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趣历史小编为大家带来了一篇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清谈家的文章，欢迎阅读哦~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清谈家，成了那个时代的符号，竹林七贤的大名更是流传千年。那么，这些人为什么热衷于空谈、不干实事呢?对于这个问题，笔者以前看过一篇文章，说是这些士大夫们不满当时黑暗的封建政治，所以空谈避世、游离于世俗之外;也就是说，这些清谈家都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世外高人。

　　笔者只想送给对上述这种说法一个字：呸!魏晋南北朝的士人之所以坐谈空苦、不干实事，是因为他们作为既得利益者，关心家族利益过于政权安危，在意个人得失远超百姓疾苦。为了避免给自己的利益带来负面冲击，他们选择了“清谈”这种名利双收的处事模式。

　　清谈起源于东汉末年，当时确实是出于躲避迫害

　　东汉时期，发生了好几起“党锢之祸”。恒、灵二帝在位时，宦官专权的情况愈演愈烈，他们公开拉帮结派、卖官鬻爵、兼并土地，导致政治日益腐败，由此导致了士大夫、贵族阶层的强烈不满。

　　为了改变这一局面，相对清正的外戚联合朝野的士大夫阶层，与宦官针锋相对、激烈对抗。他们多次向皇帝上书，请求清除宦官乱政的不正之风，同时也得到了民间的大力声援。

　　但所谓谄谀易合、正直难亲，相对于士大夫阶层，皇帝更加信任身边的奴才——宦官。在汉恒帝时期，大量官员因此被贬、被捕、被杀，并被称为“党人”，即结党营私。到了公元167年，汉恒帝终于大赦天下，许多被禁锢的党人恢复自由，但从此贬回乡里，终生不得为官，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

　　汉灵帝即位后，这一情况仍未得到改观，甚至发生了第二次党锢之祸，大量官员、士大夫被诛杀。直到黄巾起义爆发后，出于对政权稳定的担心，汉灵帝汉才大赦天下，免除了对大部分党人的禁锢。

　　而为了躲避宦官的迫害，那时的很多士大夫不再参与政治，转而醉心于“清谈”，即不谈俗事(国事、民生、执政之道等)，只聊关于老庄之术的相关理论问题，并进行逻辑分析、辩论，直至分高下。

　　但随着东汉大乱的到来，这些士大夫们身上的“迫害”随之消失了。

　　三国时期，士大夫阶层翻身做主人

　　在平定黄巾起义的过程中，地方豪族靠着强大的人力、财力影响力，纷纷组织自己的武装，并逐渐演变为地方军阀;而到了公元189年，汉灵帝病死后，执掌朝政的外戚何进意图诛杀宦官，却反被对方所害;出身豪族、四世三公的官员袁绍领兵进宫把宦官杀戮殆尽，终于一举结束了持续数十年的外戚、宦官专权。

　　此后，随着董卓进京、朝政旁落，各地的州牧、刺史、太守门纷纷拥兵自重，他们联合当地豪族，各自为政，拉开了军阀割据、连年混战的时代大幕。

　　而熟悉三国的朋友们都知道，当时的各股军阀，背后都离不开当地世家大族的认可和支持，无论是袁氏，还是江东孙氏，乃至曹操、刘表等等，实际上都是一方豪强的利益代言人。此时的士大夫阶层，终于一跃成为了时代的“弄潮儿”，再也不用遭受宦官的欺压。

　　到了曹丕时期，随着“九品中正制”的确立，实际上已经把政权与世家大族挂钩、打包，成了一条绳上的蚂蚱。但没了迫害，士大夫们仍离不开清谈，不过一度处于曹氏的压制之下。

　　随着魏明帝曹睿去世，何晏、邓飏等人辅佐曹爽掌握朝政后，再次将清谈推向了新的高峰。史书称，何晏、邓飏沉迷老、庄之书，整天和夏侯玄、王弼等人“竞为清谈，祖尚虚无，谓《六经》为圣人糟粕”。

　　这些大佬们的行为，看似无比高雅、风轻云淡，还可以远离国计民生大事的折腾，极大契合了文人的心理;更何况，通过这种活动，还能结识同道中人、开启飞黄腾达之路，于是瞬间在士大夫阶层中激起了巨大反响：

　　由是天下士大夫争慕效之，遂成风流，不可复制焉

　　西晋开始，清谈家掌握了朝政大权

　　司马氏掌权后，清谈家更迎来了黄金时代。大名鼎鼎的“竹林七贤”：嵇康、阮籍、阮咸、山涛、向秀、王戎、刘伶，成了这一群体的代表;他们的特殊符号，除了清谈，还有游山玩水、饮酒作乐、才华横溢，以及一些离经叛道、惊世骇俗的言行

