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43年，司马聃生于东晋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父亲晋康帝司马岳是晋成帝司马衍之弟，母亲褚蒜子出身河南褚氏，家族为东晋次等名门。司马聃出生时，东晋刚经历“王敦之乱”“苏峻之乱”的动荡，皇权脆弱，门阀势力（以庾氏、王氏为代表）掌控朝政。作为司马岳的唯一嫡子，司马聃自出生起便被视为皇位继承人，但命运未给他选择的机会——建元二年（344年），司马岳病逝，年仅两岁的司马聃仓促继位，成为东晋史上最年幼的君主。
因年幼无法理政，司马聃的母亲褚蒜子以太后的身份临朝辅政，开启了长达十余年的“褚太后主政”时期。然而，朝政实权却由权臣轮替把控：初期由外戚庾冰、宰相何充主导，何充去世后，蔡谟与皇族司马昱接掌辅政大权。这一时期的东晋政局动荡，北方后赵石虎暴虐统治引发中原大乱，南方则面临成汉、前凉等割据势力的威胁。司马聃的童年，在龙椅上伴着朝臣的奏议与权力的暗流度过，成为门阀政治下的“符号化君主”。
北伐与权臣崛起：桓温的军事扩张与司马聃的“旁观者”角色
司马聃在位期间，东晋虽多次尝试北伐以恢复中原，但初期屡遭挫败。永和元年（345年），外戚褚裒率军北伐后赵，因粮草不继惨败而归；永和八年（352年），殷浩北伐同样失利，导致朝廷威望受损。然而，这一时期的转折点在于桓温的崛起。
桓温是晋明帝司马绍的驸马，凭借军事才能逐渐掌握荆州兵权。永和二年（346年），他率军西征，仅用数月便攻灭成汉政权，将蜀地纳入东晋版图，军事地位骤升。永和十年（354年），桓温首次北伐前秦，虽因粮草不足被迫撤退，但重创前秦军队，一度逼近长安；两年后（356年），他二次北伐，于伊水之战大败羌族姚襄，成功收复西晋故都洛阳。桓温亲赴金墉城祭拜晋朝皇陵，并力主迁都洛阳以图北进，但因朝中保守势力反对未果。
尽管北伐成果因后勤问题难以长期维持，东晋的疆域在司马聃时期仍达到极盛，涵盖长江流域、巴蜀及部分中原地区，史称“自元帝以来，版图未有若斯之广”。然而，桓温的军事扩张也使其权势膨胀，逐渐成为朝堂的实际掌控者。司马聃虽名义上是皇帝，却只能作为“礼仪性角色”参与王朝事务，目睹门阀势力（如庾氏衰落）与军事强臣（如桓温崛起）的权力更迭，自身却无实权。
亲政尝试：有限权力下的改革抱负与现实困境
升平元年（357年），14岁的司马聃完成“加元服”（成年礼）后，褚太后以“帝已成年，宜亲掌国柄”为由宣布归政，司马聃正式亲政。他试图通过改革改善民生、收复中原，展现出一定的政治抱负：
减轻赋税：下诏减免会稽、吴兴、义兴三郡（今江浙一带，东晋经济核心区）的赋税，免除拖欠的租粮，并鼓励农民垦荒，规定“新垦荒地三年内免租”，试图恢复农业生产、稳定民心。
提拔寒门：尝试打破门阀对官员选拔的垄断，任命太学博士王沉为著作郎、寒门文士虞喜为散骑常侍，意在培植忠于皇权的力量。
然而，这些举措因地方士族抵制（士族掌控大量土地，减税会损害其利益）与顶级门阀的反对（以“寒门无世家背景，难以服众”为由）而收效甚微，吏治调整最终仅以“象征性尝试”告终。司马聃的亲政，从一开始就带着“有限性”——实际权力仍被手握兵权的桓温与中枢门阀掌控，他的改革抱负在现实困境中化为泡影。
英年早逝：未竟的理想与东晋门阀政治的延续
升平五年（361年），司马聃突发急病，于五月病逝于显阳殿，年仅19岁，谥号“穆帝”，葬于永平陵（今江苏南京江宁区）。他的早逝让东晋再次陷入“皇位继承危机”——因无子嗣，朝臣最终拥立其堂兄司马丕（晋成帝之子）继位，是为晋哀帝；而桓温则借“皇位更迭”之机进一步扩大权势，为后续“废立皇帝”（废司马奕立司马昱）埋下伏笔。
司马聃的一生，是东晋门阀政治下幼主统治的典型缩影。他幼年登基，长期处于母后与权臣的掌控之下，亲政后虽有抱负却难以施展，最终英年早逝，未能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但从客观角度来看，他在位期间，东晋王朝在褚蒜子的临朝与朝臣的辅佐下，维持了基本的稳定，避免了因权力真空而陷入更大的混乱；同时，桓温的北伐行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北方政权南下的步伐，为东晋王朝的延续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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