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发

　　站在明熹宗朱由校的立场上看1620年，这个15岁少年感觉颇为无助。七月二十一日，祖父死;九月初一，年仅39岁的父亲明光宗在乾清宫去世，在位时间才一个月。父亲的去世是与一大堆泻药以及成分不明的“红丸”联系在一起的，先是卧床不起，司礼监秉笔兼掌御药房太监进泻药，父亲吃了，一昼夜腹泻三四十次，然后是鸿胪寺丞进“红丸”，两天后父亲就猝然离世了。朱由校如履薄冰地上台，在父亲尸骨未寒的时刻即皇帝位，成为只有七年执政生涯的过渡皇帝。毫无疑问，1620年绝对是一个疑窦丛生却又含义丰富的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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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年接下来的时间，朱由校开始为如何处理自己和母亲的关系而纠结。按祖制，选侍李氏也就是朱由校的母亲此时必须搬出乾清宫，以为新皇帝朱由校腾位。但李选侍拒绝这样做，她的身后，晃动着宦官魏忠贤的身影。在最高权力的取舍上，此二人似乎结成了战略同盟，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隐秘奋斗。

　　九月初二，明光宗死后第二天，都给事中杨涟上疏反对李氏继续居于乾清宫，同时这位声名显赫的官员还弹劾李选侍对朱由校无礼，声称不可将朱由校托付给她。御史左光斗也上疏表明了李选侍不能继续待在乾清宫的理由：“内廷的乾清宫，如同外廷皇极殿，只有皇帝和皇后才能居住于此，其余嫔妃都不可于此居住……”

　　1620年由此变得剑拔弩张，权力的基点在乾清宫内外游离，杨涟、左光斗等士大夫开始为一种秩序的重新归位，与李选侍还有魏忠贤进行着较量。三天之后，形势明朗，李选侍移居哕鸾宫，朱由校搬进乾清宫，1620年的秩序得到了维护。但是没有人知道，这只是开始，不是结束。因为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魏忠贤继续发力，让杨涟、左光斗等士大夫付出了沉重代价。当然，这是后话。

　　1620年，巡按直隶御史易应昌上疏发表“盛世危言”，说今日国事最危险的有以下三件：第一，天下之兵未可恃。征兵征不上来，应征的却又逃走;调兵调不到位，勉强到位却又逃走，只因“兵饷甚缺”。第二，天下之食未足恃。帝国之大，没一年不发生旱涝，没一地不发生旱涝。第三，天下民心不可恃。各地士兵逃亡、哗变事件接连不断;饥民蜂起，起义此起彼伏……易应昌感叹，帝国国势，真真堪忧了。

　　在接下来的七年时间里，帝国且战且退，天启年代没有亮起启明星—

　　天启元年(1621年)，后金攻克沈阳和辽阳，明经略袁应泰自杀身亡;

　　天启二年，广宁失守，与此同时，河套蒙古入侵延安、黄花峪等处，深入帝国境内600里地，杀掳数万人;

　　天启三年，黄河决口，睢阳、徐州、邳州一带方圆150里以内悉成平地;同年七月三日，工科给事警告：兵饷问题不解决，帝国将有倾覆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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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启七年五月十一日，后金兵围锦州;二十八日，分兵再攻宁远城。朱由校在历史的大困局中首鼠两端，茫茫然不知所措。这一年，距离明帝国的覆灭还有17年时间，但这17年不属于朱由校，而是属于他的兄弟朱由检—崇祯皇帝，因为三个月后，23岁的朱由校与世长辞了。

　　朱由校死于青春，而他身后的帝国则在黄昏中行将就木。

　　脸谱

　　现在，我们重新回过头来看看朱由校的那张脸。他坐在龙椅之上，看上去如此年轻，只是屁股决定脑袋，什么样的位置决定了什么样的人际关系—这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和魏忠贤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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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历十七年(1589年)，当河间府肃宁县的一个市井无赖李进忠被选入宫中，成为一个打杂的小伙计时，他不知道，在此后的岁月里，自己竟然有能力深刻地影响帝国政局。朱由校成为他的铁杆玩伴。这个后来更名为魏忠贤的人引导皇帝极尽声色犬马之好，他自己却包揽政事，成为帝国的一个符号人物。他们二人的关系，那是纠结而缠绵啊。

　　朱由校刚即位，便赐魏忠贤世荫的荣耀，荫封他的兄弟魏钊为锦衣卫千户，这是魏忠贤发达的开始。不过很多人看不透这一点，比如御史周宗建。天启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周宗建上疏弹劾魏忠贤结党营私，准备将其一网打尽，没想到朱由校站在魏忠贤一边，诏夺周宗建俸禄三个月，以示惩戒。