　　那么，你以为竹林七贤都是不理俗事、超然物外的清高之人?刚好相反。这些人绝大部分身居要职，甚至是仆射级别的朝廷肱股之位：

　　山涛比较优秀，他历任尚书吏部郎、侍中、吏部尚书、太子少傅、左仆射等，长期主管官员选拔，成了晋武帝司马炎眼前的红人;

　　阮咸，则先后担任散骑侍郎、始平太守，也是高级官员;

　　向秀，也曾任黄门侍郎、散骑常侍;

　　王戎出身大名鼎鼎的琅琊王氏，世袭父亲的爵位、一出场即惊艳，其后更是当过刺史、吏部尚书、太子太傅、中书令、尚书左仆射等高官;

　　阮籍担任步兵校尉，享受了司马昭的多次保护。

　　只有俩人比较例外。一是嵇康，山涛曾举荐他担任吏部侍郎，但这位老兄却以故意侮辱商汤、周武王来体现自己对朝廷的不屑。当然，这属于赤裸裸的找死，司马昭痛快的满足了他。而刘伶曾在王戎幕府下任参军，后来因为工作表现差劲被罢免，其后他可能对工作产生了恐惧，多次喝酒避免征召。

　　热衷于营私、不问国事，清谈家对西晋灭亡负有重大责任

　　那么这些人身居要职，平日里干啥呢?看几个例子：

　　王戎贵为三公，却从未在匡扶朝廷、安抚黎民等方面进行过哪怕一丝的努力。他热衷于游山玩水、点评人物、进行辩论。至于提拔官员，他只采取一个标准：是否有名。同时，他还有一个最大的爱好：经商。家族产业遍布全国各地，他甚至不厌其烦亲自记账;为了避免自家的优良李子品种外流，他让人把每个李子都钻核后才出售。

　　山涛则热衷于占地。公元267年，他被人以侵占公田之罪举报，但晋武帝司马炎竟然对此一笑了之。公田都敢占，老百姓的田会是什么下场?

　　后来，王戎的堂弟王衍担任尚书令后，他完美继承了堂哥的作风，视曹魏时的何晏为精神导师，将清谈发扬到新的境界，以至于当时的士大夫“皆以浮诞为美，弛废职业”。

　　而在八王之乱的过程中，这些身居要职的清谈家普遍采取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随波逐流，没有对匡扶朝政进行过任何努力。甚至在匈奴人刘渊起兵、各地战乱频发之际，王衍首先考虑的仍是家族利益，他以职务的便利，安排弟弟王澄为荆州都督、族弟王敦为青州刺史，以实现“足以为三窟”的目的。

　　依靠这样的一群达官显贵治国，西晋王朝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

　　公元311年，东海王司马越在讨伐匈奴刘渊的途中病死，将十万大军交给了王衍。但后者却放弃平乱，转而护送司马越的灵柩返回东海国。不久后，他们一行被羯族将领石勒追上，晋军十余万将士被方“围而射之”，没留下一个活口，王衍等官员被俘虏。

　　接下来，石勒与这些西晋大员侃侃而谈，研讨西晋衰落的原因。王衍发挥嘴炮本色，全程强调自己对官场毫无兴趣，这事与自己无关。

　　但石勒不是清谈家，不会被这一套忽悠，他这样回复王衍：

　　君少壮登朝，名盖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无宦情邪!破坏天下，非君而谁!

　　石勒虽出身奴隶、文化水平不高，但这句话没有说错：天下被破坏，不怪你们这些人怪谁?其后他甚至感叹：“吾行天下多矣，未尝见此辈人!”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其后命人把王衍等人砸死，留了一个全尸。

　　但是，晋王朝南迁后，世家大族仍保持着对朝政的掌控，王与马、共天下，司马家名为皇帝，但掌权的永远是王家，也就后来崛起的谢家、桓家能与其抗衡一时。他们仍旧将家族利益放在第一位，从来没有考虑过王师北定中原，甚至对致力于恢复旧土的祖逖等人大加阻挠。这些家族对朝政的影响力，直到唐太宗、武则天时期，全面推广科举制后才被彻底消除。

　　这应了一句话：空谈误国。将个人与家族利益凌驾于全体利益至上的清谈家们，对魏晋南北朝的乱局负有头号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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