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宋文坛，苏轼无疑是一颗耀眼的巨星，他的诗词文章如璀璨星辰，照亮了那个时代的文化天空。然而，他的一生并非一帆风顺，乌台诗案便是他人生中的一场巨大风暴，差点将他吞噬。在这场生死危机中，有几位关键人物挺身而出，成为苏轼的救命恩人。
乌台诗案爆发于元丰二年（1079 年），时御史何正臣等上表弹劾苏轼，奏苏轼移至湖州到任后谢恩的上表中，用语暗藏讥刺朝政，随后又牵连出大量苏轼诗文为证。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苏轼被捕后，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局势，朝中许多大臣明哲保身，不敢为他说话。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苏轼的两位政敌王安石和章惇却在这时伸出了援手。王安石虽然已经退隐，但宋神宗给了他特殊奏事权。他非常反感这种“因言获罪”的政治斗争手法，深知苏轼虽然恃才自傲，但操守严明，光明磊落，是个君子。于是，王安石给神宗写了一封信，信中最为关键的一句话是：“安有盛世而杀才士乎？”这句话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在神宗心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章惇同样是苏轼一生的“冤家朋友”，在乌台诗案中，他也毅然站出来为苏轼说话。当时，王珪嫉妒苏轼的才华，想趁机要了苏轼的命，他时不时就上纲上线，对神宗吐槽：“陛下飞龙在天，苏轼岂能不知，他寻找地下之蛰龙，肯定有不臣之心。”章惇立刻站出来驳斥王珪：“龙又不是皇帝的专属，人臣也能称龙。人家诸葛亮还叫卧龙呢，也没见刘备急眼呀！”他的这番话，有力地回击了王珪的无端指责，为苏轼的辩护增添了一份力量。
亲情护佑：苏辙的舍身相救
在苏轼陷入绝境时，他的弟弟苏辙毫不犹豫地站了出来。苏辙与苏轼兄弟情深，他深知哥哥的才华和为人，不愿看到哥哥蒙受不白之冤。苏辙奏请朝廷赦免兄长，自己愿意纳还一切官位为兄长赎罪。
他在奏疏中言辞恳切，写道：“轼早衰多病，必死于牢狱，死固分也。然所恨者，少抱有为之志，而遇不世出之主，虽龃龉于当年，终欲效尺寸于晚节。今遇此祸，虽欲改过自新，洗心以事明主，其道无由。况立朝最孤，左右亲近，必无为言者。惟兄弟之亲，试求哀于陛下而已。臣不胜手足之情，欲乞纳在身官，以赎兄轼，但得免下狱死，为幸。”这份饱含深情的奏疏，充分体现了苏辙对哥哥的关爱和舍身相救的决心。
太后求情：曹太后的仁德之举
除了王安石、章惇和苏辙，重量级人物曹太后也向宋神宗为苏轼求情。曹太后深知苏轼的才华和声望，她认为苏轼是一个难得的人才，若因诗案而被处死，将是国家的巨大损失。她以仁德之心，向神宗进言，希望神宗能够网开一面，饶苏轼一命。
曹太后的求情在神宗心中也有着一定的分量。神宗虽然对苏轼的诗文有所不满，但在众多人的劝说下，也开始重新审视这个案件。最终，在各方势力的努力下，宋神宗免了苏轼一死，把他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乌台诗案是苏轼人生中的一次重大挫折，但也正是这场危机，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辉。王安石、章惇作为苏轼的政敌，能够摒弃前嫌，为苏轼仗义执言；苏辙作为苏轼的弟弟，不惜舍弃自己的官职，为哥哥赎罪；曹太后以仁德之心，为苏轼求情。这些人的善举，不仅拯救了苏轼的生命，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在那个动荡的时代，依然存在着正义和善良的力量。而苏轼在经历了这场磨难后，也更加深刻地领悟了人生的真谛，他的文学创作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为后世留下了无数珍贵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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