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今天有人不知道莎士比亚，不管他属于哪个国家，那让我们先鄙视一下，他一定是个没读过书的人，需要脑补。在群星闪耀的世界文学天空，莎士比亚是一颗巨星。我们这一代的阅读史，就是一个戴着意识形态眼镜的批判史，但在我的记忆中，即使在前苏联号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莎士比亚，即使在文革中将全部世界文学都打倒的时候，也没有人写过文章批判莎士比亚。

　　然而，有一个作家就敢站出来狠批莎士比亚，他就是托尔斯泰，世界文学星图上另一颗耀眼的巨星。也只有他有这个资格，把莎士比亚贬得一钱不值。在他75岁高龄写的一篇文章中，他直言莎士比亚的剧作毫无是处，琐碎浅薄，东拉西扯。莎士比亚的思想是混乱的，人物性格是不连贯的，情节是不合逻辑的，人物语言也不是实际生活中的语言。总之，莎士比亚既没有刻划人物性格的能力，也没有写对白的能力。

　　最让托尔斯泰鄙夷的是，莎士比亚对人生采取的是看透一切的态度，没有值得一提的思想或信念，不讲道德和世界观，将不公正的社会等级视作天经地义。托尔斯泰搞不明白，为什么全世界有那么多人喜欢莎士比亚?他得出的结论是，全世界人都被欺骗了!

　　托尔斯泰是个关心社会的人，所以他批评莎士比亚不关心社会问题，但他的此番言论却遭到英国作家奥威尔的反驳。如所周知，写出《1984》的奥威尔是一个更加关心政治的作家，唯其如此，他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应当比托斯泰理解得更准确。奥威尔承认，按照托尔斯泰自身的逻辑，他的批评是有道理的，莎士比亚的确不讲情节的一贯性，他的人物就像大多数英国人，“虽然有行为准则却没有世界观”。

　　奥威尔这句话深刻表明了英国人的性格与其政治文明的关系，他觉得没有世界观的英国人没有什么不好。正如英国学者赫斯勒特所言：“我们都是哈姆莱特。”但这种性格却成了托尔斯泰最反感莎士比亚的地方，作为俄罗斯精神的代表，他强调世界观在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而莎士比亚却总是对一切都兴致盎然，在托尔斯泰眼里，这是“一种对实际生活过程感到谈不上愉快而只是兴趣的倾向”。言下之意，莎士比亚不可能写出生活的本来面目。从他们的分歧中，我们可以看出英国与俄国采取的不同的历史道路。

　　这里还产生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什么是伟大文学作品的标准?

　　托尔斯泰采用的文学标准是真诚和真实，厌恶庸俗，这也是他那个时代俄罗斯知识分子的道德标准。比如，在《伊里奇之死》中，伊里奇这个人物就活得不真实，所以他痛苦，想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而在英国人看来，自然就是真实。如诗人约翰生称，莎士比亚是独一无二的自然诗人，是共同人性的真正儿女，他认识到有节制的情欲会导致幸福，而过度的情欲会导致灾难，其人物都是受这些具有普遍的感情和原则影响的结果，这些感情和原则能够震动各种人的心灵。

　　另一位性格接近盎格鲁理性的德国大诗人歌德也说，他只想和莎士比亚生活在一起，莎士比亚是个美妙的万花筒，没有比他的人物更自然的了，他写的是“自然的真实”。的确，莎士比亚对生活多样化的同情，恰恰是出于高贵的情怀。他的剧作并非没有中心主题，如《麦克白》写野心，《奥赛罗》写嫉妒，《李尔王》写权欲和背叛，《哈姆莱特》写思想与行动的关系。

　　换言之，莎士比亚的剧作表现的都是普遍的人性，如慷慨或贪婪、英勇或怯懦、诚实或狡狯、节制或野心。就此而言，一个读过并思考过莎士比亚作品的人，不会庸俗到哪里去。

　　这个颇有意思的争议其实也显示了时代的价值观念变化，莎士比亚时代的幸福、美德、力量、智慧等价值标准，随着浪漫主义潮流的兴起，变成了动机、真诚和心灵纯洁，由此造成了文学观念的变化。如果说，莎士比亚是通过快乐来告诉世人什么是真善美，而托尔斯泰则不是这样，他是俄罗斯的弥赛亚情节与西欧的浪漫主义的结合，要通过痛苦来告诫世人什么是真善美。

　　自从席勒提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之后，文学家就可以大致分成两类。按照以赛亚·伯林的说法，一种文学家是只对一个中心思想感兴趣的刺猬，另一种文学家是对所有事物都感兴趣的狐狸。托尔斯泰是前者，莎士比亚则是后者。用歌德的话说，莎士比亚告诉人们：“我们称之为恶的东西，只是善的另外一个面，对善的存在是不可缺少的，与之构成一个整体，如同热带要炎热，拉伯兰要上冻，以致产生了一个温暖的地带一样。”

　　波兰哲学家科拉科夫斯基有一个更明晰的划分，他认为欧洲观念史上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思维模式，一种是牧师思维，认为事物背后存在着一个终极原因;另一种是弄臣思维，对一切终极原则都表示怀疑。托尔斯泰是牧师，莎士比亚则是弄臣。在经历了牧师的绝对思维控制之后，弄臣的怀疑与反讽曾成为前东欧的文学主流。而在西欧，后现代作品表现得同样是终极价值世界崩塌后的自我嘲讽。

　　也许，在对存在的根本看法上，世界文学正在从托尔斯泰回归莎士比亚。

　　由此看来，哈姆莱特的犹豫就不是性格上的弱点了，既不是歌德所说：“一件伟大的事业担负在一个不能胜任的人的身上”，也不是柯勒律治所说，过多的“精力全花费在作决定上，反而失却了行动的力量”，而是哈姆莱特面对一个人类的永恒问题产生了怀疑：我们称之为恶的东西，是否只是善的另外一面，对善的存在不可缺少?

　　记得少年时读到田汉的话剧，其中一个人物引用了哈姆莱特的名言：To be or not to be，that’s the question。心里就有一种震动，隐约感到其中包含了生命中的全部疑问和选择。后来读到朱生豪的译本，这句话翻译成“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显然，朱先生只是译出了这句话的部分意思。这个翻译例子不过是再次表明了莎士比亚这句话的真确性：一百个观众就有一百个哈姆莱特。

　　今天，我们当然不会再像莎士比亚那样去看待人类、社会与政治，对待托尔斯泰也是一样。但是，他们对人性的弱点都有着深刻理解，同时对人类抱有希望。如果不是表现了永恒的人类问题，他们的作品不可能常存于世。

　　为此，我们必须既向莎士比亚致敬，同时也要向托尔斯泰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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