成了与外廷内阁相牵制、相制衡的权力机构。
从制度的设置看，内阁与司礼监是皇权治理下的两个权力机构，它们共同分享相权，而每个部门都没有能掌握独立的相权。这方便于从中制衡，以此来巩固皇权，但是，这却造成了明朝太监干政的严重现象，造成了皇权专制集权统治的畸形发展。明中后期，皇帝疏懒怠政，沉溺于玩乐，司礼监得以做大做强。
而司礼监太监利用其特殊权力，党同伐异、贪财敛财，使后期的明朝成了大臣奉承宦官的王朝，最终导致明王朝败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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