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六十年（1795年），85岁的乾隆帝在养心殿举行了一场盛大的禅位大典，将皇位传给第十五子颙琰，改元嘉庆，自己则退居太上皇之位。这场看似主动让权的举动，实则暗藏玄机。从乾隆退位后的种种行为来看，他并非真正甘心退休，而是通过一系列操作，将权力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上演了一场“让位不让权”的权力游戏。
权力交接：名义退位，实则揽权
乾隆在宣布退位时，曾明确表示：“归政后，凡遇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诸大端，岂能置之不问，仍当勃几体健，躬亲指教，嗣皇帝朝夕敬聆训谕，可以知所察承，不致错失。”这段话清晰地表明，即便退位，乾隆仍要掌控朝廷的军国大事和官员任免，嘉庆必须每日到他面前接受训政。
在礼仪规格上，乾隆也处处彰显自己的特殊地位。他仍自称“朕”，其谕旨称“敕旨”；生辰称“万万寿日”，而嘉庆的生辰只能称“万寿日”，全国还要因乾隆过生日放假休息。文武官员进京朝见或离京赴任，都必须先到乾隆跟前聆听训示、恭请圣安，而嘉庆的礼仪规格则明显低于乾隆。
在居住方面，乾隆退位前为自己修建了气势恢宏的宁寿宫，但他并未搬离养心殿。养心殿自雍正时期起就成为清朝皇帝的寝宫，乾隆在此居住六十年，退位后仍以居住多年不适应为由拒绝搬离，方便文武大臣向他汇报和请示工作。而嘉庆则只能住在当皇子时期的毓庆宫，这一居住安排进一步凸显了乾隆对权力的掌控。
权力象征：玉玺与年号的博弈
玉玺是皇权的重要象征，乾隆在禅位大典前并不想交出代表皇权的玉玺。最终在大学士刘墉的据理力争下，乾隆才交出玉玺，但他又命人打造了一颗“太上皇帝之宝”的印玺，并规定皇帝批阅的奏折必须同时加盖太上皇玉玺和皇帝玉玺才能生效。这一举措削弱了嘉庆手中玉玺的权威性，变相将皇权继续集中在自己手中。
在年号使用上，嘉庆继位后改元为嘉庆元年，但在清宫内务府的档案中，仍能看到乾隆六十一年和六十二年的历书。直到乾隆去世，宫中仍在使用乾隆年号。同时，朝廷的铸钱局和各省的铸钱机构采用将“乾隆、嘉庆年号各半分铸”的方法，乾隆欣然接受，并未提出异议。这些做法都表明，乾隆在退位后仍试图通过年号来彰显自己的权威，不愿真正让出权力。
扶持权臣：和珅的崛起与权力制衡
为了更好地把控国家大权，乾隆大力扶持权臣和珅。在乾隆退位这三年多时间里，和珅达到了权力的顶峰，权倾中外，被当时人称之为“二皇帝”。乾隆上朝时，自己坐皇帝宝座，嘉庆坐在下首，和珅则侍立在乾隆旁边。文武百官上朝时跪拜皇帝，实际上是跪拜了乾隆、嘉庆、和珅三个人。
乾隆通过扶持和珅来压制嘉庆，使嘉庆在继位初期难以施展自己的抱负。嘉庆对和珅极为不满，但碍于乾隆的权威，只能隐忍不发。直到乾隆去世后，嘉庆才迅速除掉和珅，这不仅是因为和珅贪腐成性，更关键的是和珅在乾隆的扶持下骑在自己头上三年多，权势远超自己这个真正的皇帝。
镇压起义：巩固权力与展示权威
乾隆退位后，清朝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各地起义不断。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以张正谟、聂杰为首的白莲教聚众起义，从湖北渐渐蔓延至其他地区。同年九月，四川的徐天德、徐天寿兴兵，苗民起义也尚未平定。
面对这些起义，乾隆立刻叫来军机大臣商议对策。他凭借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军事才能，指挥清军进行镇压。一年之间，清军俘虏了大多数起义首领，并将一百余人斩首，首级悬挂于城门之上以儆效尤。乾隆通过镇压起义，不仅巩固了自己的权力，还向朝廷内外展示了自己的权威，让众人明白即便退位，他仍是清朝的实际统治者。
晚年生活：怀旧、纳妃与权力余威
除了在政治上牢牢掌控权力，乾隆在晚年生活中也处处彰显着自己的权威和特殊地位。他喜欢怀旧，退位后搬到了曾经居住过的毓庆宫，这里是他爷爷康熙专门为太子修建的府邸，承载着他许多美好的回忆。
在纳妃方面，乾隆即便已经八十多岁，仍纳了晋妃富察氏为妃。晋妃是大学士马齐的曾孙女，富察皇后的侄孙女。她的入选或许有嘉庆为了讨父亲欢心而故意选择富察家族女子的原因，但也从侧面反映出乾隆在退位后仍享受着皇帝的特权和待遇。
乾隆的“退休”生活并非如人们想象中的那般轻松惬意，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权力游戏。他通过一系列操作，在名义上退位的同时，将权力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继续影响着清朝的政治走向。这场权力游戏不仅反映了乾隆对权力的极度渴望和执着，也揭示了封建王朝权力交接的复杂性和残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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