　　看不透魏忠贤分量的人除了周宗建还有杨涟。天启四年六月初一，左副都御史杨涟向皇帝揭发魏忠贤的二十四大罪，称“大小臣工，皆知有忠贤，不知有皇上，乞正法以快神人之愤”。朱由校严厉批评杨涟的“虚妄”之语，以之为对魏忠贤的慰藉和支持。杨涟受批评后，帝国官场掀起了一阵反魏风，有70多名高级官员上疏弹劾魏忠贤不法。但是很遗憾，这些上疏弹劾的人统统受到朱由校的严词切责。魏忠贤在皇帝心目中的分量，是沉甸甸的。

　　天启六年，魏忠贤在帝国的威望到达顶点。这一年，他的生祠遍天下。这一发端于浙江杭州的兴建魏忠贤生祠运动得到了皇帝的极大支持。朱由校赐名西湖的魏忠贤生祠为“普德”，还令杭州卫百户守祠。由此，花费数万到数十万的魏忠贤生祠在全国各地出现。都城内外，祠宇一时相望。监生陆万龄甚至提议在国子监建造魏忠贤生祠，给出的理由是：“孔子作《春秋》，忠贤作《要典》，孔子诛少正卯，忠贤诛东林，宜建祠国学西，与先圣并尊。”这是把魏忠贤抬到孔子的地位上了。甚至连袁崇焕也为魏忠贤建生祠，成为帝国信仰迷失的新鲜注脚。由此可见，朱由校对魏忠贤的关爱到了何种程度。

　　我们再来看看魏忠贤的职位。他是司礼太监和提督东厂太监，但很显然朱由校认为还不够，不仅进其上公，加恩三等，还赐魏忠贤“顾命元臣”的印鉴，准其享有九千岁的称呼，并默许百官对魏忠贤的雕像行五拜三稽首之礼。这是朱由校在礼仪层面上的突破，在帝国的秩序体系中，此前从未有过这样的突破。甚至朱由校还放弃他的最高权力，在忙于木匠活的时候让魏忠贤自由裁量政务。由此，在万历年间神宗的怠政中，天启年间熹宗又加了乱政的方子。杨涟等重臣纷纷去职，东林党人惨遭杀戮—朝局正邪全面失衡，帝国的崩溃呈现了不可遏止的姿态。这其中，朱由校未能处理好他与魏忠贤的关系是重要原因。

　　甚至在去世之前，朱由校还交代继任者崇祯皇帝要善待魏忠贤。虽然崇祯杀伐决断，未让魏忠贤继续苟活人间，但一切为时已晚，魏忠贤遗留下的所有破坏性效应在帝国最后17年一览无遗并得以总爆发。究其原因，实在是天启年间朱由校犯下的错。朱由校漠视权力与秩序的后果，在他与魏忠贤的关系上清晰而全面地显现出来，这是他呈现给世人的第一张脸谱。

　　朱由校留给世人的第二张脸则是温情或者说仁慈。天启二年五月，他为张居正平反。他赞同户部左侍郎等人为张居正所列的20项功绩，认为张居正在治理帝国方面的确“功不可泯”，所以为其平反昭雪，并给予祭葬—这是朱由校对祖父万历皇帝的一次反动，也是对历史真相的一次探究与致敬。他的脚步不止于此，而是走得更远，走到了建文时代。同年六月初二，皇帝下旨，称“方孝孺忠节持著，既有遗胤，准与练子宁一体恤录”。此前方孝孺的十世孙来京为延续一线血脉“伏阙上书”，朱由校一切从实际出发，抚恤方孝孺遗嗣，为历史留下一个温情的注脚，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漠视权力与秩序的独特个性。在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上，朱由校这样的个性则为其带来生前身后的美誉—皇帝的形象开始变得丰满起来。

　　朱由校留给世人的第三张脸是寂寞。他是著名的“木匠皇帝”，在斧头与木头之间，竭尽所能地寻找自己的精神寄托。这实际上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他漠视权力与秩序的个性。从正德到万历再到天启，游历皇帝、练丹皇帝、木匠皇帝的身份转变似乎说明了帝国最后几个皇帝都是蛮有个性的，但最寂寞的主儿无疑是天启。国事不可为，不是他不愿意为，而是历史的因果关系重重叠叠，留给他操作或者说突围的空间几乎等于零了。后金在辽东攻势凌厉，帝国为军饷问题饮鸩止渴，种种作为可以说是自掘坟墓。王恭厂的大爆炸像极了王朝唱晚时的警钟，龙椅在大爆炸中倒塌，作为皇帝的他急逃到交泰殿躲避。这份狼狈，不是末世的征兆是什么?或许这一切，朱由校早已经心知肚明，所以让争权的人去争权，让魏忠贤和杨涟们在困局中去有所作为吧，他是知其不可为而不为之，或者说是在另一个领域有所作为，比如干木匠活。这份聪明似乎是皇帝难得糊涂的真切写照，却无人懂他。若干年后，当他的弟弟崇祯皇帝在最后的历史困局中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最终徒呼奈何时，或许朱由校那张寂寞的脸才被反衬得格外清晰，令人印象深刻吧。

