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能创造贞观之治靠的是什么，不清楚的读者可以和趣历史小编一起看下去。
李世民的贞观年间，从综合国力而言，也许不是中原王朝最强大的时期，但一定是政治最清明、社会最和谐、对外战略最主动的黄金年代。
毕竟在数千年的历史上，能做到“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除了贞观年间，也许只有战国时期商鞅变法后的秦国，但那是在空前惨烈的严刑峻法之下达成的;而李世民的思路则是“去奢省费，轻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即由内自外主动实现了大治;
同时，这一时期中原王朝秉承主动出击的对外战略，不劳师动众，时常以精兵强将发动突然袭击，将敌人扼杀在萌芽状态，跟其他大部分王朝相比完全是两种状态;
再者，在封建时代朝廷中常见的党同伐异、拉帮结派、互相倾轧的内耗模式，几乎与贞观年间绝缘，这在高度人治的时代几乎是独一无二的案例。
这一盛世是如何创造的?对于这个浩大的课题，李世民本人亲自编写的《帝范》中有过系统论述，后来的史学界更有层出不穷的系统论证。作为一名历史爱好者，结合如今的所见所得，个人认为最关键的、也是对当下最有借鉴意义的诀窍在于：能够容纳不同意见。
隋文帝杨坚的开皇之治，给儿子杨广留下了这样一个王朝：人口超过八百九十万户、财力富足，“中外仓库，无不盈积...京司帑屋既充，积于廓之下”，钱、物多得堆在屋檐之下，杨坚甚至多次免收全国的赋税;军力鼎盛，突厥称臣、南陈被灭，结束了近300年的分裂;人才济济、名臣满朝，各个领域都有顶级人员供皇帝选用......
杨广接手的遗产，估计会让很多帝王都眼红不已：我咋没遇上这么好的老爹啊!
而且，杨广本人也堪称卓越，他“美姿仪，少敏慧”，又帅又聪明、才华横溢，“好学，善属文”，曾持续20年率领大批顶尖文人修书，天文地理、三教九流无不精通;他的《春江花月夜》，为张若虚的同名作品提供了灵感来源：
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夜露含花气，春潭漾月晖。汉水逢游女，湘川值二妃。
他留下的《隋炀帝集》，被李世民大赞“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可谓词意俱佳、饱含治国之道;同时在他当藩王期间，曾作为统帅南征北战，讨伐突厥、平定南陈，可谓文武全才。
个人条件如此耀眼的帝王，如无意外，一定能够带领隋王朝创造封建王朝的新巅峰。
而杨广确实出手不凡。他修长城、经营西域、开运河、征高句丽、建东都......从长远看，这些项目都没什么问题，甚至还是利国利民之举。比如修补长城，这是历代王朝的常规项目;修运河，极大提高运输能力、打通南北经济命脉、提高军事机动水平、强化赈灾应对机制......这一项目直至今日仍不过时;通西域、征高句丽，更是中原王朝的祖传战略。
但他的问题，就是步子迈得太大了，干事是要花钱、用人的，上述任何一项单拎出来，都是足以让其他王朝吃不消;但咱们的霸道总裁杨广偏偏就是要在有限的十几年间，干别人一个王朝持续百年都不敢做的事情。最终的结果，必定会导致“步子太大扯着DAN”。
然而，并不是没有人劝阻过杨广，问题是他自以为绝顶聪明，那些持不同意见的大臣在他看来都是些目光短浅之辈，或者是存心想阻碍自己的宏图伟业，结果就是，这些人都没好果子吃。
比如隋文帝时期的头号宰相高颎、礼部尚书宇文弼、灭陈名将贺若弼等人曾吐槽隋炀帝对待突厥过于优厚、修建长城过于激进等等，结果仨人全部被以“妄议朝政”为由诛杀;崔民象劝他不要巡游江都，惨遭卸掉下巴、随后斩首。
就像魏征说的那样，隋炀帝“恃其俊才，骄矜自用”，在他眼里只有自己是对的，听不得任何不同意见。这么一来，也就没人愿意再跟他唱反调，结果就是隋朝慢慢的走向绝路。
而这也给了李世民深刻的教训，他即位之初，有事没事就研究杨广的为政得失，时不时找一些前朝老臣探讨隋王朝灭亡的原因，并得出了一个深刻的结论：“前事不远，吾属之师也!”
因此，他在处理与臣子关系方面，几乎是跟杨广反着来的。
贞观元年，李世民就遇到了一个大问题。由于常年征战，经历了无数血流成河、人头滚滚的场面，他自带一股不怒自威的气势，所谓“神采英毅”，群臣进见，大多手足无措，更别说提什么意见了。李世民知道后，不得不刻意和颜悦色，几乎是哄着大臣们提意见。
他甚至还吓唬臣子们，如果不提意见会有什么严重后果：“如果皇帝刚愎自用、自以为是，大臣阿谀逢迎，皇帝固然会丢掉江山，但大臣难道就能独善其身?当初虞世基等人对隋炀帝阿谀奉承、求得荣华富贵;但炀帝被杀后，这些人也难逃一死”。也就是说，大家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为了集体利益，必须“用此为戒，事有得失，毋惜尽言”。
我们都知道李世民军事能力一流，但实际上他的文化水平、反应能力更是顶级，有时候控制不住自己，就很容易辩得臣子们哑口无言、面红耳赤。但这种能力对人君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
有一天，他就奇怪地问魏征：“众大臣的上书多有可取，但跟我当面讨论时却经常语无伦次，这是怎么回事?”
