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纮年轻时游学京都，曾曾跟博士韩宗学习易经和欧阳尚书，又到外黄跟濮阳闿学习韩诗、礼记和左氏春秋，后回到本郡，被荐举为茂才，当时大将军何进、太尉朱儁、司空荀爽辟他为掾，他都拒绝应召， 避乱来到江东。孙策创建基业时，张纮便投靠了孙策。孙策上表任他为正议校尉，后跟随孙策征伐丹杨。孙策亲临战斗前线，张纮劝谏说：“主将是筹谋划策的角色，三军命运全依托于他，不可轻率行动，亲身与区区小寇对阵相斗。希望您能珍重上天授予您的才干，符合天下的愿望，不要让全国上下为您的安危而担心受吓。”
建安四年(199年)，孙策因之前在寿春会见马日磾时被中原士大夫说江东没有博学之士便想派遣虞翻前往朝廷用才华折服中原人士，但是被虞翻拒绝，于是孙策便换派张纮奉献奏章到许昌，被留在那里担任侍御史。少府孔融等都和他亲近友善。曹操听说孙策去世，打算趁江东举丧期间进行征伐，张纮对他进行劝谏，认为乘人丧事而用兵，既有违传统的道义，如果攻而不胜，还会使两方结仇而丢弃往日盟好，不如借此机会厚待江东。曹操听取了他的意见，当即上表任孙权为讨虏将军，兼会稽太守。曹操想让张纮劝引孙权归降，外任张纮为会稽东部都尉。陈琳著有《武库赋》，张纮读后写信称赞陈琳的文才。陈琳却说与张纮及张昭两人相比，是小巫见大巫。孙权刚刚统事时，正当盛年，吴夫人以外部多难，深怀忧虑劳苦，多次感谢张紘，嘱咐他们的辅助之义。张紘立即上书答谢，思索的唯有补过误。每当有秘密的计谋，与四方结交，经常由张紘和张昭负责起草。张紘以孙坚击破董卓，扶持汉室的功劳和孙策平定江东，建立大业写了一篇铭记颂扬。写完后呈给孙权，孙权阅读悲痛伤感,说：“君真了解我家的经历啊。”孙权对群臣大多直接称呼其字，唯独称呼张昭为张公，称张纮为东部，可见孙权对二人的器重。
建安十三年(208年)，孙权任命张纮为长史，随军征讨合肥。孙权率领轻骑准备亲自前往突击敌人，张纮劝谏说：“兵器即是凶器，战争即是凶险。现如今您依恃旺盛雄壮的气势，轻视强大凶暴的敌人，三军将士，无不寒心，虽说斩敌将夺敌旗，威震敌军，但这只是偏将的责任，而不是主帅所干的事情。希望您抑制住孟贲、夏育那样的勇猛鲁莽，胸怀成为王霸的大计。”孙权接受了他的建议而放弃了行动。回师后，第二年孙权准备再次出兵，张纮又劝谏说：“自古以来帝王是承受天命的君主，虽有皇灵辅佑在上，文德传扬于下，也要依靠武功来昭其勋绩。然而武功贵在因时而取，然后才建树威势。如今您正遭遇汉家四百年未有之厄运，有扶助危难之功业，理当暂且隐伏偃息军队，广泛开垦农耕，任贤使能，务须崇尚宽和仁惠政策，顺应天命来施行诛讨，这样就可以不劳师动众而天下平定。”于是孙权便停止了军事行动。
张纮建议应当离开吴郡移都秣陵，孙权依从其说。孙权让张纮回吴郡接来家眷，走在半路上张纮病逝。临死前，他授意儿子张靖给孙权留下书笺说：“自古以来有国有家之人，都想修治德政来兴隆盛世，至于他们的治理，大多没有理想的结果。并非没有忠臣良将相辅佐，不是不明白治国的根本，而是由于君主不能克服自己的好恶情感，不善于听取意见。人之常情是畏难趋易，喜好相同的意见而讨厌不同的意见，这与治世法则正好相反。《易传》有言‘从善如登山，学坏如崩山’，是说学好不容易。君主继承数代相传的基业，凭借自然的趋势，掌握着驾御群臣的八柄权威，乐于做好做的事、听好听的话，无须向他人索求什么，而忠臣心怀难于进用的治国之术，说出逆耳的忠言，两者不能相互合意，不也是理所当然吗?不合就会产生隔阂，巧言令色之人便乘虚而入，君主就会被假忠迷惑眼睛，贪恋小人的恩爱，于是贤愚混杂，长幼失序，这些情况产生的原因，是人情关系扰乱了正常的统治秩序。故此圣明的君主醒悟到这一点，如饥似渴地寻求贤才，不厌其烦地接受忠谏，克制感情、减抑情欲，为了道义而割舍恩爱，在上者无偏颇错误的任命，在下者也就绝了非分之念。您应当加以三思，忍受辱垢、掩藏锋芒，以成就仁义泽被天下的大业。”张纮卒年六十。孙权看了他的遗书涕泣交流。张纮著有诗赋铭诔十多篇。
罗斯·奥古斯特·奥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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