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中郎全集》,24卷,明袁宏道诗文集。

　　袁宏道 (1568—1610),字中郎,亦字无学,号石公,又号六休、石头道人。明代文学家。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宏道少年即能文,结文社于公安城南,自为社长。21岁举于乡,25岁成进士,先后两次出仕,曾官吴县知县、顺天府学教授、国子助教、礼部主事,乞假归;复职后,又调任吏部主事,升员外郎,终以郎中归里,只活了43岁。

　　袁宏道一生著述甚勤,其创作诗文大部手自编集,自印或友人刻印分赠师友;其自印书现已不存。今天能见到的明代刻本有: ①吴郡袁叔度书种堂万历刊本7种,即 《敝箧集》2卷,《锦帆集》4卷 (附《去吴七牍》)、《解脱集》4卷,《瓶花斋集》10卷,《广庄》1卷,《瓶史》1卷,《潇碧堂集》20卷,总称“袁中郎七种”,袁中道称为“精而不备”之本。②绣水周应麟校刊《袁中郎十集》,万历年间刻,计收 《广庄》1卷、《敝箧集》2卷、《破研斋集》 3卷、《广陵集》 1卷、《桃源咏》1卷、《华嵩游草》2卷、《瓶史》1卷、《觞政》1卷、《狂言》2卷、《狂言别集》2卷;此中收入袁中道曾指出的坊间赝品《狂言》2种,为不精之本。③何伟然编《梨云馆类定袁中郎全集》24卷,万历四十五年大业堂刻,诗文分体合编;清同治间有袁宪健、袁照复刻本。④袁中道编《袁中郎先生全集》23卷,分体合编,万历四十七年刻,为现存最可信之本。⑤《袁中郎未刻遗稿》2卷,为《三袁先生集》之一,万历、天启间刊。⑥陆之选编 《新刻钟伯敬增定袁中郎全集》40卷,崇祯二年佩兰居刊,分体合编。所收篇目最全,也最流行。另外,《明史·艺文志》 著录 《袁宏道诗文集》为50卷,未见此本。宏道尚有多种佛学著述,《宋镜摄录》(今不存)、《西方合论》10卷(今存顺治四年周之夔刊本、八年释智旭评本,日本大正新修 《大藏经》即收进周氏刊本) 等,还有 《公安县志》 30卷(今不存)。《四库全书》仅收录 《觞政》和 《瓶花斋杂录》2种。明末、清初人多种选集中亦收有宏道部分诗文。⑦三十年代上海多家书店重刊袁宏道诗文集,时代图书公司排印标点本《袁中郎全集》6册为最重要。⑧今人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3册,就各本作了文字校勘,重编为55卷,并附有关研究资料3卷,可称完备。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袁宏道是晚明新起的“公安派”文学运动的领袖人物,在诗文创作和理论上都有过一定贡献和影响,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他自己的位置。“公安派”,即袁宗道、宏道、中道三兄弟,所谓公安三袁,是这一新文学运动的发起人和中坚,故以他们的出生地里命名。明代文学,从馆阁体的衰落以来,近百年中先后 “七子”,即李梦阳、何景明等人的 “前七子”,李攀龙、王世贞等人的 “后七子”,都主张 “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拟古文学。万历初年,虽有归有光、徐渭、汤显祖等人表示了某种程度的不满,而不足以动摇拟古文学的地位。袁宗道著 《论文》,抨击了这种 “剽窃成风,众口一响”的文学现象,实际上打响了新文学运动的第一枪。袁宏道继起,以他的雄伟力量,大刀阔斧地讨伐拟古文学,提出了新文学的纲领。第一,反对模拟古人,认为拟古文学没有生命力,说是 “强为大声壮语,千篇一律”,“今之文不传矣”。斥责拟古文人是“粪里嚼查,顺口接屁”,没有出息,而应该是 “见从己出,不曾依傍半个古人,所以他顶天立地”。他把当时的文坛偶像王世贞斥为 “钝贼”,予以推倒,推崇徐渭为 “我朝第一诗人”,因为他“尽翻窠臼,自出手眼”。他论证了 “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趣,各穷其变”,因此“古何必高?今何必卑哉?”“世道改变,文亦因之; 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势也。”第二,提出了“独抒性灵”的新文学主张。这也是反模拟文学的必然结论。他说“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见《叙小修诗》)。写自己的真性情、真面貌,才有价值,“大抵物真则贵,真则我面不能同君面,而况古人面貌乎?”(见 《丘长孺》) 第三,推崇民间文学,向民间学习为求真之一途。他认为当时民间流行的俚曲俗歌,“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 《叙小修诗》)。他自己作诗,就“以 《打草竿》、《劈破玉》为诗”,“宁今宁俗”,走出一条自己的创作道路。这些以表现自己的真情为目的的文学思想,多少受了李贽《童心说》的影响,但更系统,更有力,更有针对性,更加理论化,起到了摧枯拉朽的廓清作用。钱谦益的如下评论是正确的:“万历中年,王、李之学盛行,黄茅白苇,弥望皆是。……中郎以通明之资,学禅于李龙湖,谈书论诗,横说竖说,心眼明而胆力放,于是乃昌言排击,大放厥辞。……中郎之论出,王、李之云雾一扫,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瀹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摹拟涂泽之病,其功伟矣!”《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 《袁稽勋宏道》)

