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儒家纲常“忠孝节义”为钦定意识形态的古代社会，篡逆为最大首恶，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曹丕进而篡汉立国，悖理儒家纲常自然是十恶不赦，故而千年以来曹操多以白脸奸臣示人，但抛开意识形态而论，由曹操而始的这种篡位强人现象却值得探讨。

　　对于曹魏因儒家伦理作祟，后世多事贬大于褒，但对于曹魏的定论，个人觉得《宋书武帝本纪》序言部分十分得当：

　　——“汉室载祀四百，比祚隆周，汉末失鹿，四海横溃，而民心系刘氏，黎圆黔首未有迁奉之心。魏武直以兵威才略服众，夷凶剪暴，诛内清外，功格寰宇，故能坐移天历，鼎运虽改，而民未忘汉，及魏室衰孤，司马晋籍宰辅之柄，因曹魏皇族之微，三代世擅重权，用基于王业，是故曹魏务其实而司马晋得其果也”

　　西晋陈寿作《三国志》以西晋为正统，以春秋笔法作史，对魏蜀吴三家尽量做到客观公允，在对曹魏的评述中也多有贬损和嘲讽，但对曹操却不失溢美之词：“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自东汉以来的大庄园主经济直接造成了土地兼并，士族有弥望之田，而贫者无立锥之地，东汉形成了庞大的流民直接导致了黄巾之乱，而谁能获得流民支持谁就能成王霸之业，第一个有此清醒认识的人便是曹操，曹操首开屯田之策，不但迅速扩展了军力，且大得民心，这与那些饥则虏掠，饱则弃余的草莽军阀的本质区别，屯田制虽被后世诟病多多，认为其让农民，士兵形同“农奴”但不能否认在汉末大混战之后，屯田制确实安抚了流民，恢复了社会生产，屯田制也成为曹操能迅速壮大的经济基础。而对于挟制汉献帝一事，自然是“乱臣贼子”但也可换一个角度来看，权臣强人之路有进无退，走到此种地步的人不称帝，难道还有第二条路?假设曹丕不愿背一个篡位的骂名而保留献帝，曹丕也可以将献帝及汉庭作为象征设置于洛阳，让献帝及刘姓皇族像战国时期的周天子一样安守百里王畿，而将丞相府等军政实权系统设置于许昌.

　　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国可能会出现一个类似于一千年后日本幕府一样的格局，作为讨夷大将军的德川家康将幕府行政机构设于江户，而将作为虚君的天皇安置于京都，曹氏也可能像德川家族一般长期掌权，可惜这只是空想，凡掌神器者都是将自己置于了众矢之地，一旦到了功高震主的地步也就没有了退路，不想当皇帝都难，否则祸连子孙，霍光和多尔衮便是明证，霍光先后废立三帝却恪守臣道没有僭越称帝，结果死后被汉室夷族，多尔衮死后被顺治挫骨扬灰，也可以想象假如曹操真的大政奉还给汉庭，死后曹氏会是什么结局。而正史记载，献帝逊位后安享荣华直到魏明帝时，享年57岁，得以善终.

　　对于一个末代罹乱君主而言，已是最好的结局，东汉历经恒灵乱政到董卓进京时事实上已经灭亡，曹操以一己之力保得汉庭延续已是功德，且曹氏历尽杀伐统一北中国，得国堂堂正正，称帝犹如辛勤耕耘后采摘的果实，不存在篡位之说。且曹氏对逊帝仁至义尽，《后汉书》载，曹丕封献帝为山阳公，封国内任用天子依仗，上书不称臣，已是最大恩典，文学作品严重丑化了曹魏，后世比曹丕心狠手辣的权臣比比皆是，刘欲杀晋废帝司马德文，高洋杀北魏废帝，宇文泰残杀西魏皇族，杨坚诛杀北周皇族婴孩不免，军阀朱温屠杀唐朝皇裔，满清不留朱明前朝余脉，即使仁义的赵匡胤也在黄袍加身后鸩杀了19岁的柴氏废帝，与后世相比曹丕简直是圣人。