魏徵回答：“据我了解，各部门为了上奏章，常常思考几天;但到了陛下的面前，却连1/3的想法都没能表达出来。陛下如果不足够和颜悦色，他们哪敢畅所欲言呢!”
于是李世民接见大臣时，更加和蔼可亲，多次以隋炀帝为反面典型来安抚大臣：“隋炀帝性情多猜忌，每次临朝与群臣相对多不说话。朕则不是这样，与大臣们亲近得如同一个人。”
我们时常赞叹魏征的敢言直谏，毕竟在封建时代，能够把皇帝怼得面红耳赤实属罕见，但这真的是因为魏征胆子够大吗?对此，魏征自己看的很清楚：“陛下导之使言，臣所以敢谏，若陛下不受臣谏，岂敢数犯龙鳞?”皇帝愿意听不同意见，才是魏征敢提意见的根本原因;否则，如果面对的是杨广，魏征即使有100个头也不够砍的。
当然，要鼓励人们提不同意见，光靠皇帝本人的觉悟还是不够的，为此，李世民还创立了两项制度加以保证。
一是谏议制度：
自今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入议事，皆命谏官随之，有失辄谏。
这项规定发布于贞观元年，意思是：中书、门下两省以各部门三品以上官员参见皇帝时，必须让谏官贴身盯着，言语有不合理、不符实际、溜须拍马等情况时，谏官必须立即开喷，不准留什么面子;
二是“五花判事制”：
凡军国大事，则中书舍人各执所见，杂署其名，谓之五花判事
这也是贞观年间的一大创造。中书舍人是中书省负责起草文书的人员，涉及到军国大事时，他们必须在文件上写下自己的不同意见，以避免某个人的主观意见左右大局。这是以制度的形式，鼓励官员们表达不同意见。也正是这个原因，此后唐王朝的决策“鲜有败绩”，极少失误。
那么，李世民就没有犯错的时候?当然有，而且还不少，但他还有个最难得的优点：愿意承认错误、改正错误。
比如在公元630年灭掉东突厥后，关于如何处理突厥人，唐朝廷内部有两种意见。
一是以温彦博为代表的“吸纳”派，他们认为应当像汉光武帝那样，允许突厥内南迁，与汉人混居，作为北方的屏障;
而魏征则属于“回迁”派，他以西晋时期的情况为例，当初晋武帝司马炎拒绝郭钦、江统将胡人迁回故地的建议，结果没多久就爆发了“五胡乱华”事件。
综合考虑下，李世民最终选用了温彦博的建议，允许突厥人内迁。
但到了公元639年，就爆发了结社率叛乱事件，晋王李治几乎被绑架、数十名卫士被杀。其后陆续有大臣表示，突厥人留在中原有很大隐患，李世民则也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朕不用魏征言，几致狼狈”，其后按照当初魏征的思路，将突厥人北迁。
还另有一起案例。公元634年，李世民下诏，聘取郑仁基子女为充华(妃嫔称号)，在诏书已经拟好，并且已经交付使者、即将送出之际，魏征上表称，听说这名女子已经给士人陆爽了。李世民知道后大惊，立即收回诏书，并且下诏表示自责。
对于魏征，李世民也做出过激愤之举。在公元643年，侯君集涉嫌谋反被杀后，李世民想起当初魏征多次向自己拍着胸脯推荐侯君集的往事，不禁气愤不已，下令推倒了自己亲手为魏征写的墓碑。
但到了公元645年，在远征高句丽未达成目标后，他又想起了魏征的好：“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如果魏征活着，一定会阻止我此次出征。于是他立即令人前去为魏征重新立碑，并以“少牢”的规格加以祭祀，同时魏征的妻子儿女也得到了特殊关照。
在封建时代，皇权几乎是至高无上的存在，违背帝王的意见，等同于“逆龙鳞、抚虎须”;帝王鼓励大臣们提不同意见的情况，甚至不惜为此设立制度，在数千年中极为罕见。同时，所谓天子一言九鼎，皇帝是没有错的，如果确实犯了错，但为了维护皇权的威严，君臣往往会出奇一致的将错就错。相比较之下，贞观年间就显得愈发可贵。
我们讲历史，目的不是为某个皇帝吹马屁、唱赞歌，而是为我们如今提供可供借鉴的经验。在当今社会，在一些企业中，“领导总是对的”的观念仍大行其道，为了所谓的权威，不允许任何唱反调的情况出现;如果出现决策失误，那就摇身一变成了集体失误，不惜在一条道上走到黑。
李世民虚心接受不同意见，甚至主动改正自己的错误，那他的尊严受到损害了吗?没有，他仍是公认的中国历史上低级帝王之一，也是后世无数皇帝的偶像。同样的，现代组织中鼓励不同意见，不仅不会损害领导权威，反而是促进一个机构、企业进步的有力保障，反过来会提升组织的凝聚力、竞争力，以及领导者的向心力。说白了，就是所谓的潜规则、官本位心理作祟，这也是影响时代进步的障碍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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