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准对北宋挽狂澜于既倒,为何却被宋真宗一贬再贬?

  中国封建历史上有个奇特的规律:那些在政权生死存亡之际,挺身而出、挽狂澜于既倒的能臣,大多没什么好下场,比如北宋的寇准明朝于谦。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以寇准为例,当辽国挟连胜之威大举压上、宋朝主降派鼓动南迁之际,他力排众议、说服宋真宗御驾亲征,以顽强的斗志、正确的战术扭转了局面,为其后的百年安定奠定了基础。如果没有寇准,北宋变成南宋的一幕,也需要提早百年上演。

  然而这样的国之栋梁,随后却被一贬再贬,最终凄凉的死在蛮荒之地。好在这是关照文官的宋朝,换作其它朝代,寇准也许早就人头落地了。

  那么,寇准之所以落得如此田地,是跟于谦一样纯属被人迫害吗?并不是,有句恶俗但无比贴切的名言可以解释寇准此番遭遇的原因:性格决定命运。

  “北宋没血性”,这话不完全正确,在初期,为了改变王朝的天生战略劣势,赵氏皇帝多次尝试夺回幽云十六州,只可惜力有不逮。

  公元979年,宋太宗赵光义平定北汉后,急于完成一统中原的大业,未经休整就立即转兵攻辽,试图攻敌不备、一举夺下地位关键的幽州(即辽国的南京)。

  宋军初期进展顺利,多个敌方守将投降;但随后辽景宗派精骑反击,宋军三面受敌、全线溃退,死者万余人,宋太宗乘驴车狼狈逃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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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战标志着长期以来宋军高歌猛进的势头被终结。但宋朝并没有就此善罢甘休。公元982年,辽景宗驾崩,宋太宗计划趁着辽圣宗年幼、局面不稳的机会,再次对幽州发起冲击,但不曾想却败给了一个女人:辽国萧太后带着圣宗亲自督战,在岐沟关(河北省涿州)大败宋军,随后更是发动全线反击,败潘美、擒杨业,夺下了蔚州、寰州等地。

  此役北宋血亏,不仅未能夺下寸地,反而丢地、花钱、又输人,损兵折将不说,五代十国以来中原军队的气势也就此一落千丈,北方边境的战争主动权彻底交给了契丹人。

  自此之后,宋军精锐尽失、士气低落,北宋朝廷恐辽情绪严重,辽国则趁机持续随转守为攻。

  公元986年,辽军南下,耶律休哥进攻瀛州,宋军在君子馆大败、死伤数万;接下来的三年里,辽军乘胜高歌猛进,不仅拿下深州、祁州、涿州、祁州,甚至逐渐深入到青、淄、齐、潍等十多个州。契丹骑兵所过之处,北宋百姓被杀、财富被掠、房屋被毁,北方地区苦不堪言

  到了公元1004年,辽国萧太后更是带着辽圣宗御驾亲征,他们率兵20万,这架势显然是试图彻底击垮宋朝、问鼎中原

  但此时北宋朝廷主政的是名相寇准。与后世两宋宰相偏文弱的风格不同,他显得有些“非主流”:不仅具备较高军事素质,而且胆色、战略眼光都极为优秀。面对前些年辽国在战场上的高歌猛进,寇准敏锐的判断出,对方的野心一定会被刺激,从而会采取更加激进的军事行动,因此他早就探得先机,请求“练师命将,简骁锐据要害以备之”,各方面做好了戒备工作。

  因此,当辽国大举进攻时,与朝野上下人心惶惶的情形不同,对此早有准备的寇准显得镇定自若,边境的告急文书一天五封,他却“饮笑自如”,宛如定海神针。

  果不其然,初期多头并进的辽国大军,并没达成预想中“摧枯拉朽、所到即破”的战果,反而在进攻威虏军、顺安军、北平寨、定州、瀛州的过程中屡屡受挫。但随后他们在打下祁州后合兵一处,集结力量全力南攻,顺利杀到澶州(今河南濮阳),对这一中原重镇实施三面包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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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当“契丹围瀛州,直犯贝、魏”的消息传到开封时,北宋朝野“中外震骇”,那些投降派们纷纷进言,要么主张像当初的司马氏那样南迁金陵,要么建议学习李隆基西幸巴蜀;众说纷纭,宋真宗也迷惑不定、犹豫不决,最后只好请教寇准。

  寇准早已对当前的局势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敌人大军远道而来,不可能一直保持强势;而宋军虽形势不利,但面对大敌斗志顽强,若“坚守以老其师”,胜算颇高;相反,如果朝廷仓皇南逃,朝野则将人心崩溃,敌人乘势深入,大宋半壁江山不保。

  最终,宋真宗被的决心被调动,率领朝中文武御驾北上。不过在抵近澶渊时,众人惧怕契丹的强盛气势,主张隔着黄河给宋军鼓劲,宋真宗本人也几乎掉了链子。但在寇准、高琼的坚持下,宋真宗不得已渡河,并且登上澶州北城门楼督战。

