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仁宗朝（1022-1063年）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高峰期，其间涌现出范仲淹、欧阳修、富弼等名臣，而章得象作为仁宗朝第十一任宰相，以“清忠无所附”的品格成为这一时期政治生态的重要注脚。君臣二人以信任为纽带，在打破南方士人任相禁令、整顿边备、应对党争等关键事件中，共同书写了北宋中期政治的独特篇章。
一、破例拜相：打破南方士人任相禁令的信任基础
宋太祖赵匡胤曾立下“后世子孙无用南士作相”的祖训，这一政治禁忌在仁宗朝被首次突破。宝元元年（1038年），仁宗力排众议任命章得象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其核心依据在于章得象“清忠无所附，且未尝有所干请”的政治品格。据《宋史》记载，仁宗曾直言：“向者太后临朝，群臣邪正，朕皆默识之。卿清忠无所附，且未尝有所干请。今日用卿，职此也。”
这种信任源于章得象长期的政治表现：
不附权贵：在刘太后临朝时期，宦官势力猖獗，但章得象任翰林学士十二年间，“每遣内侍至学士院，必正色待之，或不交一言”，甚至在太后欲为其亲长“夺服”（强制留任）时仍坚持守制，展现出不畏强权的政治操守。
廉洁自守：章得象在中书省任职八年，“宗党亲戚，一切抑而不进”，其侄章望之求举“贤良方正”被严词拒绝，但同时又能唯才是举，推荐同邑人张泌进《经国远献十篇》，后官至刑部尚书。
务实能力：在处理京西路水灾时，他提出“减京畿夏、秋税，并贷粮度荒”的救灾方案；针对宋夏边境军籍虚耗问题，他整顿军籍、征兵补伍、购置马匹、修缮城池，形成完整的边备体系。
二、边备整顿：君臣共治下的军事改革实践
景祐至宝元年间（1034-1038年），宋夏战争爆发前夕，仁宗将处理军政大事的权力完全交给章得象。这一安排体现了仁宗对章得象行政能力的深度信任，也折射出北宋中期“守内虚外”政策下的战略调整。
章得象的边备改革呈现三大特点：
系统性：从整顿军籍到征兵补伍，从购置马匹到修缮城池，形成“兵-马-城”三位一体的防御体系。
务实性：针对西夏散布谣言制造摩擦的阴谋，他暗派密探查实情况，避免君臣猜忌；面对拓跋叛宋的边疆危机，他主张“按兵不动以养士气”，避免陷入两线作战困境。
妥协性：在庆历四年（1044年）宋夏和议中，章得象虽无回天之力，但通过裁减冗费保证军费开支，为北宋争取到战略缓冲期。
这种改革逻辑与仁宗“欲有所作为而力不从心”的政治心态高度契合。仁宗曾锐意启用范仲淹、韩琦等人推行庆历新政，但对章得象始终保持“用人把关”的期待，要求其“为朕把好用人这一关”。这种分工模式，既保证了改革派的政治空间，又维持了朝廷的基本稳定。
三、庆历党争：君臣默契下的政治平衡术
庆历新政（1043-1045年）期间，章得象的保守态度引发争议。当范仲淹、富弼等人因改革被贬时，御史孙抗十次上奏弹劾章得象“无所建明”，但仁宗始终未予采纳。这种政治默契的背后，是君臣双方对北宋官僚体系深层矛盾的清醒认知。
仁宗的制衡考量：作为北宋“祖宗之法”的坚定维护者，仁宗深知改革可能引发的派系斗争。他任用章得象这类“清忠无所附”的孤臣，正是为了平衡改革派的激进倾向。史载仁宗曾评价章得象“深厚有容，度量宏廓”，这种性格特质使其成为稳定朝局的关键人物。
章得象的中庸之道：面对新政，章得象采取“既不热心也不反对”的态度，既未阻挠改革举措，又避免卷入党争漩涡。这种政治智慧使其在庆历五年（1045年）新政失败后得以全身而退，以检校太傅、同平章事外任镇安军节度使。
历史的双重评价：后世对章得象的保守态度多有批评，但若置于北宋政治生态中观察，其“不植私、不援党”的品格恰是维持官僚体系运转的重要黏合剂。正如《宋史》所言：“得象为相八年，无显著政绩，然清正自守，足为百官楷模。”
四、君臣终章：超越功业的政治遗产
庆历八年（1048年），章得象致仕归乡，仁宗破例亲临祭奠，追谥“文宪”（后改谥“文简”），并赐银三千两治丧。这种超规格礼遇，既是对章得象个人品格的褒奖，也是对君臣关系的高度肯定。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仁宗与章得象的互动模式，折射出北宋中期政治的三大特征：
制度信任：通过打破南方士人任相禁令，完善了科举取士与官员考核体系；
能力本位：章得象从地方官到宰相的升迁轨迹，体现了北宋“宰相须用读书人”的用人传统；
政治伦理：君臣双方以“清忠”为纽带，构建了超越功业评价的政治伦理范式。
当章得象的灵柩返乡时，闽江两岸自发相送者数万人。这位“无所建明”的宰相，用四十六年的政治生涯证明：在皇权与官僚体系的博弈中，清正自守的品格与务实稳健的行政能力，同样可以铸就历史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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