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说起秦朝的话，各位一定都有所耳闻吧。

　　公元前221年，秦国灭最后一个诸侯国齐，实现大一统。也奠定了中华版图的雏形。

　　始皇帝嬴政建立中央政权后，他在位连头带尾有13年，实现了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统一驰道尺寸标准，完成郡县制和户籍土地等高效的帝国管理制度。外击匈奴，修筑长城;南征百越，稳定了南部边境;修筑灵渠，沟通了长江和珠江水系。这些，都为中国今后的版图、文化、社会、经济等奠定了基础，说秦朝和始皇帝为中华民族立下不世之功是毫不夸张的。

　　对于嬴政个人来说，修建阿房宫、修建骊山陵墓，还有他封禅泰山、五次巡游的这些极其劳财伤命的庞大工程，同样带给了他极大的满足和成就感。

　　秦始皇无疑是千古一帝，就算他的那些暴政，如果放进历史的长河里来看，大多数也都有着非凡的意义。但是，秦朝立国首尾相加也仅仅15年，就灭亡了。史家将秦朝的灭亡归咎于暴政，这样说是直观的，秦的严苛峻法和对百姓不断地盘剥加上愈来愈不堪其重的劳役，使得秦末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年轻的秦王朝走向快速灭亡。

　　这是显而易见的现象，它的背后有更深刻的文化原因，和从哲学出发有规律而循的逻辑。今天，我们从文化和思想的角度来探究秦王朝覆灭的根本原因。

　　秦国地处函谷关之外，是偏僻的域外之地，这里贫瘠，民风也不开化，春秋时期，甚至有“儒不入秦”的俗语。儒为什么不入秦呢?是因为看不起秦，是在说这片土地上是最没有继承周朝礼乐的文化蛮荒之地。

　　秦孝公重用商鞅变法始，打破了条条框框，以壮大国家军事和农业实力为第一位，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作为政治指导，秦国得以在较短的时间里军事和农业一枝独秀。成为名存实亡周王朝版图上最有威胁力的力量。四代秦王的励精图治，为嬴政打好了施展大志的基础，他先用吕不韦巩固秦国内部的政治统治，后用李斯设计一统天下的路线图。这期间的一百多年里，商鞅治国理念为本，是秦国图强和能够以武力统一的重要基础。

　　春秋战国客观现实是诸侯群雄并起，大国吞并小国，强国吞并弱国，生存第一。谋求发展和壮大，是所有诸侯国追求的真理。周朝的礼乐人人都知道好，但也成了最没有用的东西。

　　一个思想家频出，百家争鸣的时期。在这样的乱世，却是中国思想和哲学发展的顶峰。

　　从思想形成来看，老子是最早的，然后是比他小29岁的孔子，随后是墨家，法家。

　　老子主张道法自然，主张无为而治。他说万事万物都有其运行的规律，极而生变正所谓否极泰来。人力的作用有，但是极小。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历史的车轮无法阻挡，所有的人力行为无异于螳臂挡车。

　　和老子相比，孔子的儒家哲学主张人的作用，人形成组织，再形成国家和天下。所有人的行为是可以教化和改变的。孔子说“有教无类”，教育可以让人们知礼，可以教化人心为德心，从而使得人具有仁爱之心。儒家思想的核心主张就是“仁爱”。

　　孔子向往周公时代的社会礼乐之风，他开杏坛，周游列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销售他的“仁爱”，可惜，孔子的愿望大部分都落空了，没有人真正重视他的治国理念，不是不好，而是这么做需要的时间太过漫长了，所有的国君都是急需马上使国家强大的办法，儒很好，但太不切合实际了。

　　墨子比孔子略晚了一些，墨子原本是从儒学，但是他逐渐发现儒学将一切寄托于人的道德，这是软弱的，也是巨大的缺陷，他转而攻击儒家，发展出了自己的主张，墨子学说的核心是“兼爱、非攻、尚贤、天志、尚同、节用、节葬、非乐”等。

　　墨子认为每个国家甚至是每个时期，具体情况是不同的，所以，针对不同的情况，要采取与之相对应的措施，要有针对性，才能解决想要解决的问题，颇有些今天具体事务具体分析的科学辩证的意味。比如他说：兼相爱，交相利，社会上就没有强凌弱、贵傲贱、智诈愚和各国之间互相攻伐的现象了。这也很像今天所说的“互利共赢，寻求最大公约数”的意思。很显然，墨子的思想相比儒学，在那个时代，更加具象和现实，也更能为一些国家采用。

