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兴九年（231年）春，诸葛亮第四次北伐祁山。箕谷战场，蜀军先锋陈式率五千精兵贸然突进，遭遇魏军伏击，最终仅存四百余人。这场惨败不仅让蜀汉折损近半兵力，更让诸葛亮以“违令冒进”之名将陈式斩首示众。然而，与陈式同犯军令的魏延却得以全身而退。这场看似矛盾的处置，实则折射出北伐军中严明的法度、将领间的权力暗战，以及诸葛亮在军事纪律与人才保留间的艰难平衡。
一、违令冒进：箕谷惨败的直接导火索
诸葛亮第三次北伐时，曾明确下令“箕谷道险，须待大军齐至，方可进兵”。然而，当邓芝持节传令至箕谷前线时，陈式却公然质疑：“丞相多疑，今魏军衣甲毁坏，正可急进破敌！”尽管邓芝搬出马谡失街亭的前车之鉴警告，陈式仍冷笑回应：“丞相若足智多谋，何至失街亭？”遂率五千兵马强行突进。
这场冒险的代价极其惨重。魏军早有准备，在箕谷两侧设下伏兵，蜀军遭遇三面夹击。据《三国志》记载，陈式所部“士卒离散，器械尽失”，五千人最终仅存四百余，几乎全军覆没。这场败仗不仅暴露了陈式对战场形势的误判，更直接违反了诸葛亮“稳扎稳打”的军事方针。
二、挑战权威：言语僭越激化矛盾
陈式的“死罪”不仅在于战场失利，更在于其对诸葛亮权威的公然挑衅。在箕谷战前，他与魏延的对话已显端倪：
魏延讥讽：“丞相若听吾言，径出子午谷，此时休说长安，连洛阳皆得矣！”
陈式附和：“吾自有五千兵，径出箕谷，先到祁山下寨，看丞相羞也不羞！”
这种将领对统帅决策的公开质疑，在等级森严的古代军中堪称大忌。诸葛亮在《将苑》中明确强调：“将之器，能用众也。”而陈式的行为，恰恰动摇了蜀军“如臂使指”的指挥体系。更严重的是，战败后陈式与魏延互相推诿责任——陈式称“魏延教我行来”，魏延则反咬“陈式不听号令”。这种甩锅行为，进一步坐实了陈式“违令抗命”的罪名。
三、权衡利弊：诸葛亮“舍卒保车”的深层考量
面对同犯军令的魏延与陈式，诸葛亮的选择耐人寻味：他仅斩陈式，而留魏延性命。这一决策背后，是蜀汉人才匮乏的现实与军事纪律的双重考量。
1. 魏延的不可替代性
魏延是蜀汉后期唯一能独当一面的大将。他镇守汉中十年，创“实兵错守”之法，使曹魏不敢轻犯；北伐中屡建战功，如阳溪大捷破费曜、郭淮。诸葛亮虽知魏延“性矜高”，但“深惜其才”，认为“若留之，后必为用”。相比之下，陈式虽在正史中有攻克武都、阴平的战功，但其军事才能与战略价值远不及魏延。
2. 陈式的“替罪羊”属性
陈式之死，某种程度上是诸葛亮为整肃军纪树立的典型。北伐初期，蜀军曾因马谡失街亭、李严运粮不力等事件屡遭挫败，军心浮动。此时斩杀陈式，既能严明“违令者斩”的法度，又能避免直接处置魏延引发军中动荡。正如《三国志》评曰：“亮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
3. 权力结构的微妙平衡
魏延背后是荆州集团与益州本土势力的结合，而陈式出身较低，在军中根基较浅。诸葛亮通过“杀陈式、留魏延”，既维护了自身权威，又避免了与军中实权派彻底决裂。这种“抓大放小”的策略，体现了其作为政治家的现实考量。
四、历史回响：军纪与人才的永恒命题
陈式之死，在后世引发了持久争议。支持者认为其“违令当诛”，反对者则质疑诸葛亮“执法不公”。但若置于三国格局中审视，这一事件实为蜀汉生存困境的缩影：
军纪严明：诸葛亮以“法家”治军，强调“科教严明，赏罚必信”，陈式案是其“依法治军”的典型案例。
人才匮乏：蜀汉“将帅非才”，除魏延外几乎无可用之将，迫使诸葛亮在纪律与人才间艰难抉择。
政治智慧：诸葛亮通过“杀一儆百”巩固权威，同时保留核心战力，展现了其作为战略家的深远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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