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我也以为汉粉会跟唐粉一样对于喜欢的朝代灭亡感到心痛惋惜，但接触了一些汉粉发现他们其实大部分不会。通过比较唐朝跟汉朝军事与内政，很容易会发现其中的奥秘。
汉唐军事异同点
汉唐两朝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军事非常强大。但世人都喜欢把“汉独以强亡”挂在嘴边(包括西汉与东汉)，而不说“唐独以强亡”，主要原因是外患问题对这两个朝代的影响模式不一样。
西汉的主要敌人只有一个，就是北方的匈奴。但在汉武帝打击之下元气大伤;后面又经过汉宣帝、汉元帝两朝君臣的努力，匈奴进一步分裂;加上和亲政策的影响，使得匈奴问题到了东汉都不是特别突出。
东汉突出的“边患”问题反而是其治下的凉州羌人，消耗了大量的财政，是其灭亡的根源之一。不过西羌问题却很特殊，羌人是依附在汉人豪强身上造反的，严格来说又不完全是“边患”，反而更像是内乱。至于东汉后期逐渐发展起来的乌桓问题，被曹操给解决了，实际影响也有限。
从以上不难看出东汉灭亡的过程中，外患问题相对轻很多。“汉独以强亡”更多的是在表达从汉武帝到汉献帝这段时期，西汉与东汉军事实力远高于周边强敌，即便东汉末年分裂之后的各个割据势力依然强大到足以震慑外敌，压制外患问题。
但这个问题到了唐朝，就显得十分不一样了。唐朝军事虽强，但外患问题却十分严峻。
初唐最大的外患是突厥，上承隋朝分裂突厥变成东西突厥，后唐逐一灭之;之后后突厥复国，又再灭之。这几个突厥的实力，都有些接近西汉时期的匈奴。
唐朝的第二大外患是吐蕃，先是在唐高宗至武周时期数次打败唐军，一度侵占安西四镇，后又乘着安史之乱国力衰弱之际不断侵占吐谷浑、安西、北庭、陇右、河西，是十分难缠的对手。
唐朝的第三大外患在东北地区，包括高句丽、契丹、渤海国、室韦等等。这里的情况非常复杂，在唐高宗之后就经常叛乱，导致大唐不得不将军事重心转移到北方，使得平卢、范阳、河东三镇兵权比重过大，最终引发了安史之乱。
到了中唐、晚唐，由于大部分精力都在处理藩镇问题上，国力又在持续衰退，西南地区的南诏，北方的回鹘也一度困扰着大唐。
很显然，唐朝所面对的外患问题要比汉朝严峻许多，所以唐朝没法说“唐独以强亡”。但是即便如此，唐朝还是解决了大部分问题灭东西突厥、灭高句丽、灭吐谷浑等许多值得称赞的战绩，后期国力衰弱十分严重的时候还收复了河西、陇右、塞北等地区，可以说有那么一点顽强拼搏的味道。
在军事与外患问题的处理上，可以把汉朝比作国乒，那么唐朝就是女排，国乒虽然无敌但没什么悬念，但女排常有输赢反而更牵动人心。当他们输的时候，会更加难受，道理就在这里。
汉唐内政上的异同点
东汉衰弱是从汉桓帝、汉灵帝开始，外戚与宦官问题始终困扰着后半段。而这些问题到了东汉差不多灭亡的时候，才因为一件偶然的历史事件——外戚大将军何进与十常侍火拼同归于尽而解决。
不仅如此，东汉一直面临着门阀世家把持政治的问题，逐渐为汉末诸侯割据埋下了隐患，这个历史问题也是一直没有解决的。
到了唐朝，运气稍微好点，开始没有外戚与宦官问题，而且还解决门阀政治的历史遗留问题。虽然文化门阀还没有彻底消灭，但这个进步已经是了不起的了。中唐、晚唐虽然也出现了宦官专权问题，但也有几个中兴之主努力压制过。至于外戚问题，唐朝较少，权臣也因为群相制的作用而被压制了。
可见唐朝在处理历史遗留问题要比汉朝积极得多，更努力一点。
也许你会拿藩镇的例子反驳，说它不是一直持续走强吗?其实中唐、晚唐一直在摸索解决藩镇的问题，比如利用宦官、文臣的力量去压制，虽然出现了宦官专权、牛李党争等问题，但在逐渐摸索的过程中，慢慢出现了士大夫治天下的雏形——要知道晚唐时期就出现枢密院了，对后来的宋太祖赵匡胤影响十分巨大。
可惜的是中唐、晚唐虽然有唐宪宗的元和中兴、唐武宗的会昌中兴、唐宣宗的大中之治，但也只是回光返照，他们的继任者都很迅速地败光了他们的努力，所以藩镇问题的改革上一直进展不明显。
所以汉唐一比较，你会发现后期都变成“差等生”的情况下，前者一直没有动手解决存在的问题，而后者一直努力探索解决之道，虽然最终都考了低分(朝代灭亡)，但显然我们会更同情更积极解决问题的哪一个。
综上所述，从汉朝与唐朝的军事与内政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唐朝面对的“外患”要比汉朝严峻许多，解决“内忧”也比汉朝更积极一点，这两点造就了唐朝给人以顽强拼搏的精神且积极解决问题的态度，故而在心理上更难承受唐朝的灭亡，更心痛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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