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8月，弗兰克一家躲藏在阿姆斯特丹王子运河附近的一栋建筑中，不幸被纳粹发现。自那以后，人们对于他们一家是如何被发现的一事进行了许多正式的研究与讨论。在此之前，有人认为是安·范戴克(Ans van Dijk)的出卖使得弗兰克一家暴露。1948年，安·范戴克曾承认自己与纳粹合作，帮助纳粹逮捕了145人，其中包括她的兄弟和家人。二战结束后，安·范戴克被予以处决。但是，安妮之家博物馆和研究中心认为，虽然警方进行了细致的调查，博物馆自身也进行了大量研究，但是，此事仍然无法得出确切的结论。
如今，一本新书发现了最新证据。这本书的作者是吉拉德·克雷摩(Gerard Kremer)，他已70岁高龄，他的父亲老克雷摩曾是荷兰抵抗军成员，并认识安·范戴克，老克雷摩已于1978年去世。这本书中说，他曾在王子运河后阿姆斯特丹西教堂的办公室担任看门人。在荷兰被纳粹占领期间，这栋建筑的两层楼曾被德国当局和荷兰纳粹组织“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征用。
1943年复活节，安·范戴克被纳粹情报组织保安局逮捕之后，开始乔装打扮，频繁出入这栋建筑。老克雷默注意到，她还曾使用过被征用的办公室里的电话。1944年8月初，克雷默听到安·范戴克在纳粹办公室中参与讨论关于王子运河的事情。而当时，弗兰克一家就藏在那里。8月4日，弗兰克一家被逮捕，安·范戴克据说也离开了荷兰，去了海牙。
安妮曾和她的父亲奥托、母亲伊迪丝、姐姐玛格一起躲藏在运河旁边仓库的阁楼中，在那里呆了整整两年。这位15岁的小女孩遭到逮捕之后，被纳粹送到了韦斯特博克中转营，之后又被运往奥斯维辛集中营，最后被送至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1945年2月，由于斑疹伤寒，安妮最终在这里去世。二战结束之后，她的日记被公开出版。这本日记中记录了1942年到1944年之间安妮一家的故事。
安妮之家的一位发言人说，该博物馆目前正与《秘密阁楼的幕后》一书的作者联系，但目前并没有能够证明安·范戴克与此事有关的确切证据。“我们认为，吉拉德·克雷摩是根据自己所记得和听到的东西，怀念自己的父母。2016年，安妮之家便针对安妮一家以及其他一起躲藏在秘密阁楼的四人被捕一事进行了研究。在当时的研究中，安·范戴克被列为可能的背叛者，但我们并没有发现支撑这项结论以及其他结论的证据。”
该书出版社发言人西蒙(Simone van Hoof)表示：“我们无法确定这百分之百就是最后的答案，但是我们认为，这是谜团的一部分，或许这可以帮助人们去解开这个谜。”
2017年，一位FBI探员回顾了之前的悬案，他曾参与调查1944年弗兰克一家被盖世太保发现一事。在过去十年间，相关的调查技术在不断地发展进步。文斯(Vince Pankoke)带领着由19位法庭专家所组成的团队，运用包括大数据在内的先进技术，针对这一问题展开调查研究。西蒙说道，文斯所带领的团队正在检验这本书中的说法。
2010年，报纸《Het Parool》的前任总编Sytze van der Zee曾出版了一本书。这本书中提到，安·范戴克的许多受害人都居住在王子运河附近。
大卫·巴诺(David Barnouw)是荷兰研究所的一位荣誉研究员，专门研究战争、大屠杀以及种族灭绝，他对这本书中的内容持保留态度。他认为，弗兰克一家被发现可能仅仅是偶然而已。巴诺对荷兰《民众报》(De Volkskrant)说，关于安·范戴克是出卖者的论断缺少确切证据，“我想知道我们是否看到过确切的证据。我认为我们现在无法确定到底是谁出卖了安妮一家。”
二战结束之后，安·范戴克搬到了海牙。1945年6月20日，她在朋友家中被捕。两年之后，她被以叛国的罪名起诉，并被带到了阿姆斯特丹的特设法庭。在这里，她承认了自己所有的罪行，因而被判处死刑。她曾经试图上诉，企图获得减刑，理由是她当年之所以那样做完全是出于求生的目的，但上诉并未成功。1948年1月，她在阿姆斯特丹被行刑队处决。在被处决前夕，她改信了罗马天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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