  眼见皇帝亲临前线,宋军士气大振、契丹人则猝不及防:“远近望见御盖,踊跃欢呼,声闻数十里。契丹相视惊愕,不能成列”,集中在澶州附近的大宋军民多达几十万,胜利的天平逐渐向北宋一方倾斜。

  随后,寇准获得了前线军事指挥权,他“承制专决、号令明肃”,士卒喜悦,宋军愈战愈勇,没多久射死了辽军大将萧挞览,辽军士气遭受重挫,失去亲人的萧太后等人则痛哭不已、“辍朝五日”。

  没多久,进退维谷、前后受敌的契丹人主动求和;虽然寇准希望扩大战果,进而胁迫辽国退还幽州,但宋真宗本人急于求和,双方达成了“澶渊之盟”,从此进入了长达约百年的和平时期。

  寇准在这次军事危机中的作用,与明代北京保卫战中的于谦颇有几分相似。两者都是在形势危急、投降言论尘嚣其上的环境下,力排众议主张强硬对敌,最终扭转了局面。

  但和于谦不同的是,澶渊之战还未结束,寇准已经招来了统治者的怀疑。

  宋真宗之所以在占净优势的情况下急于和辽国议和,所谓的厌战只是部分原因,朝廷中盛传寇准要拥兵自重,这才击中了帝王内心中最敏感的点。而面对“准幸兵以自取重”的谣言,寇准也无法坚持,只好顺从了宋真宗的意见,但即使如此,他还是经过自己的争取,大幅降低了北宋的议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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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澶州保卫战,北宋虽没能战胜辽国,但也一举扭转了前期的被动挨打局面。“河北罢兵,准之力也”,寇准作为头号功臣,此时也达到了个人事业的巅峰期。

  但人性中有一项根深蒂固的缺陷:在危难时,我们欢迎、渴求英雄;但危机一过,人们立马会忘记对方的功劳,执着于嫉妒乃至仇视对方的成功与声望。这就是“大名不可久荷,大功不可久任,大权不可久执,大威不可久居”的背后逻辑。

  这也是一些能臣在立下不世功勋后刻意收敛、甚至急流勇退的内在考虑,比如再造大唐的郭子仪。但大部分人最终都在各方的猜忌乃至排挤下难以善终,人性丑恶固然是主要原因,当事者本人实际上也有一定的责任,比如寇准。

  寇准性格强硬,原本就看不惯官场的那一套,他平日里就“用人不以次,同列颇不悦”,即:提拔官员不遵循先来后到规则,而是根据自己的判断/喜好来大刀阔斧提拔后进,已经引起了大家的强烈不满。

  而在战后,被视为英雄的寇准声望日隆,宋真宗表面上对他也是感恩戴德、越发委以重任;但寇准并没有意识到潜在的危险,他甚至颇为得意“准颇自矜澶渊之功”,这就让他的政敌抓到了攻击点。

  比如王钦若就以“澶渊之举是城下之盟”为由,将这一战略成功描绘成耻辱;而寇准将其视为个人的功绩,等于是以牺牲皇帝、朝廷的尊严为代价孤注一掷,替自己脸上贴金。于是宋真宗“顾准浸衰”,下一年就免掉了寇准的相位,降职为刑部尚书。此时这些人也许完全忘了,当初如果没有寇准,契丹人不可能低头和谈;更何况,澶渊之盟可是在他们自己的坚持下达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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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功劳被人嫉妒外,局势稳定下来后,寇准的性格缺陷也逐渐暴露,无形中让那些身怀不忿的同僚找到了攻击点。比如他疾恶如仇,对寻常人而言这也许是个优点,但在关系错综复杂、利益纠葛不清的官场中,这种性格不仅不利于解决现实问题,反而会培植更多的敌人。

  加上他气量狭小、过分专权、争强好胜,逐渐沦为了众矢之的。比如,他曾因与张逊互相弹劾以致罢官邓州;他曾在被罢相后官复原职,但其后因无谓的小事得罪了丁谓,陷入了对方处心积虑的阴谋中,最终再度被贬、逐出京城。

  宋真宗本人其实也长期不肯任命寇准为相,理由是“患其刚直难独任”。客观而言,这一担心并非没有道理,宰辅之职至关重要,个人能否办事是一方面,能否处理各方面的关系、调动各方的积极性才更关键。寇准确实有才,但他的性格并不适合担任宰相,甚至待在朝廷中枢也极为困难。这就是残酷的现实。

  后来丁谓大权在握,对寇准丁一贬再贬。曾经力挽狂澜、解决大宋的功臣就这样难得善终。这本质上是封建政治特性的悲剧,固然有政敌、小人排挤的原因,也有宋真宗本人的考虑,毕竟皇权向来忌惮相权,更何况这位皇帝天性犹豫多疑。而在这种复杂局面下,寇准本人的性格缺陷,更是将自己推向了不利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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