　　袁宏道生前自己编定的集子有十数种,未编遗稿有两卷; 编集中 《广庄》为学术性专著,《瓶史》、《觞政》、《墨畦》为清玩小品专著,大体都可归入学术性类散文,文笔灵活清新;其余均为诗文结集。诗歌创作有各体诗1700余首,数量不算少,其诗总的特点是直抒胸臆,清新健美,流畅通达,气盛词富,时有佳作,不乏清辞丽句;少数诗也涉及对黑暗社会现实的揭露。宏道是明确地主张文学表现自我的古代作家,以佛学对抗儒学,诗文中大谈性命,以诗文为寄托,以山水为寄托,有意避开重大题材,不妨多谈身边琐事,这就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自己,作品缺乏重大内容,是其短处。明诗在唐人宋人之后,情和理已为前人占尽优势,难以有大发展,大成就,袁宏道也不能例外,虽然作过多种尝试和努力,希望独辟蹊径,开拓出新境界,诗歌创作却没有达到新的高峰。明代文学突出超过前人的是小说和戏剧,这在当时是非正宗文学,而袁宏道倒是意识到了的,他赞扬 《水浒传》比《史记》更为奇变,说过“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 《听朱生说水浒传》)的话;又称赞当时刚刚传抄流行的《金瓶梅》为奇书,讽刺艺术远胜于枚乘《七发》;又为汤显祖的四大传奇剧本 《牡丹亭》等刊刻流布,称为 《柳浪馆评刊四梦》(柳浪馆为袁氏别业名)。至于袁宏道的散文创作成就,一般论者都是肯定的,达到了新的高峰。他的散文作品,清新流美,条理畅达,挥洒自如,庄谐并出,极富特色,个性鲜明,因而卓然成家。散文中游记、尺牍,均为古典散文中的精品,妙语连篇,趣味盎然,引人入胜。宏道散文重视“趣”,说过:“世人所难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叙陈正甫会心集》)因此,他的游记不同于郦道元和柳宗元,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是作者自己的情和趣; 同时他又是写景的好手,刻画细腻,真切动人。游记文90余篇,文笔优美,都是佳作,如《满井游记》、《虎丘》、《晚游六桥待月记》、《观第五泄记》等,韵味深远,略无斧凿之痕,历来脍人口。尺牍280余篇,除少数应酬之作外,是他发抒情志和议论的一种重要载体,数十字的短札也能写得神气活现,如《江进之》:“序文佳甚。锦帆若无西施当不名,若无中郎当不重;若无文通之笔,则中郎又安得与西施千载为配,并垂不朽哉!一笑。”千字长文则发挥得淋漓酣畅,如《张幼于》。各类随笔杂文200余篇,题材多样,融知识与趣味于一体,如《畜促织》、《斗蛛》等篇,不单记述了一时风尚,也写得饶有意趣。袁宏道重视博物小识文章的创作,《觞政》是饮酒文化的第一本专著,《瓶史》是插花艺术的专著,流传入日本,给日本插花艺术以影响。人物传记也有佳作,《徐文长传》和《醉叟传》、《拙效传》,都写得精彩传神,优美耐读。

　　袁宏道的文学生涯,以他为代表的公安派文学运动,曾给明末清初的文坛带来一阵清新之风。衍生出“竟陵派”,以幽深孤峭的文风别开一面。从王思任、张岱、金圣叹到袁枚,都可以看到公安、竟陵文学的影响。清乾隆朝,复古文学再占优势,公安三袁一体受到压制,文集受禁,流传不广。《明史·艺文志》袁宏道传攻击他“主性录,尚妙悟”为浅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公安派不根于学问,其意相同。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末尾谈到他的儿子纪汝佶作文章“遂误从公安、竟陵两派入”,是不走正道。也正是四库馆臣的门户之见,把袁宏道诗《宋帝六陵》和尺牍 《答蹇督抚》中骂蒙古人的话视为“悖谬语”,将三袁文集列为禁书,真是莫须有的罪名。现代的读者不妨将袁宏道文集和桐城派文章对看,袁集中是一个活泼泼的袁中郎其人,而桐城文家则鲜能予人以强烈印象,哪怕后者的文章更老练、更有章法,却显得土头灰脸。郁达夫在《重印袁中郎全集序》中说:“世风尽可以改易,好尚也可以移变,然而人的性灵,却始终是不能泯灭的。袁中郎的诗文,虽在现代,还有翻印的价值者,理由就在这里。”袁宏道尽管有其弱点,仍不失为明代一位杰出的文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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