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望之（约前114年—前47年），字长倩，西汉东海郡兰陵县（今山东省兰陵县）人，后迁居京兆郡杜陵县（今陕西省西安市）。作为西汉时期的重要政治家、经学家，他不仅是麒麟阁十一功臣之一，更是儒家思想在汉朝政治中崛起的关键人物。然而，这位以“清操有节”著称的名臣，最终却在汉元帝时期含冤自尽，其人生轨迹折射出西汉中期权力斗争的激烈与思想变革的阵痛。
一、出身与崛起：从寒门儒生到朝堂重臣
萧望之出身于兰陵萧氏，虽后世谱牒将其附会为萧何七世孙，但其家族在萧望之这一代已沦为务农世家。尽管如此，萧望之凭借“学识渊博，通览古今”的才华，在儒学界崭露头角。他师从后仓研习《齐诗》，兼学《论语》《礼服》等经典，成为汉代《鲁论语》的知名传人。其学术造诣深受京师儒生敬仰，甚至有“兰陵美酒”相传为萧氏家酿的佳话。
霍光执政时期，萧望之因拒绝搜身而触怒霍光，仅被任命为守门侍卫。但这一挫折并未消磨他的志向。公元前67年，长安冰雹异象发生，萧望之借机上书汉宣帝，指出“朝中权力过于集中，威胁国家利益”，主张“选贤任能，削弱异姓权力”。这一奏章使他获得汉宣帝赏识，从此步入朝堂核心。他先后担任谏议大夫、丞相司直、平原太守等职，最终升至御史大夫，跻身三公之列。
萧望之的政治生涯始终贯穿着儒家思想与法家实践的冲突。作为汉元帝的老师，他积极推动儒家治国理念：
反对“入粟赎罪”：元康二年（前64年）西羌叛乱时，京兆尹张敞建议让罪犯缴粮赎罪以增加财政收入。萧望之坚决反对，认为此举会导致“贫富异刑而法不统一”，最终使汉宣帝采纳其建议，通过加强物资运输平息战事。
调整和亲政策：面对乌孙国求娶汉朝公主的请求，萧望之指出乌孙“政局不稳，难以信任”，主张停止和亲。后匈奴内乱时，他又力排众议，建议汉宣帝派使者吊丧慰问呼韩邪单于，以“仁义”化解边疆危机。
确立儒家地位：甘露三年（前51年），萧望之主持石渠阁会议，辑成《石渠议奏》155篇，将儒家经学推上封建政治思想的最高地位，强化了儒家礼仪对社会的影响。
然而，萧望之的改革主张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外戚史高、宦官弘恭与石显等人，代表法家思想治理下的旧势力，对其改革强烈抵制。
三、权力斗争：改革者的悲剧结局
汉元帝即位后，萧望之以前将军光禄勋、领尚书事的身份辅政，成为儒家集团的核心人物。他与外戚史高的矛盾迅速激化，而宦官集团则成为史高打击异己的工具。
第一次陷害：弘恭、石显指使郑朋弹劾萧望之“私结党羽，诬陷大臣”。汉元帝误将“诏至廷尉”（古代意为逮捕审讯）理解为普通问话，导致萧望之下狱。虽然后来被赦免出狱，但已蒙受污名。
第二次致命打击：萧望之之子萧伋上书要求为父平反，激怒汉元帝。弘恭、石显趁机进谗言，称萧望之“指使儿子翻案，委过天子，有失大臣体统”。汉元帝再次下令逮捕萧望之。面对廷尉的抓捕，萧望之仰天长叹：“吾尝位将相，年逾六十矣，老而入牢，苟求生活，不亦鄙乎！”最终服毒自尽。
四、悲剧根源：思想阵地的争夺与权力失衡
萧望之之死，表面是宦官与外戚的阴谋，实则是儒家与法家思想阵地的激烈争夺。汉宣帝时期虽重用儒生，但核心治国理念仍以法家为主。他临终前选择萧望之辅政，却未彻底压制法家势力，导致汉元帝即位后儒家与法家集团直接对立。
汉元帝的性格缺陷加剧了这一冲突。他虽敬重萧望之，却缺乏政治决断力，易被宦官蒙蔽。当萧望之第一次下狱时，汉元帝未明确其罪责，也未惩处弘恭、石显的欺君之罪，为第二次陷害埋下伏笔。而萧望之自身用人失当（如启用郑朋），也暴露出其政治经验的不足。
五、历史评价：儒家崛起的牺牲品
萧望之的悲剧，是西汉中期思想转型的缩影。他以儒家理想推动改革，却因权力斗争的残酷而陨落。班固在《汉书》中评价他“清操有节，不趋炎附势”，后世史家则将其视为儒家崛起的象征性人物。
他的死也预示着西汉政治的衰落。汉元帝虽追念恩师，每年派使者祭祀其墓，却未能遏制宦官专权的趋势。此后，儒家集团与外戚、宦官的斗争愈演愈烈，最终导致王莽篡汉，西汉灭亡。
萧望之的一生，从寒门儒生到朝堂重臣，再到权力斗争的牺牲品，折射出理想主义者在现实政治中的困境。他的悲剧提醒后人：思想的革新需要制度的保障，而权力的平衡才是政治稳定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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