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霞客，这位被后世誉为“千古奇人”的明代地理学家与旅行家，凭借《徐霞客游记》在中国地理学与文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当我们拨开其传奇经历的光环，深入审视历史细节，会发现他的旅行背后，隐藏着对底层百姓的欺压与剥削。
驿递制度的漏洞：特权滥用的温床
明代驿递系统本是为军政要员服务的官方机构，承担传递公文、接待官员的职责。然而，明中叶后，驿递管理逐渐失控，马牌滥发成为普遍现象。地方官员为谋私利，将驿递资源当作人情工具，导致“法当入驿者，十无二三；法不当入驿者，十每八九”。这种制度性腐败，为徐霞客滥用特权提供了可乘之机。
徐霞客深谙此道，通过攀附地方官员获取马牌。例如，在广西太平府，他通过儒生滕肯堂父子的关系，从参府中军唐玉屏处获得马牌。这块本应仅限军务使用的证件，却成为他强行征用民夫的“尚方宝剑”。他手持马牌，堂而皇之地要求驿站提供夫役，甚至在夫役不足时，强迫妇女、儿童代劳。这种行为在《徐霞客游记》中屡见不鲜：在湖南衡州，他让赵姓人家的媳妇和闺女抬轿；在广西南宁，夫妻俩一个扛行李、一个送“外卖式”服务；在云南腾越州，刘姓大姐直接把自己丈夫借出来当骡马使唤。这些记载，撕开了他“侠客”形象背后的特权嘴脸。
民夫的苦难：血泪铺就的旅行路
徐霞客的旅行，本质上是建立在底层百姓无偿劳役之上的。根据《明实录》记载，崇祯年间广西庆远府民夫逃亡率超过50%，云南临安府的脚夫甚至卷钱跑路。这种背景下，徐霞客的强行征役无异于雪上加霜。
在《粤西游日记三》中，他详细记录了驱使民夫的细节：丁丑十月二十六日，他“得两肩舆，十夫”；十一月初二日，因夫役不足，“以妇人代担”；初三日，在某小村“半以童子代舆”。更令人发指的是，当三名夫役逃亡后，他抓住一个年长者捆绑起来，以两只鸡为要挟，拒绝释放人质。这种将百姓视为私有财产的行径，与封建地主无异。
在广西某村，徐霞客因夫役逃散，竟领着仆人挨家挨户搜查，最终搜出两名妇女。他命令她们“速觅夫”，并要求“煮蛋献浆”“以鲫为供”“割鸡取池鱼为饷”。这些鸡鱼肉蛋，本是百姓换钱度日的家当，却被他心安理得地享用。更荒唐的是，他因村民未能及时提供夫役，竟威胁要“鞭笞其儿孙”。这种仗势欺人的嘴脸，与其游记中描绘的“仁爱自然”形成鲜明对比。
历史评价的撕裂：伟人与暴徒的双重镜像
后世对徐霞客的评价，长期处于撕裂状态。一方面，学者们盛赞他是“中国旅游史及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认为他将旅游从士大夫的附庸生活中独立出来，开创了专业旅行的先河。另一方面，明代笔记与地方史志中，却保留着大量他欺压百姓的记载。
《国榷》卷九十五明确记载，崇祯年间驿站成为官员私用的工具，衙役被随意调用，导致民众苦不堪言。徐霞客的行为，正是这一时代弊病的缩影。他在云南晋宁州，州守大人亲自催着衙役为他送行李；在广西南宁，驻军参将直接派八名士兵为他抬轿。这些特权待遇的背后，是地方官员对民脂民膏的肆意榨取。
更讽刺的是，徐霞客的游记中，对百姓的苦难竟无只言片语的记录。他沉浸于“探人所之未知”的自我陶醉，却对身后因他而家破人亡的百姓视而不见。这种历史盲区，暴露出传统史观对精英阶层的偏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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