　　荀子是战国后期的又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他认为儒家的礼乐才是治理一个国家的根本，同时他也认为，仅仅依靠礼乐也是有问题的，应该将刑法作为有益的补充，来约束礼乐的不足，刑法的使用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但不可本末倒置，将法置于礼之上。因为礼是本，法只能作为一个礼能得到贯彻施行的工具。

　　对荀子的这一主张不置可否的，是他最器重的学生李斯，李斯说，老师您讲的听起来有道理，却不符合现实，您看强大的秦国，秦国的强大根本不靠礼乐，他们靠的是严明的法度和行之有效的政策，实用才是真理，现在六国都惧怕秦国，要说治国的典范，当然是秦国。

　　荀子严厉地批评他的学生，说你看问题太过表面化了，看问题要看其本质。秦国的强大是以天下人为敌作为代价的，它不施人道，终是强弩之末。即便是以强暴取得，终也将失去，因为没有人是发自内心地愿意臣服他。

　　后来的历史证明了荀子的正确，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更加证明了荀子的深刻。对于李斯来说，他在这一点上没有领会到老师思想的真义，对于秦王朝的建立、统治，包括它的灭亡，都将联系和影响着历史的变局。

　　秦国的崛起和实现大一统，其的执政思想主导是实却缺乏人情的法家，统一之后，秦王朝并没有修正治国方略。经过了几百年的战国时代，社会长期的不稳定，百姓连年受战争的牵累，并不富裕，整个天下都是疲惫的。没有战争了，正该发展生产力，让老百姓休养生息，这个时候的秦王朝却背其道而行之，对天下实行的是更加严苛的刑法和更加繁重的劳役和赋役。始皇帝要实现千古一帝的理想，他筑长城、修陵墓、盖宫室、兴水利、建驰道，这里面任一项工程动辄征用民工几十百万人，稍微有一点不符合律法要求，就以严酷的刑法治罪。人民苦不堪言，生计难以为继。

　　司马迁《史记·陈涉世家》记录了陈胜的一句话：“天下苦秦久矣。”这也是陈胜吴广起义最朴素的始发力。

　　班固《汉书》评价始皇帝：遂毁先王之法，灭礼谊之官，专任刑罚，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自程决事日县石之一。而奸邪并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叛之。

　　贾谊在《治安策》中，将秦二世而亡，用五个字就做了精辟的总结：秦无道之暴。

　　所以，“道”的错误是导致秦灭亡的根本原因。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并不以个人的意志而改变。但也不可否认，关键历史时期的关键人物对于历史会产生巨大的影响。秦灭亡的主要责任人是嬴政，能影响嬴政继而影响秦帝国国策的，李斯是第一人。

　　李斯当年和他的老师荀子争论，李斯认为秦国的治国方略堪称榜样，荀子就说他看问题没有看到本质。李斯的确没有能学到老师荀子思想的精髓，或者说他没有深刻地理解儒家在国家治理方面的内核。以武力取得天下，就必须在思想上调整治理的方向了。刚刚从战争走向和平时期，统治阶级应该与民休养，努力进行礼仪德化等精神层面的建设，先让整个社会从连年的战争创伤中逐渐恢复起来。这正是儒家仁爱、礼乐的主张。人们得以安居乐业，统治者才能连绵不绝，嬴政代代相传家天下的愿望也才能实现。

　　显然李斯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原本他算是儒家弟子，却没有学到儒家的要义，想来也是历史的遗憾。司马迁对于李斯的评价是中肯的，他遗憾地说：

　　斯知六艺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嫡立庶，诸侯已畔，斯乃欲谏诤，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与俗异之异。不然，斯之功且与周、召列矣。

　　李斯当年判断秦国有统一天下的实力和野心，他想干一番大事业而投奔了秦，他的这个选择是正确的。可是李斯的出发点是为了成就自己，而不是向他的老师荀子那样心怀天下，因此，当他面临赵高和胡亥的拉拢和威胁时，他第一考虑的不是正义和大道，他首先考虑的是保住自己和家族的高官厚禄，才昧着良心成了二人的帮凶。也正是自己的利益得失排第一，没有以天下为己任，他才没能潜心深入儒家要义。

　　作为一个儒家弟子，李斯一辈子行的都是法家为主线的现实主义之路。李斯的这些缺陷和问题，司马迁看得很透彻，他说，如果李斯没有这些问题，那么他的功绩可以比肩周公和召公了。

　　如果李斯当年真的听懂了老师荀子的话，恐怕历史就要改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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