　　曹操实际上开启了中国强人政治的先河，由宰辅兵权主掌朝局，加九锡，僭越称王，然后“禅让”称帝几乎是篡位的固定公式，王莽篡汉是借出色的“演技”与兵戈杀伐而夺天下的曹操不可同日而语，曹操树立了一个强人样板，这种强人形式并不是手绾大权，一手遮天，作威作福的权臣奸逆，而是指雄才大略，定鼎天下的乾坤巨擎，前种类型如东汉“跋扈将军”梁冀，虽权势熏天，却遗臭万年，只能算作“权奸”，而曹操类的强人虽争议多多，却是功勋齐天，为后人称颂，后世有如“魏武再生”的如桓温，刘裕，东晋时恒温三次北伐，灭成汉及鲜卑南燕，刘裕三次北伐先后灭慕容氏后燕，羌人南凉及赫连勃勃大夏国，并成功光复长安洛阳，“手提两京换天子”辛弃疾的词“人道是寄奴曾住，遥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佛狸祠下一片神鸦鼓，”便是哀叹南宋再无刘裕一类可力挽狂澜的豪杰。后世长孙无忌称赞太宗皇帝也是“神类魏武”，在兵戈乱世，神州陆沉，天地倒悬时期盼的也是此种强人，而非那些恪守君臣伦理的腐儒之辈。

　　秦汉到隋唐之间，常有强人政治出现甚至于强人篡位创立新朝，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司马炎，萧道成，萧衍，宇文泰，高洋，包括隋文帝杨坚，政权的转移往往只是中央执政者的改变，一般老百姓一睁眼，忽然有了新皇帝，这种由权臣篡位改变改成的朝代，权臣一个个如同“寄居蟹”先蚀空了养分，然后鸠占鹊巢，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你方唱拜我登场，建立的多是短命王朝，与鼎移革新，万象轮转，顺天承运没半点关系，国祚不会长久，老百姓受到的惊扰倒也不算多，这样的改朝换代往往只在中央换一些新人，换汤不换药。

　　其中有些人可以感受到老百姓的疾苦和需求，有些人却只因为人在权力中心，恰逢其时，顺手牵羊窃取了政权，并没有改变僵化的中央政权的意愿，而两宋以降，篡窃现象完全绝迹，无论权力核心如何腐败和无效，却没有强人取而代之，此种情况出现有一部分是因为两宋以后，君臣伦理的思想变成了儒家正宗，一般科举出身的士大夫不再感冒天下之大不韪改天换日，只有老百姓实在穷而无告，才会铤而走险，斩木为兵，揭竿而起，造成巨大民变，明末，清末的动乱皆由此起。

　　清末太平天国声势浩大，湘军以地主士大夫力量崛起于民间，居然一举平定大乱，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些人，明知满清腐败透顶，无可救药，却不敢取而代之，只能明知不可为而为，充当“裱糊匠”。清末民间处处有维新立宪改革的呼声，可高官疆臣们都不敢有胁迫清廷改变的行为，甚至义和团运动时，“庚子国变”的罪魁祸首慈禧太后已经逃到西安，东南张之洞，刘坤一等封疆大吏敢于提出东南互保，却不敢要求慈禧释放光绪，另外组建一个可以进行维新改革的朝廷，可见当意识形态成为钦定正宗时，拘束人心的力量有多么的强大。

　　试想当年官至五省总督，坐断江南，提调一切军政要务的曾国藩若有曹操一星半点的见识和胆略，提兵北上，与朝内的肃顺，恭亲王等结成同盟，实行“兵谏”抬出“祖制”这个尚方宝剑，料想西太后慈禧不敢造次，必然大政奉还，那时虽是满人朝廷，却不会出现女主垂帘听政的政局，亦能将国家安于磐石之上，老百姓也可少受点罪，而汉人推行洋务，则无半点掣肘，天地为之一变也不无可能，可惜曾李左等人皆囿于君臣伦理小节，而无国家民族大义，百年之后盖棺定论，他们绝对是爱新觉罗的忠臣，却不是推动历史的强人。儒家纲常伦理磨掉了中国人的血气，再无顶天立地的强人，而只有忠顺的奴才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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