　　朱由校留给世人的第四张脸是天真。这位年轻的皇帝相信风水学，相信一切都是因果轮回，而人定可以胜天。天启二年，皇帝干了一件事，把位于北京西南大房山系九龙山附近的努尔哈赤的祖坟给挖了，金国帝王陵寑毁于一旦。朱由校这么做目的只有一个，泄其“王气”，断其龙脉，阻止后金上位。天真的皇帝在堪舆师引导下，将革命进行到底，不仅挖了努尔哈赤祖坟，还将其太祖完颜阿骨打的睿陵也给破坏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皋塔”。“皋塔”是纪念南宋抗金名将牛皋的，它之所以建在睿陵原址，是取“气死金兀术，笑死牛皋”之意。皇帝天真到了迷信的程度，迷信到了意淫的程度，也算是千古奇观了。

　　朱由校留给世人的这几张脸展示了他不同的性格层面，也展示了他对这个世道的态度与应对能力。很显然，这不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因为帝国已漏洞多多，补钉打不胜打。要不是天启六年袁崇焕在宁远之战中阻击了努尔哈赤的13万精兵，朱由校很可能守不住原本就非固若金汤的山海关—那是帝国最具象征性的篱笆了。朱由校实在很幸运，未将最后的决战留给自己，而是留给了他的继任者。

　　倒下

　　帝国的崩溃说到底是人事的崩溃、人才的崩溃。天启年代和万历年代一样，配角比主角更有戏，杨涟们的倒下也比皇帝的倒下更加动人心魄。那才是一场悲剧，真正的悲剧。当士大夫精神的缺失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时，说实话，皇帝的作用便显得可有可无了—他退化成一个符号，风干在末世王朝的晚风中，于事无补也于世无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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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涟是一个标签，昭示着帝国的世道人心。这个万历三十五年的进士是东林党的后起之秀，以追随顾宪成的风骨而自励。这或许可以解释他为什么会在天启四年六月上疏弹劾魏忠贤的二十四大罪。当然，四个月后，杨涟付出了代价—他被开除公职，并在第二年三月下狱，遭受严刑拷打。锦衣卫动用了很多酷刑，他死时“土囊压身，铁钉贯耳”，情状惨不忍睹。

　　河北人赵南星在民间有很高的声望，魏忠贤最初也不想与他为敌，而是试图拉拢利用他。魏忠贤派自己的外甥去拜见赵南星，赵南星却拒而不见。赵南星以整齐天下为己任，曾告诫魏忠贤说：“主上冲龄，我辈内外臣子宜各努力为善。”由此遭到魏忠贤的打击报复。天启四年，赵南星被发配代州，三年后死于流放地。继杨涟之后，又一帝国的风骨轰然倒下。

　　桐城人左光斗，万历三十五年进士，天启四年拜左佥都御史，因与杨涟共同弹劾魏忠贤，又和高攀龙一起揭发御史崔呈秀贪污之事而被削籍，天启四年十月下狱，五年八月在狱中去世。左光斗生前与杨涟两人为朝局着力深巨，朝野并称其“杨左”。

　　事实上，东林党人在天启年间的集体凋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它是正邪之争的必然结果。皇帝既然是非典型皇帝，以避世不争为人生趣味，朝局自然邪气盛行，正气难存。魏忠贤的追随者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之说。“五虎”为文职，包括工部尚书兼左都御史崔呈秀等五人;“五彪”为武职，包括左都督田尔耕等五人;而“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也是各有其人。他们反映了一个王朝的阿附气味和彷徨品质。天启五年十二月，御史卢承钦为了取悦魏忠贤，仿《点将录》造东林党人关系图，由此一轮新的打击呼之欲出。

　　这样的打击不仅仅体现在器物层面，也体现在精神层面上。书院被毁，东林党人被先后削籍—帝国在精神层面上集体走向沉沦，终致万劫不复。

　　天启六年正月，书生袁崇焕在宁远之战中发炮击伤努尔哈赤，此举意外地改变了帝国垂直向下的走向，病入膏肓的帝国这才获得一次场外休息的残喘机会。紧接着是第二年夏天，皇帝在西苑乘船游玩时意外落水，虽然没有马上毙命，但仿佛是在证明帝国底气虚弱得可以，随时可能自己打败自己，死亡只是时间问题罢了。而朱由校也果然不争气，竟挺不过天启七年的夏天。八月二十二日，朱由校辞世。死前，他对三个人做出评价：弟弟朱由检为“尧舜”，暗示其可以继位;评价太监王体乾“勤练”;评价魏忠贤“忠诚”。这样的评价，可谓出人意料。而《明史》在若干年后则对当事人朱由校做出评价，称他“在位七年，妇寺窃权，滥赏淫刑，忠良惨祸，亿兆离心，虽欲不亡，何可得哉”!

　　如此，在相互评价当中，历史不动声色地完成了它的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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